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民族形式

［美］金思恺

在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由于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的现实与马列主义诞生地所在国的情况不同，因此，毛所领导的这场适合中国现实的革命具有一种特有的民族形式。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革命不同于那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它既是物质的革命又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意识形态的主张主要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因而，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就必须在哲学的王国中进行一场革命。这是很显然的。

马克思批判了宗教、“国家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对现存制度和它的“抽象的连续性”进行批判的必要。德国的宗教全然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德国的国家哲学和中国的哲学显然植根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至于“黑格尔哲学”，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民众的口胃。因此，如果批判中国的制度和它的连续性，那么，这种批判的目标与马克思当时就德国的情形所批判的东西就不同了，这说明，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革命具有自己特殊的民族形式。

“抽象的连续性”，是指历史的发展。为了理解中国条件下的“抽象的连续性”，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的现象”，了解它的“革命的现实”是有必要的。毛认为：当代的中国是由以往的中国发展而来，在历史方法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决不可割裂历史。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历史的继承性这一点上来理解毛的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就歪曲了毛的原意。毛在这里的真实意思是，革命的现实只有在历史的现实发展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某些历史传统可以被“革命的现实”继承下来。然而，这种继承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传统必须加以改造以使之符合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的需要。传统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反映，而且同时又作用于传统社会。旧社会的产物永远是服务于传统价值的。要使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适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将这些因素重新加以改造，清算它们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使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

特殊的民族形式就涉及上面所说的批判的继承问题。这种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继承而非内容上的继承。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理解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

传统思想之批判

我们所指的传统思想是指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它不仅包括曾一度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思想，也包括其他名气稍逊的中国思想家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些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生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含有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整个来说，这些思想家迷恋于怎样解释世界而不是去探索怎样改造世界。他们的社会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正如列宁所说，他们的目的是给旧社会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批判它，砸碎它，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发生过许许多多

的农民起义，封建朝代也不断更迭。在毛看来，这些农民革命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但是，农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仍不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架。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为特征的新社会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这方面来说，孙的革命理论也是一种主要是对社会进行修补的理论。

毛在讨论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时，提出了他批判传统思想，继承某些传统遗产的原则：首先是批判和清算所有的“封建糟粕”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颓废思想，然后继承和吸取所有“民主精华”。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区分糟粕和精华，以什么作为评价的准则。

根据毛的观点，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在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进行的，这种斗争往往以妥协而告终。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解释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这样，传统文化和新共产主义文化的界限就明确了。这种共产主义文化完全是建立在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的界限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确定的。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的斗争。

在毛那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评价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思想的唯一标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因此，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不仅包括批判它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而且还要批判它们的认识论。

有关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的资料比较零散。但把这些材料加以系统化之后，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毛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武器的批判方法。

儒家思想之批判

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它的社会观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毛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我们将在后面作研究。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对儒家哲学的一般特征的批判。

儒教持有一种天命观，认为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而然存在的。毛从两个方面批判了这种传统思想。首先，天命观赤裸裸地违反了唯物论原理。第二，把天命视作不可抗拒和独立存在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它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强调物质的各种运动的观点。毛的这些批判，实际上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即建立在天命观之上的历史观和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的历史观。

在认识论方面，儒家强调通过自我修炼和自省的方法达到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对此，毛批判道：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斗争，这样，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揭示和理解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

儒家多次反复重申和详细说明自省和自我修炼的方法。如孟子强调要“尽其心，知其性”。韩愈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步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取得真知，完成大业。陆九渊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理”。王守仁详细地论述了“致良知”，良知便是心之本。这种认识论后来遭到严复的批判。严复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毛在批判儒家的认识论时，可能受到了严复思想的启发。但是，应该指出，严复和毛对儒家认识论的批判是基于不同的思想前提的。机械唯物论无疑对严复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认识论思想本质上仍是唯心主义的。而毛持有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毛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的：“人的认识决不能脱离实践。”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看来似乎与毛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相一致，然而这两个命题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在王守仁那里，“知”即天理与孟子的“天生的良知”是一致的。王守仁强调在心中求得良知或发展良知。儒家思想家强调知行的一致及其同等的重要性。王守仁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一，第一个将知与行等同起来。他说：“一念发动之处便是行”。知和行的统一，表示这样一个发生在观念之中的过程：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王守仁的认识论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不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必须首先接受实践的检验，然后还必须贯彻到实践中去以接受进一步的检验。毛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毛进一步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虽然毛的这些论述不是直接针对王守仁的知行观的，但他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划分了王守仁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原则的界限。

