第三十二章 埃以和约

埃以和约终签字，褒贬臧否任评说； 彻底和平犹遥远，干戈终须化玉帛。

“十月战争”结束了，埃及人民的贫困和国家经济困难重新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萨达特继承下来的经济混乱情况尚未调整好。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不满情绪普遍出现，尤其是对食品价格不满。萨达特从未像今天这样认识到， 国家的资源不能再用于战争，而必须用于疲惫的经济。

正好在“十月战争”前，萨达特曾向以色列提出过和平建议。1970 年 10 月，他当上总统不久，曾不顾许多埃及高级官员的劝告，拒绝重新对以色列发动消耗战。

11 月，作为罗杰斯计划的一部分的埃以停火行将期满，萨达特又把停火

时间延长了 90 天。

1971 年 2 月，延长期快到了。虽然他上任刚 3 个多月，但他感到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愿意同以色列媾和的。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倡议”。倡议中，他以向以色列提供和平和安全为条件，换取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

一个阿拉伯国家元首敢于提出同以色列媾和的建议，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个建议赢得世界范围的赞许，埃及人民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对萨达特这一倡议视为非常积极的步骤而予以欢迎。不幸的是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想法却不一样。梅厄夫人不愿放弃西奈任何一寸土地而拒绝考虑萨达特的建议，甚至公开指责罗杰斯竟敢把这一建议向她提出来。于是萨达特得出结论：梅厄政府没有和平愿望。倘若美国向以色列施加更多的压力，使其认真严肃地考虑这一和平倡议，那么，以色列为之付出巨额代价的 1973 年的“十月战争”就可能不会发生。

“十月战争”之后，亨利·基辛格取代了罗杰斯任国务卿。他会见了萨达特，并同萨达特一道着手从事一项他们称之为“和平进程”的工作。两人立即建立了密切关系。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十月战争后我们所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定是一个宝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使局势得到解决或者使其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方面和许多尝试。这是一个千头万绪的问题，问题的各个方面随时都可以燃烧起来，以便一切重新开始。

“也许，历史学家的缺点是他们太悲观了，因为他们只注意这幅画上黑色的、鲜血淋漓的一面，看不到缓慢地、悄悄地取得的许多成就。

“我想起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韦尔·杜兰特的一句话，他说：历史是一条在两岸之间流过的长河，河道里漂浮着尸体，出现了呼喊声、烈火、浓烟和眼泪，历史学家注视着河道，却忘记了两岸建成了农场、工厂、学校和博物馆。但是，当人们处于事件中心或事件的发源地时，就不能清楚地看到他周围的事物，不知道是他在推动事物，还是他随着事物运动。

“基辛格说过：统治者就是坐在历史这辆汽车的方向盘前面的人，他既开动汽车，又随汽车而动。基辛格还在他的一本书中说过：政治家是命运的一个工具。

“但是，这后一种观点的缺陷是使政治家或统治者失去自己的个性，失

去他的人民和他的环境的特点，脱离总的历史。

“这样做是恰当的：在埃及、阿拉伯东方以及全世界历史的这一段时期， 我稍微停留一下。我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回头看看我的后边，看一看我们原来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今后走向哪里？我不佯称我对所有事情都掌握主动权，也没有一个人自诩能够这样。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突然，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变换了。继杜勒斯， 上来了罗杰斯，在罗杰斯之后，又来了基辛格。把这 3 个人比较一下，在我们看来，基辛格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最善于理解问题，因此也最能取得成功⋯⋯

“那些对基辛格感兴趣的人，正注视着他不久前的记录：他怎样尝试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美国同俄国之间、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和解，缩小越南战争，撤出美国军队，把美国从一场民族灾难和一次内部的大分裂中拯救出来，并与参加巴黎和谈的越南谈判者分享诺贝尔和平奖金。”

“至于我对基辛格博士的看法，那就是，他是一个对历史进行了研究和长时间的考察，作过反复推敲，并把研究同政治结合起来的人。”萨达特说， “这不是说我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吻合的⋯⋯我同基辛格博士分歧很大，但是这种分歧很快就变成一些跨入其他一些互相谅解的领域的跳跃点。每个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和考虑其他一些观点而成为一个共同点。”

