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美］莫里斯·迈斯纳

在比较现代俄国和中国的知识界时，本杰明·史华兹评论说，“在中国早已出现过与民粹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不过，它很快就被俄国革命的影响压倒了。”史华兹进一步指出，1919 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止了“一种成熟的民粹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继续存留下来的“是天才人物统治论者，而不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①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外，民粹主义在中国保留下来的形式确实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从根本上说，也不是天才论的。也可以认为，毛主义的思想中更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在列宁主义式的天才人物统治论和更早的民粹主义式的信仰之间踌躇不定。这种信仰认为，“人民”本身（特别是农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和一种天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在根据俄国历史的观点考察毛主义时，毛主义思想的很多方面与正统俄国民粹主义所认定的那些信仰和矛盾之间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种密切关系在列宁与民粹主义者尖锐分歧的那些地方，看起来最为显著。

尽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按照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来给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因而将同盟会时期（大约在 1905—1919 年）划分为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①但这个早期的民粹主义冲击是比较微弱的，大部分是在本世纪头 20 年期间，在外来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支持下出现的。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了一种更加重要的民粹主义论调——并且尤其自相矛盾的是，它出现在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在诸如 1918 年的平民教育讲演

团那样的学生积极分子团体的思想和行动里②，在 1920 年上海和其他地方到农村和农民一块劳动、拥护“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的思想和行动里，在 20 年代初期彭湃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到农村去组织农民的活动里，明显地存在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击波。③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皈依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李大钊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令人注意的是，李在 1918 年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热情号召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离开城市和大学“腐败的生活”，“到农村去”，“拿起锄和犁，成为辛勤劳动的农民的伙伴”。与此同时，在农村的“整个人生”里，用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农民群众。俄国革命运动的民粹主义阶段先于马克思主义

① 本杰明·史华兹：《共产主义中国的知识界：一个尝试性的比较》，《代达罗斯》89.3（1960 年夏季）第 615 页。

① 例如，请看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 期第 35—44 页；荣孟源：《辛亥革命前中国书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新建设》1953 年第 3 期第 9 页。

② 北平“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 年初发起，4 月正式开始活动。（作者在引用材料上有误。——译者注）

③ 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特别是第 137—142

页，提供了关于这些学生运动的有用资料。

① 关于李大刽的民粹主义观点，请看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哈佛大学出

阶段，而在中国，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动多少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同时出现和发展的。在俄国，民粹主义逐渐趋向于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运动最终为列宁主义所抑制，而在中国，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动继续存在下来，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性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显然，在毛成熟的理论生涯的开端，这些信念就已出现，而且不是简单地适应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的现代产物。在 1919 年下半年，在毛正式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几个月出版的早期政治著作中，他看到中国人民作为唯一的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宣布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重点号是作者所加），他大声疾呼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行动。虽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遭受压迫，赢弱不堪，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落后的历史乃是现在和将来政治上的重大有利条件，因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②在这里，人们可发觉毛同民粹主义一样的对人民固有的潜力的特殊信赖，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对群众自发性表示怀疑。

在毛 1927 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的倾向更加显著，当时毛泽东可能已坚定地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毛在这篇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自己。在毛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①报告强调了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干预和有组织的控制。在毛看来，1927 年自发的农民运动是一种基本的革命力量，这力量大得将扫除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已被证明不愿或不能和群众在一起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就像后来一样，毛表示了对由城市知识分子得来的“知识”的深刻不信任和对农民天生的“智慧”的赞赏。

20 年代中期，在农民自发的革命活动里，毛找到了他在 1919 年就预见

到的“民众的大联合”的具体表现。如本杰明·史华兹曾说过的，毛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许既是由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写的。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穿于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②即便毛后来正式出版的著作是以一种更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面目出现的，1927 年那种明显的民粹主义冲动也决不会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完全淹没。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的强烈倾向中表现出来

版社 1967 年版。

② 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摘译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 年 7 月号、8 月号上的文章，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163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 页。