王守仁主张“格物致知”说，他吸取了孟子的如下观点：“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也就是说，王守仁相信，万事万物的理就在人的心中，通过自省便可获得这种理。在王守仁看来，格物便是格心中之物，也就是“正心、诚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这里所指的实践，不仅是自然属性上的实践，也是人的社会实践。无疑，儒家没有看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当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问起农事时，孔子斥之为小人。由此看来，儒家蔑视体力劳动就不足为奇了。毛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思想。在毛看来，“不实行劳动”就是不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就不能认识和了解事物的本质及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还认为，书本知识除非与实践相结合，否则就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

儒教注重自省和自我修炼的方法而忽视劳动和实践。“学而优则仕”成了他们的经典原则。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现象，文人学士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把自己禁锢在书斋中，用毛的话说，就是脱离实践。在批评这种倾向时，毛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结成一体。

上述讨论集中在毛对儒家的哲学基础及儒家哲学各派的具体特征的批判上。这些批判无疑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基础的。

下面这个观点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即：儒家思想是最好的统治工具，毛虽然在其争夺权力的斗争过程中反对过儒家思想，但当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会为儒家这个古老的学派恢复名誉。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

为在毛的一生中，对儒教的批判是一贯的。其他传统思想之批判

毛没有系统地批判中国各种传统思想学派，也未对这些学派中的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作过系统的评价。从整体上说，毛的批判是一般性的、零散的。但是，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

在评论唯物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时，毛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写道：“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清楚地说明从实践到感性的飞跃，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老子和庄子没有涉及这些，墨子虽讨论了某些认识论问题，但不甚清楚。其他像张载、李卓吾、王船山和谭嗣同等一些思想家也不能清楚地说明认识问题。”

由于老子和庄子是唯心主义者，因此，他们自然不能理解唯物主义认识论。至于张载、李贽、工夫之和谭嗣同，他们的观点的确具有唯物论倾向，但因他们的哲学主要是根植于唯心论的，所以，他们也自然不能清楚地理解唯物主义认识论。

毛也指出，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践，他评论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至于辩证法，毛写道：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

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在这里，毛解释了古代辩证世界观的兴衰。从另一个角度说，古代辩证法通常强调的是矛盾的统一性而不是斗争性。毛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倾向，他确认“一分为二”的原则而反对“合二而一”。

从整体上讲，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在毛看来，唯物辩证法以前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它是在近代被引入中国的。

毛也批评了那种只有唯物论而没有辩证法的机械唯物论。他把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放在同一个范畴内。他在解释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时，对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了进一步区分。他指出，机械唯物论不能认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结果它便只能解释世界不能改造世界。毛对主观能动性是极为强调的。

毛不仅批判了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而且也批判了它的认识论。他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可以说，毛对儒家的自省和自我修炼方法的批判也适合于那些机械唯物论者。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天才论和先验论。毛并不排斥天才的存在，但他坚持认为，天才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而天才论忽视了实践的本质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先验论。

在关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问题上，毛进一步指出了“唯物论”的错误在于颠倒事实，而经验论的错误则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只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表现事物的本质的。

看来毛没有对实用主义作公开的批评。应该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别在于承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毛反复强调将客观规律作为认识的标准的重要作用。他要求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想与客观外部世界的

规律相一致。

当然，不能把实用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主观主义。实用主义把“有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真实的标准。它关于有关事物的“有用”性的说法，也许与事物内部规律的符合是表面的或片面的，同样也许是与该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实用主义又有可能成为主观主义。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毛实际上把他自己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作了重要的区分。毛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进行的：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

张晓、韩虹摘译自《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