通过第一次接触彼此就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而且很快他们就以“亨利”和“安瓦尔”相称了。这位擅长于现实政治的基辛格很快地认识到，他正面对一位“务实”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的谈判策略不是在细节上争论不休，而是创造一种气氛，使你在心理上难以表示不同意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的第一部《白宫岁月》中说：“我不能讲，那时我已完全了解萨达特的内心世界。伟大的人物是少有的，因此人们必须逐渐深入理解他。”

基辛格穿梭于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搞了两个协议，一个在 1974 年，另一个在 1975 年，使驻扎在西奈的埃及和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但全面的和平进程，连同他那实行全面和平的希望，看来受到了阻碍。萨达特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决定采取一项戏剧性措施：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1967 年战争和以色列部队占领运河东岸后，这条国际水道一直关闭而未能通航。根据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军队已撤离运河一段距离，但运河区仍处在他们大炮的射程以内。尽管如此，萨达特还是抓住了时机。1975 年 6 月 5 日，他宣布运河开放。他乘坐埃及“十月六日”号驱逐舰通过运河，

并允许从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赛义德港 3 城市外逃的难民重返家园。对全世界来说，重新开放运河表明萨达特对中东的和平和正常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尽管萨达特和基辛格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以色列和美国忙于克服国内的困难，外交活动曾一度停滞不前。鉴于以色列在“十月战争”最初阶段那种“不堪一击”的表现，作为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受到了攻击，于 1974 年 4 月下台了。取代她的是伊扎克·拉宾。他曾任军队参谋长和驻华盛顿大使。拉宾领导着一个包括右翼利库德党成员的脆弱的内阁。他在政治上实在大软弱， 以致无法同埃及全面推进和平进程。

1977 年初，拉宾作为执政的工党领导人的职务由西蒙·佩雷斯取代。同

年 5 月，自成立以来一直控制着以色列政府的工党在大选中大败于利库德党。该党主张强硬路线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出任总理。这一情况在当时

被认为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事业的一大挫折。

贝京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3 年生于波兰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城（后划人苏联）。

1935 年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30 年代积极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l938 年成为贝塔青年运动波兰支部领导人。1939 年德军侵入华沙时，他逃往维尔纽斯，双亲和兄弟死在集中营里。1940 年因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苏联当局逮捕，1941 年获释，参加流亡的波兰军队。1942 年随部队开人巴勒斯坦。

1943 年参加武装组织“伊尔贡·兹瓦伊·卢米”，并任司令。1948 年以

色列国成立后，“伊尔贡”改组为自由党，他任党魁。迄 1967 年一直为议会中反对党领袖。

1967—1970 年参加民族联合政府，任不管部部长。1970 年任利库德集团

（全国自由联盟）主席。

1977 年 5 月利库德集团在全国选举中获胜，6 月贝京组阁，任总理。在

1967 年“六五战争”中以色列所占领土问题上，他以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闻

名。但后来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谈判，1979 年 3 月 26 日签署埃以和平条约。他和萨达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美国尼克松的下台以及杰拉尔德·福特这位临时总统的不稳定性，严重地破坏了基辛格在外交上作出的努力。然而萨达特并未气馁。1977 年 1 月吉米·卡特出任美国总统之后，萨达特决心同这位佐治亚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留给卡特这样的印象：他期望同以色列和平共处，而和平的内容应包括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完全承认以色列。萨达特还清楚地表明，他理解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因而任何一项和平协议都应包括严格的安全保证这一内容。

萨达特和卡特书信频繁。他们两人都笃信宗教，也都来自下层，彼此相互尊重和信赖。卡特懂得，可怕的心理上的隔阂，也就是憎恨和疑忌这堵高墙，把阿拉伯和以色列分隔开来。在一封信中，美国卡特总统对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剖析。如萨达特后来说的，那封信间接地促使他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再评价。萨达特认为，是探索一种新的方法的时候了。他的思想又回到被隔离的 54 号牢房。他在那牢房内发现，他有着其他一些人所不具备的东西：一种能使他的看法发生深刻变化的能力。他写道：“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他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

萨达特独自沿着尼罗河散步，他叼着烟斗，一再思索着阿拉伯和以色列问的各种问题。整整一个时代，阿拉伯人接受的教育是把以色列看作是一种禁忌之物，一个只在战场上交锋的实体。以色列也是抱着同样态度来看待阿拉伯人。萨达特思量着，这种态度是否就不能改变？这个互不信任的障碍物是否就无法拆除？