② 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76 页。

的。毛主义虽然是一种要求阶级分析和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它也设想过中国人民，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潜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存在。正如毛经常宣称的那样，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基本上是革命的（或至少潜在地是那样），不革命的那些人应从“人民”的全体成员中排除，因为他们代表和反映了外来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典型的民粹主义世界观，他们是以十分阴险的方式出现“在国内的外国代理人”。

尽管毛主义学说强调需要组织和纪律，但那些按照纯粹的列宁主义标准可能具有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必要意识的人却反复被敦促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当群众的学生”。当毛主义者宣布，“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克服一切客观的物质障碍时，这也许反映了（以极端的形式）列宁的唯意志论对历史中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强调，但却和列宁坚持这些主观因素要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天才使之产生，并且必须由他们来组织训练不是一回事。当毛在评论人口过剩的问题中坚持“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①时，他并非简单附和一种陈旧的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马克思主义偏见，而是出于他自己固有的民粹主义信念，认为真正的社会创造力属于人民自己。

当然，毛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点，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虽然毛在农村成功的革命经验无疑有助于加强他思想和行动的农村方向，但在农民证明自身的革命价值很久之前，毛就很自然地为他们所吸引了。对“生活与劳动结合” 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思想的特点。毛虽然从未证明（像俄国民粹主义所做的一样）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与俄国村社相当的传统东西可赞美），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毛在 1958 年及后来都认为，即使中国没有传统的村社留下来，也可在他所发现的现代中国农民“自发的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上创建现代的人民公社。而这个新的公社，要在一种平等自足的农村社团

（一个旧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里实现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目标，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规定的消除城乡差别的必要经济条件出现之前就要实现的目标。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阶段”，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将像在政治上一样被迅速“绕过”。

然而，尽管农民自发的革命能力倍受赞扬，毛从未认为农民本身具有“无产阶级意识”。但纵使农民不具有无产阶级的美德，毛也总能在农民当中发现许多优点：我在乡下和农民一道呆了很多日子，他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使我深受感动。毛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用民粹主义特有的腔调说道：他们知识丰富，我比不上他们。①

毛把农村和农民群众作为革命创造力源泉的倾向，十分自然地使他感到城市地区是社会和思想污浊之源。对城市的这种敌意当然与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的客观条件不无关系。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农村为基础，进而把农民当作“革命人民”进行颂扬时，中国的城市，正如罗兹·墨菲所说，仍然是“传统儒家制度、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正式的和象征性的堡

① 此评论在大跃进初期的空想狂热期间作出。请看《红旗》1958 年 6 月第 3 页。

① 联合国出版物研究服务中心，49826：30。（下引作 JPRs）

垒”。①确实，毛在革命年代里对城市无产阶级缺乏兴趣，只能用 1927 年后城市工人阶级本身对政治近乎完全的冷淡来解释。从农村的革命力量包围并最终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革命形势中取得的经验，无疑帮助毛坚定了他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已显露出来的反城市倾向，特别是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藐视和对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

革命后的年代里，毛主义中那些倾向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对农民的革命长处，毛始终津津乐道，同时对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继续明显地保持沉默。实际上，城里人反而被下放到农村以变得无产阶级化，并向农民学习有关斗争、努力劳动和生活朴素的“无产阶级美德”。至少从大跃进以来，毛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多地是注重农村的工业化，而没有注重潜藏着“修正主义”的城市的工业增长。此外，若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考虑，按照毛主义独特的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落后国家这些“革命的农村”，最终将包围并压倒经济上先进但又是反动的欧洲和北美“城市”。而那个最不寻常的毛主义动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矛头就是主要指向新兴的城市贵族阶层、文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党的官僚主义者。

