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与后代儒学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史说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当中。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堪称儒家的理想人格。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辅翼武王，又特以忠诚而见称于史。当时武王有病，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愿以自身代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史记》。当时人们以“死”为去“事鬼神”。）武王死后，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当仁不让，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这就是荀卿所极力赞许的“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之藉，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天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荀子》）

当然，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仍然运用了“天帝”和“祖宗”的思想武器，比如为讨伐叛乱，他决定出兵东征，遭到贵族诸侯的反对，为此他发布《大诰》说：“我当然要为我们年幼的国王，慎重地考虑到出征的困难。既然上帝把这严重的灾难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便不能只为自身的安危忧虑。我想你们诸位也会这样劝告我：‘不要过份地考虑自己的安危，不可不去努力完成文王未竟的大业。’唉！我决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尚书》）在这里，周公特别强调平安叛乱是继承祖宗文王的大业和执行皇天上帝的命令，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应当去克服。接着，他又指出：“你们乃是先王的旧臣，应当很好地回顾一下过去。你们知道文王是何等的勤劳？上帝已经把成功之路告诫我们了，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力图成就的事业。譬如父亲想盖房子，已经定好了规模，可是他的儿子连堆土作堂基的事都不肯干，哪里还肯去构筑屋顶呢？他的父亲已经翻好了地，可是做儿子的连播种尚且不肯，哪里还肯去收获？这样，难道他的父亲会说：‘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吗？所以我哪里敢不趁我的有生之日去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在这里，周公以祖宗文王的事业作为号召，指出我们既是文王的旧臣和子孙，就必须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也就是说，不管叛乱分子是王室的什么人，只要他们背叛了先王的遗愿，破环了先王的事业，就应当受到惩罚。

成周建成以后，周公以“天命”之意把殷顽民召来训话，说：“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现在我不忍杀掉你们，我还要向你们申述命令。现在我在这洛水附近修建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

王事，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顺从地臣服我们。你们仍有你们的土地，也可以安定地从事劳作和休息。如果你们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你们的土地，我也要把上天的惩罚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如能老老实实地居住在这个城邑，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尚书》）消弭殷商的反抗势力，是西周王朝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周公在对他们实施武力镇压之后，又把他们集中看管，并且运用“上帝”、“天命”的权威，实行分化拉拢，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公摄政期间，对他的流言蜚语时有发生，连成王也曾对他有过怀疑。但周公对于周王室的忠贞，终于得到了举国一致的敬佩。据说成王年少时，曾害过一场大病，周公以自己的生命作质，向上天祷告说：“我们的君主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不是他触怒天神，而是我周公旦触犯了神命。如果上天要降下惩罚，就让我代王去死吧！”史官把周公的祷词写在典册上，藏在“金縢”（绳索捆束的金质匣子）里。后来由于流言蜚语的挑拨，周公被迫离开国都。有一年秋天，庄稼长得特别好，还没有收获，忽然雷电交加，疾风大作，庄稼倒伏，大树拆断，国人大惊，以为上天发怒。成王和大夫们穿上礼服，打开金縢看到了周公旦的祷词，成王召来史官询问是怎么回事，史官说： “是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我们不敢把这件事讲出来啊！”成王这才知道周公旦是如此忠于周室，捧着周公旦的藏册，感动得声泪俱下。于是，成王亲自到城郊迎回周公，周公摄政前后共七年，后来成王长大成人能够听政了，周公便返政于成王，自己仍然北面就臣位，恭谨地服事成王。

周公之所以能挤入儒家“圣人”的行列，最主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一生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在于他对周朝功勋卓著的政绩。孔子说：“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而“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又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周公所做到的也正是如此，而孔子一生辛苦奔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由于向往周公，他梦寐之中也时时思念。以自身的品格、能力与政绩，为儒家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典范，这正是周公对儒家学派的第一大贡献。其次便是周公制礼。周公在完成东征的胜利和营建成周之后，即开始着手为周王朝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南书大传》）这套新的政治制度，就是《左传》记载的“先君周公制周礼”的所谓“周礼”。文献记载的周礼内容相当广泛，从道德标准到统治原则，从家庭关系到政权形式，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就其主要内容来说，首先还应该是关于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规定。为了保持王室的团结和稳固，周公采取了当时最可靠的办法，以扩大家族统治、加强血缘约束来维持社会安定。同时对这个大家族的各个层次的权力、义务和等级进行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法——宗法，便逐渐健全起来。

宗法制度是宗族权力和土地占有的严格等级制度。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下，一方面，它通过分级立宗解决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扩大和巩固家族统治的领导力量，“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礼记》）；另一方面，它又借此规定来限制各级宗族的权力和等级，使上下不可逾越，保障天子的正胤地位和对各级宗族的支配权力， “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拟）焉；立嫡子，

不使庶孽疑（拟）焉”（《吕览》）。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各级贵族就在宗法和封建的双重约束之下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宗法等级和封建等级相吻合的统治集团网。这个集团网中，周王是天下大宗，又是海内的共主。各级封建诸侯做为小宗对周王必须“君之宗之”。诸侯在国内也是大宗，他们也以政治和宗法的责任约束支配大夫。如此，层层约束，层层支配，就使周王能够保证在宗族分权的情况下，通过“收族”来加强他对全国的宗族统治，同时又通过对各级贵族的约束来突出王权、保障王权。宗法对于封建的依赖和附着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马克思《184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发达的封建等级制，没有“授民授疆土”的层层占有，就不可能有严密健全的宗法制。“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周公制礼以封建和宗法为基础，其要义就在这里。本来礼起源于祭祀，它本身首先是一个血缘的概念。《诗》：“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它推广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和统治意识，又体现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形式，所谓“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礼乐政行，其极一也”（《礼记》）。因此，周礼的核心，主要是实现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一体化。具体地讲，就是实现宗法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同步同构，使它成为姬周王朝统治的基本体系。

据《史记》记载，西周初年的政治文献，大部分出自周公之手。在殷、周王朝更迭的历史变革中，周公亲眼目睹了这一变革的全部历程，观殷之所以灭亡，周之所以兴起，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入思考。特别是“牧野之战”，殷纣军队 70 万人“阵前倒戈”，成为殷纣灭亡的直接原因。稍有政治头脑的人，谁能不为之惊心动魄！更何况如周公这样高瞻远瞩、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周朝初定，周公又亲率大军东征，平定管、蔡、武庚之叛乱。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促使周公们对下层之“民”的力量的认识，能达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许多文献就是周公对前代及当世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则是这些历史经验中的结晶。

周公被后世的儒家尊奉为“圣人”，说明周公制礼确实为周人的“王业” 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肯定周公制礼的作用，并不是说礼全是周公制定的，也不是说周公制礼完全是出于他一个人的创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论语》），周礼和夏礼、殷礼都有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然而，周公的伟大之处，却正在于他能根据新的形势吸收夏商以来的统治经验，并给予创造性的发展，使之成为一套经营万方、严谨有致的“周礼”这一统治手段。历史上的《周礼》一书即使不是周公撰写，其思想也一定缘起于周公。《三礼》之一的《仪礼》也实本于《周礼》，因此也跟周公的思想有密切关联。可见，作为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之一的“礼”，也正渊源于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