回到开罗后，萨达特继续思考。有一天，在朦朦胧胧的幻觉中，他似乎正在耶路撤冷阿克萨清真寺做祷告。柯克萨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座穆斯林圣殿。萨达特恍然大悟，他想，尽管埃及和以色列还处于交战状态， 他要对耶路撤冷进行一次私人访问，在以色列营地的中心面对着以色列人， 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

11 月，萨达特根据他的决定行，事了。他在人民议会上宣布，为了和平， 他愿意“到天涯海角”，甚至是以色列的会议大厅。

包括萨达特的朋友们在内的阿拉伯同胞们认为，萨达特这些话纯粹是神志不清的胡话，是在辩论最激烈时的失言。但他向他们保证说，他可是严肃认真的。以色列人同样被萨达特的话弄得目瞪口呆。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

11 月 17 日美国大使求见埃及总统，递交一份贝京总理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官方请帖。形象像冰河一样缓慢地移动多年之后，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

“我将去耶路撒冷城，”萨达特对那些怀疑论者说，“其他阿拉伯人也会接踵而至的。”11 月 19 日正当萨达特启程赴耶路撒冷之前，他的一位助手摇着头说：“此人如果不是疯子，那就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从运河区的阿布·舒威尔机场起飞后不到 40 分钟，萨达特便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着陆。新的篇章就要揭开了。向这位埃及总统伸出欢迎之手的是以色列政界中的名流：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戴着引人注目的黑眼罩的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邦和阿里尔·沙龙将军，沙龙将军曾在“十月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进行反击。

在前总理拉宾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我承认，当我站在等待萨达特总统飞机着陆的行列中时，我心中索绕

着一种奇特的感觉。诚然我参加过 1949 年同埃及的谈判，但后来发生的事件更加强我年轻时便有的想法：埃及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我任总理时，我们也曾尽一切努力去促进和平。可我不能说，我真的想到这位埃及国家领导人会这么早就公开地访问以色列，而且我们是以极其盛大和正式的礼仪来欢迎他。当飞机滑行到欢迎人群的地段时，机舱门开了，在机场等候的人们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但当萨达特总统出现在舱门，走向舷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达到我过去认为不可能的高度。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这是人们所要求的标志着新的时代的时刻。当以色列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尤其是当萨达特总统随着他的卫队检阅以色列三军仪仗队的时候，我仿佛进入了梦境。尽管我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仍似乎是十分难以相信的。”

第二天萨达特在阿克萨清真寺做完祷告，便到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议员听众们鸦雀无声，全神贯注。电视台对这件事作了实况广播。萨达特讲道： “你们愿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那么，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当时许多以色列人听了这番话都流下了眼泪。但他又坦率地对他的听众说：和平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以色列必须从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城，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他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作为交换，萨达特作出和平诺言，并同意提供“你们希望并接受的国际保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或其中某一个超级大国的保证⋯⋯以及你们接受的任何保证”。

“祝你们和平！”当他用这样一句阿拉伯语来结束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时，议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里保卫萨达特的以色列士兵向他致敬的时候，简直无法控制他们的喜悦。他确实提出了世界瞩目的建议，而这一建议是别的阿拉伯领导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更不用说是用响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了。在他公开承认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时，萨达特甚至解除了许多以色列的怀疑论者的思想顾虑。拉宾写道：“一位曾和以色列兵戎相见的阿拉

伯领导人站出来声称他理解我们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必须找出办法满足我们的合法权益，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看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

萨达特回到开罗时，埃及人民给萨达特以盛大的欢迎。他对他的同胞说： “一切怀疑、不信任和不安的障碍都清除了。”人民议会对他的行动表示赞同。但是在 360 个议员中，也有些人对他的行动表示反对。

埃及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在当代的中东史上无疑是个重大的里程碑。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埃及同以色列的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停滞不前，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问题以及他们的前途问题。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一直延续到 1978

年 9 月，卡特总统邀请萨达特和贝京访美、并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内的总统别墅聚会。对这次美国之行，萨达特在回忆录中写了如下的话：