其实，毛的反城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均无共同之处，倒与出自于卢梭的西方理性传统中的某种论调有一定相似之处。这种论调把城市看作是一切社会邪恶和道德败坏的体现，看作是一块有毁坏农村自然的纯洁之虞的悬顶危石。这种思想在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著作里强烈地表现出来。俄国民粹主义者把现代城市看作是有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风俗和传统基础的危险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正像民粹主义者指责城市是资产阶级腐恶之源一样，毛也在城市里找到了旧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滋生地。并且正如俄国民粹主义者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和普遍瞧不起西方城市无产阶级一样，毛也是既轻视现代西方社会各阶级，又担心中国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太易于受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在两种情形里，革命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对农村的相对纯洁和对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或可能转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信赖上。

也许，毛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之间最密切的关系在于一种对“落后的好处”的特殊理解上。这里牵扯到不是简单地指出落后民族借用先进国家技术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相不相信落后有其固有的优点的问题。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集体主义传统形式，为俄国绕过资本主义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这种论点是和一种更加普遍和广泛的信念分不开的：即落后本身为革命的未来提供了道德的和社会的特殊有利条件。赫尔岑在“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俄国，而不是在受到“拙劣的利己主义”和“对物质财富令人生厌的崇拜”污染的西方国家里，看到了革命的潜力。①西方的前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似乎也不是较为乐观的，他宣称，历史像是“一个非常爱她最幼小的孙子们的老祖母”。②其他的革命民粹主义者在 1861 年《为了年轻一代》的宣言里宣布，“我们是一个迟到的国家，并恰好因此而得救。”③

因而，民粹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不仅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之上，

① 罗兹·墨菲：《中国的人和自然》，《现代亚洲研究》1967 年 10 月第 325—326 页。

① 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 166—167 页。

② 如瓦利基所引用的。见《俄国》第 84 页。

也不仅建立在俄国在避免西方社会错误的同时通过借用现代西方技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本是一个在民粹主义著作里相当详细展开的论点），而且还建立在对落后本身的纯洁性高度浪漫和动情的赞美之上。按照民粹主义世界观，落后既是俄国生活当中存在着野蛮性的原因，也是潜在的革命优势的源泉。没有传统的束缚，不必像西方在“过度成熟”的历史重负之下蹒跚行走，避免了在经济上更为先进的国度里那种窒息革命精神的社会和道德堕落，而这些正是年轻（不管是年轻的国家还是年轻的人民）的长处。俄国民粹主义著作里这些突出的主题，明显地与毛主义思想里一种很有影响的论调相似。在毛的早期著作中，毛痛感中国的落后，但正是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中，毛看到了积蓄着的青春活力和革命创造力。①这个信念在 1958 年达到顶点。当时，毛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自然，所有这一切之中，最“空白”的是青年，因而青年是最纯洁、最革命的。在其思想发展的形成阶段，毛从构成 1915 年到 1919 年现代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特征的对青年的推崇中，产生了他对青年的特殊信任。这种信任在半个世纪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创造“红卫兵”时达到了它的政治顶点。不仅革命的活力，而且理性的创造力，都被看作是存在于青年之中。毛在 1958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②正如俄国民粹党人一样，毛相信年轻人和年轻的国家有特殊的革命能力和创造能力，因为二者都比较“落后”，因而也不那么腐败。

与这种关于落后的虚构优势密切相关的是对历史传统的矛盾态度。人们可以发现，毛主义在谴责过去的封建残余的同时，又赞美农民的革命传统并褒扬“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毛与民粹主义者更相像的还有，他也提出，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革命相对说来没有什么负担。正如民粹主义者争辩说，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传统（或至少是西方式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潜藏着革命性那样，毛也在“空白”中发现了中国特有的作为革命创造力的条件。正如赫尔岑在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时宣称“我们一无所有”①那样，毛也宣告中国是“一张白纸”，并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

毛主义思想的其他几个方面也应加以注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比，毛的思想与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这些方面是：毛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深怀敌意；②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色彩。也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对历史的客观力量缺乏信任，对未来的观念也模糊不清。对于一个假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来说，公开宣布（正像他在 1957 年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样，甚至比这更显著、更明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没有解决，③毕竟颇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毛在接见一个外国记

① 这个思想包含于上面提及的毛在 1919 年《湘江评沦》上发表的著作里。

② 联合国出版物研究服务中心，49826：48。

① 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 199 页。

② 自然，毛津津乐道他自己不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 1959 年一次演说开始时说：“我是个粗人，没有太多的教养。”（无中文公开版本，按原文译出。——编者）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5 页。

者（毛 1965 年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时提出，他领导的革命存在着将来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可能。①这里，不止是一种列宁主义唯意志论的绝对翻版，也不止是附和列宁本人对历史客观力量不耐烦的情绪。归根到底，正是列宁长期斗争反对过的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决非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它是完全依赖于人的愿望、能力和觉悟的。

与其罗列毛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密切关系的清单，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毛面临的、由民粹主义者提出来的两个主要难题和它们对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地位的影响上。第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觉悟”和群众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使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一致的问题。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指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毛满可以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②但在理智上，毛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他的党（和它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但却被与之相抵触的信念，即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知识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的确，毛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自然，毛是一个以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为基础的、为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提供领导和指导的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但毛从来不像列宁那样绝对信任党和它的组织。毛总是表示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智慧，这却是列宁既不具有也不曾表示过的。毛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实际革命效力的评价，是与民粹主义对群众基本革命创造力的信任和设法把一切都“归入”群众之中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些年代里，他以列宁主义的方式强调组织和纪律的作用，同时不断劝告革命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要“和他们变成一体”（1939 年）①，要“跑到农村中去⋯⋯穿起粗布衣⋯⋯了解农民的要求”（1945 年）②。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毛坚决主张共产党员要领导人民，要做革命的先锋，而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毛却宣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给群众，还告诫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④他强调（至少到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必不可少的领导作用，但他也热情地证明，真正的革命知识从根本上来自人民本身，因而党的领导者和干部必须“向群众学习”，“学到工人和农民的好品质”⑤。他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既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在能够教育人民之前，必须先向人民学习。⑥

① 《新共和国报》1965 年 2 月 27 日第 17—23 页。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3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0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7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7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51 页。

⑤ 同上，第 319—321 页。（经核对，该处无此话，疑作者引用有误。——译者）

⑥ 1941 年毛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见《毛泽

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8 页。

这个学生—先生的两分法以多种形式十分突出地出现在毛主义的著作里，它实质上是（在一种新的思想框架内和在不同历史环境的推演中）民粹主义没能解决的关于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两难问题：即知识分子（或所谓的革命领导者）的主要责任是教育和领导群众还是向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对“无产阶级意识”的真正源泉何在没有疑问，相反，毛从未明确说清党组织的觉悟和群众的自发性意识之间的关系。对于列宁来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信任、服从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毛来说，则有两条基本的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①

毛主义时期独特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形成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毛主义对群众和党的双重信任。不仅在 1949 年之前，而且在 1949 年之后，毛都是鼓励群众自发的革命活动，然后对这些活动施加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控制。在毛主义时代的晚期，这种现象在大跃进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戏剧性的表现。在发起大跃进运动时，毛赞美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说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②对党则不如对群众那样非常看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起初完全绕过了党，号召群众反对党和它的大多数领导——直到这些巨大的动荡产生出混乱，才迫使他勉强地重申，党的权威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毛的“相信群众”完全是非列宁主义的，不注意这一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毛的思想在互相冲突的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之间拉锯，与毛主义对党的态度含糊，与一个也许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荒谬情形，有很大关系。在这个国家，“无产阶级意识”既不归因于党，也不归因于无产阶级，断言毛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存在于他本人和他的思想之中，以此来处理这个问题，未免过于简单。①毫无疑问，毛像列宁一样，确信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一贯正确。但列宁以及毛同样面临的不是简单地由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意识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那种意识来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列宁主义里有许多含混的东西，但列宁在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代表以及如何使那些意识形成、巩固和活跃起来的问题上，是相当明确的。在这里，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远不是明晰和毫不含糊的。毛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然而他的言行却强烈地表明，他决不会完全接受那些组织原则所依据的理论假设。他对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力和群众意识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信念，这也妨碍了他坚持纯粹的列宁主义。对于毛，“意识”的问题仍是一个民粹主义式的难题。