“我的美国之行比单纯的‘横渡’大西洋意义更为深远。横渡一词已具有一种特殊的‘褒意’。而我认为，在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建立桥梁，增进谅解、友谊和团结，所有这些都是同义词，即‘横渡’、逾越障碍、克服困难， 为一件更重大、更要紧、更宏伟和更长远的事情铺平道路⋯⋯

“因此，我感到横渡大西洋有一种特殊的滋味。这不是我首次赴美，以前我曾去过。但是，这一次我感到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对此感到高兴。我认为，我应向美国舆论介绍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直接作为发言人，通过记者招待会、电视谈话以及先后在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让千百万美国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美国的：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得到纠正， 全世界已经清楚地懂得，我们能够打仗和赢得胜利。在这以后和以前我们都主张和平；当一切和平手段无济于事时，我们诉诸于战争；一旦战争结束， 我们就回到和平状态；如果和平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我们就重新怀着厌恶的心情面临故争，面临一种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名曰不战不和，即既非迫在眉睫的战争，又非迟迟将至的和平。

“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那里的人正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事情而操心，他们对中东知之不多，或者是按照那些控制新闻和报业机构的人的观点去认识中东。我不要求美国，也不要求美国人民做理解不了和违背公正的事情；我的全部要求是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事业，公正地判断一切事情。美国人民享有作为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与贸易的方式的自由。我将理智地同他们交谈。

“正如我在美国以及在访美前所宣布的，我口袋里没有一张采购单。我不是旅游者，也不是商人，而是一个正义事业的当事人。我来自一个历史最古老的国家，来自文明的母亲——埃及。在我的后面是一部悠久的充满着斗争和反抗、寻求知识和确立信念的历史，在我的前面是一条漫长的谋求生存和尊严的道路。诚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在尊严、言论自由和国家意志自由的面前，对我们来说一切都轻如鸿毛。我在美国宣布了这一点，就像我在我们处境最严峻的时候会见苏联人时宣布了这一点一样。

“在大国面前，我们也是一个大国，这是鉴于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并切望坚持道德和宗教的价值标准、民族团结和人类尊严。再则，我是襟怀坦白、头脑开放地面对整个世界。我们同苏联人的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美国或西方的敌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同我们友好，我们就是谁的朋友；或更清楚地讲：没有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恒的敌对。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常识。我不妄称这个政治、经济或贸易上的概念是我发明的；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

基本原则，只不过我们小国比其他大国更敏感罢了。 “在美国之行中，我的重点明显地放在：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

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或许，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讲话是从个人的角度和民族的角度来谈的。说从个人的角度，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拉伯问题的核心，我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义务， 同时也是每个阿拉伯人的义务，直到巴勒斯坦人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和逻辑对全世界讲话。

“从第一天起直到最后一天我在美国同会发表讲话，我抓住每个机会讲巴勒斯坦问题。我在第一天就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得到他们有权从各方面得到的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无辜地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至今他们仍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应当同我们一起作为基本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样，如果以色列控制了耶路撒冷城，就没有一个穆斯林或基督徒会感到一刻的安心。然而，如果使耶路撒冷国际化，那就应该把旧城和新城都包括进去。

“我还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继续存在；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按照他们所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恢复了自己的领土和实体，那么巴勒斯坦就将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坚强成员，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支柱。

“我提醒美国人民，他们是最理解人是与土地相联系着的这个概念的人民。这种联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文明的基石。再则，同土地的联系导致人类尊重家庭关系、决不放弃土地和关心荣誉，并使为此而牺牲成为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巴勒斯坦人民决不放弃自己的上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领土他们就无法生存。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过着一种与一切文明和人道主义准则背道而驰的生活。他们继续处于这种令人痛苦、伤心的状况是人类额头上的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这是美国和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机会：用公正洗刷耻辱，用谅解和善意减轻良心责备。我们不应错过，不应丢失这一机会，以便消除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争取世界和平。

“我要求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以同其他成员平等的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作出决定。”就在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期间，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内的总统别墅里，经

过 10 多天的讨论，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即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

有了大致的设想。基本点是萨达特和贝京同意以色列将从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西奈半岛撤军。埃及则同它过去的敌人发展全面的和平关系。以色列的撤离将在 3 年内分阶段完成。每一阶段埃及则相应采取诸如向旅游者开放边界、互换大使等措施，以便扩大两国间的联系。