如果说毛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非列宁主义态度制造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和思想矛盾，那么他还提出并面临着一个更普遍、常常未被典型的列宁主义者认识的矛盾：使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的不是传统的（和通常使之过分简单化的）“目的是否能证明手段正当”的伦理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年 7 月 31 日）。

②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的这些话不是在“大跃进”时期，而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说的。作者的说法有误。——译者）

① 本杰明·史华兹：《善的统治时期：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和党的若干主要看法》，《中国季刊》第

35 期 1968 年 7—9 月第 1—17 页。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中的党》（《中国季刊》第 38

期 1969 年 4—6 月第 1—26 页）中，也提

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告诉我们，毛主义者对革命方法问题有任何特别的伦理上的关心，而是与一种非同寻常的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忧虑有关，人们担心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可能会全部过于轻易地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手段所破坏。

在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由于需要建立一部管理有效的国家机器并着手进行现代经济发展的困难工作，一个由新的官僚主义管理者（大部分从党内提拔上来并仍留在党内）组成的政治集团和一个由企业管理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经济人才群体产生了。而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习性可能加强了这种官僚政治化的进程，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摧毁了旧的上层人物集团，另一方面又特别推进了这个过程。正如韦伯经过充分考虑论证的那样，“消除社会差别的每一个过程，为官僚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①这一点，在 1949 年后的中国，其真实可靠的程度并不亚于别处。

考虑到毛以极端的民粹主义态度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一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② ——就不难想象革命内部这种潜在的官僚主义制度化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同样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发展，还出现了危险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趋向，它加大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特别是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鸿沟，同时加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要求缩小这个差距。毛在 50 年代中期担忧的并非简单地是经济增长进行得太慢，而是这个增长以一种有消除共产主义革命目标危险的方式在进行。

如果用毛关于手段和目的矛盾对立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中独具特色的毛主义，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达到马克思主义目标相一致这一点上（至少在毛主义的观点中），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尝试，可能并不像它通常被描绘的那样荒谬。在理论领域里，毛主义协调手段和目的的最重要的尝试，就是明确指出（它毫无疑问抛弃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革命以后的发展战略），即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本身也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更不必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更正确地说，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应对社会关系和民众意识连续不断地进行改造。毛曾以各种方式对这个观点做过系统的阐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的学说。①毛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和这个学说一致的，并且总的说来，反映了对调解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的矛盾的关心。人们应该记得，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防止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要求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下放运动，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各种半工半读方案和群众必须精通科学技术的号召——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义者们（即使其中未必包括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话）打算用来预先阻止官僚主义者的职业道德脱离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并防止新的城市贵族阶层脱离农民群众的措施。

① 马克斯·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纽约，弗里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4O 页。

② 1933 年毛的这一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

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4 页。

① 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98—101 页。施拉姆在《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穆顿出版社

1963 年版）一书里提供了一种更为充分的分析。

毛主义者们用以达到预想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那些手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反映出毛主义者赞成下面自发的群众行动，不信任“来自上层的革命”，它还显示出毛主义中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具有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较少地具有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在毛主义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护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必要的社会和思想前提的意愿里—它甚至抛弃党这个实现马克思主义目的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列宁主义的、更不必说斯大林主义的东西。

认为列宁完全不注意他的政治行动的社会后果，对他（即使不是对列宁主义）是不公正的。在他临终时，民粹派的古老忧虑仍索绕在他的心头：他发动的革命所建立的独裁统治形式，同旧的独裁统治相比几乎是换汤不换药；一个“仅仅徒具苏维埃外表”的“资产阶级专制机构”，这就是列宁最后对布尔什维克统治方式所作的痛苦的说明。①但尽管有这些怀疑，甚至有道德上的犯罪感，列宁还是不愿承认在他设计的革命手段和他追求的革命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一致。在他最后分析革命中发生官僚主义腐化的原因时，他未说到这与他对党组织的设计有关，而把原因集中在俄国的与世隔绝和经济落后，特别是俄国的文化落后之上。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化落后，旧沙俄时代的官僚政治传统制服了布尔什维克。

毛是否自觉意识到列宁主义的原则与官僚主义有关，尚属疑问。即令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也不可能既承认这个结论而同时又不放弃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他要求拥有这些遗产。在这些遗产的范围内，他声称自己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而毛确曾采用过新的手段和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抛弃了革命后非常合乎逻辑的、由列宁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制度的模式。并且，他还以十足的非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革命正统性表示怀疑。毛特别关心使手段和目的一致的问题，可能更多地是出自一种历史的不确定感，而不是由于任何深刻的道德危机。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信念是动摇不定的，而毛在这方面的信念实际上等于零。他比民粹主义者更加不敢确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毛的观点，革命后的中国很容易走向共产主义，也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结局完全由人们的意识、愿望和活动来决定。同民粹主义者一样，毛认为人们是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目标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必须选择与他们追求的目标相一致的手段。至于毛选择的手段是否正在领导中国走向他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不管未来会带来什么，毛在共产党领导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按照自己的意愿，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矛盾的人。

毛主义和正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尽管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毛主义决非 19 世纪俄国的信条在 20 世纪的复活。毛是马克思和列宁自觉的继承人，而且据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虽然毛有区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思想，但他的思想目标和思想类型基本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和政治传统，他有意识地与上述传统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毛与民粹主义共有的东西又未被承认和未受到注意。在前面的篇幅中，毛主义的思想中被描述成“民粹主义”的那些方面，毛主义者却把它

① 关于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苏维埃制度所作的尖锐评论，可参看艾萨克·多伊彻《历史的讽刺》中的《列宁在道德上的困境》第 167—173 页。

看作是被称颂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先进表达方式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自我认同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毛主义者也许是不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具有共同的信念和思想，而且，毛主义中的这类信念和思想也未必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传统。本章认为，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毛主义里的民粹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被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是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的。

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有这种影响才形成的。中国传统知识的渊源可能发生的影响。虽然确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不过似乎应更多地到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因素里寻找民粹主义成分出现的原因。在这里，注意那些促进了民粹主义式的思想和运动的典型条件，也许不无裨益。这些条件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正在外来的、普遍视之为异已的现代资本主义力量之下分崩离析；本国资产阶级缺乏生存发展能力；一个与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社会大相径庭的知识界出现了；这个知识界的成员们期望通过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寻根并代表农民利益说话，填平把他们与社会分离的壕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民粹主义可以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以及它使人类和社会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由农民承受的那些代价所提出的抗议。①民粹主义不是农民的思想，而是自认为代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思想。也许与中国情形特别有关，人们已经注意到，典型的民粹主义倾向“不仅起源于落后国家和比较先进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是由同一国家发达的和落后的部分之间的矛盾造成的”。①

从这些一般的观点来看，毛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乃是一个受外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威胁的、经济上落后和基本上是农民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毛主义之中，马克思主义成分和民粹主义成分在与外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中彼此支援，不仅当那种制度过去冲击中国时，而且在它现在威胁中国时都是如此，从国内来说，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反映了落后的（但相对来说是革命的）农村和经济上比较先进的（但不革命的）城市地区之间的矛盾，并且（在 1949 年前后都）表现出一种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的革命偏向。此外，民粹主义成分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为现代中国历史实际服务的革命思想；按照典型的民粹主义方式，毛主义首先关心的是推动现代中国历史的两个社会集团—

—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所关注的焦点—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现代中国社会里比较弱小，仅与共产主义革命沾一点边。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独特之处，并不是民粹主义因素的出现，而是它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不是在这个运动之前或与这个运动相对立而出现