此外，埃及和以色列同意着手解决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问题。双方都明白，以色列最终能向巴勒斯坦人交出多大程度的自治权将是个“棘手的问题”。尽管协议用词含糊不清，但这是件重要的事。它意味着以色列同意考虑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也支持埃及虽然同以色列媾和但并未放弃巴勒斯坦事业这一论点。

在戴维营会晤的最后阶段，埃以双方领导人经过多次会谈，于 1978 年 9 月下旬，在华盛顿白宫的草坪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署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纲要》（通称戴维营协议）。1979 年

3 月，埃以签署了《埃以和约》，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历时 30 年之久的战争状态。萨达特在签字仪式上引用大预言家伊赛亚的话说：“让我们携手工作， 直到化剑为犁、折矛作镰的那一天到来吧！”

萨达特的和平之举，既受到了世界大多数人的称赞，也遭到阿拉伯世界不少人的强烈反对。有的人把他誉为改变历史潮流的英雄人物。有些埃及政治分析家认为，萨达特经过摆脱苏联的控制和 1973 年的“十月战争”，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推行更加带有他自己印记的政策。

纳赛尔和萨达特本属于同一代的人物。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纳赛尔出生于 1918 年 1 月 15 日，萨达特出生于 1918 年 12 月 25 日。他们都是自由军

官组织成员，一起从事过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从 1952 年到 1970 年，纳赛尔同萨达特并肩共事。但是，纳赛尔执政时期同萨达特执政时期推行的政策，却有巨大的区别。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也是由于他们两人具有不同的个人特点。

纳赛尔是 30 多岁时掌握政权的，正值“青年的顶峰”。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国际上卷起了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纳赛尔信奉“革命的哲学”。他在埃及革命的急流中登上政治舞台， 也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潮。

萨达特是到 50 多岁时就任总统的。其时正值埃及蒙受 1967 年战争失败的屈厚，原来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被迫停顿，国家陷入了严重困难。阿拉伯民族主义从高潮趋于低落。一些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面临许多问题，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人们认为，这些都影响萨达特信奉的哲学。

谈到萨达特所要决心采取的和平政策，1980 年 9 月，萨达特在对埃及大学教授们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苏联答应给我们武器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破坏以色列的安全”，“两个大国都要求以色列不应被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强调，不能再同以色列打仗，不能用武力来解决阿拉伯同以色列间的问题，只能同以色列和平。萨达特在这里讲的，是他决定采取和平主动行动的国际方面的考虑。

同时，萨达特采取这项行动有其国内考虑。埃及在 30 年阿拉伯同以色列

战争和对抗中承受了重担。埃及在 4 次战争中消费 1000 亿埃镑，死伤 10 万人以上。长期的战争损耗和不战不和局面，使埃及的元气大伤，人心思和。萨达特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为埃及赢得了和平环境，收复埃及领土西奈半岛， 使埃及能医治战争的创伤，进行恢复和建设。

但是埃及处在中东这样一个地区的风口浪尖上，它难以摆脱超级大国的你争我夺。美国一心利用戴维营协议把埃及纳入它的中东战略轨道。以色列也企图通过埃以单独缔和，分化、削弱、侵犯阿拉伯国家。许多埃及人士认为，埃及为戴维营协议的签订付出了 重大的代价。

在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后，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谴责埃及的决议。决议规定阿盟总部从开罗搬走，停止埃及的联盟成员资格。决议要阿拉伯国家中断同埃及的关系。除阿曼、索马里和苏丹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了外交和财经援助关系。以色列利用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分裂，猖獗地推行 80 年代“大以色列”扩张计划。

1981 年 6 月以色列飞机袭击伊拉克核设施。同年 7 月，埃及《金字塔报》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埃及为和平作出的努力遭到以色列

领导人的屏弃，“以色列把它看成是一张加紧侵犯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黎巴嫩南部和伊拉克的许可证”。在 1982 年 4 月归还埃及领土西奈半

岛后，以色列又在美国支持下，于同年 6 月悍然发动侵略黎巴嫩的战争。萨达特曾期望利用美苏矛盾，让美国约束以色列，推行他同以色列的“和

平战略”。萨达特强调对付苏联扩张威胁、联合美国、同以色列和平的政策， 改变了埃及的外交格局，也影响到整个中东斗争格局。

然而，事与愿违，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