① 尽管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概念来使用是困难的，但并不比将像“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这样的说法作为普遍概念使用困难来得更大（而且，或许更少使人误解）。参看伊万舒和盖尔纳编

《民粹主义》里的“民粹主义的概念”，第

① 安格斯·斯图尔特：《社会的根源》，载于伊万舒和盖尔纳：《民粹主义》第 181 页。

的。这个历史的巧合，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独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尽管毛可能和列宁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他不完全具备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理智的假定，这是列宁主义的党组织和党发挥作用的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敌意，一般常伴有对现代生活模棱两可的态度。列宁将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描述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雅努斯①。

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者在向现存社会制度挑战这一点上，是“进步的”；而他们在试图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又是“反动的”。最近有许多作者也根据民粹主义在反对“现代化进程”中维护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形式的愿望，对民粹主义思想的“雅努斯性质”进行了分析。

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可能包括对现代技术和工业的一概摒弃，但它

的两面性最典型不过地表现在试图在“传统主义”和“现代性”之间达到某种思想综合。在这个领域里，毛主义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毛主义明确地反对传统并坚决致力于现代经济发展，它表现的不是一副“雅努斯面孔”，而基本上是进步的单一面孔，虽然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倾向和陷入的困境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现代技术和工业化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引起的后果的关心，但毛主义不反对工业化，而是反对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后来在“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世界所采取的社会形式。

然而毛主义某些民粹主义方面，与某种死灰复燃的完全反动的信仰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巴林顿·穆尔称这种信仰为“卡顿主义”。在商品关系

（在现代，明确他说就是资本主义关系）开始破坏农民经济的地方，穆尔注意到，“社会里的保守分于似乎想掀起一片喧嚣，颂扬农民是社会的脊柱”。这种独特的、有针对性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宣传包括：赞美农村“有组织” 的生活方式；深刻敌视城市及其“同谋者”；强调需要道德更新，需要“友谊”与“和谐”；反对唯理智论并赞扬武力的作用；排外主义和谴责“颓废的”、“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以民间和地方艺术为中心的艺术见解；以及一般地反对“只有一技之长”，反对产业主义①。

尽管很容易看出“卡顿主义”和毛主义的某些民粹主义特点之间的类似之处，但必须知道它们之间一些本质的区别。在现代，由于上层地主阶级企图尽可能多地保持传统的和压迫人的农业社会秩序，“卡顿主义”已经成为回击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了；它赞美“农村的优点”，同时对社会变化极端害怕。穆尔指出过，在传统秩序处于瓦解过程时，在农村极端的右派和激进的左派中间，出现了表面上类似的信仰，然而，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农民受苦原因所作的现实主义分析和对一种潜在的未来所作的描绘不同。卡顿主义隐瞒这种社会原因，并且设计出一幅农民不断屈从的图景。激进的传统则强调这种原因，并且设想一幅农民最后解放的景象”。②毛主义的民粹主义和卡顿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集中在将这些信仰结合起来的方

①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478 页。（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神话中守护出口、入口的门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人们常以他来比喻两面派人物。——译者）

② 参见安格斯·靳图尔特：《社会的根源》第 186—191 页。

① 作为对“卡顿主义”的一种讨论，请看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490—496 页。

② 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法，尤其是想要它们服从的终极目的等方面。

至少在毛的一生中，毛主义坚定地保持着激进的传统。毛主义把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来促进社会变革，以求在未来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毛主义之后的中国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这些民粹主义的成分（有选择地被阐明了的）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和荒谬的“毛主义”的思想遗产，很容易转而为反动的社会目的服务。

在对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进行任何一般性的研究时，人们看到矛盾重重。如果像多伊彻提出的，“最古老的国家”中国采用了“最现代的革命学说”——列宁主义——是互相矛盾的事情，那么，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释中出现了强烈的、“前列宁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思想和信仰，则更是咄咄怪事了。列宁早就把这些思想和信仰丢进了革命历史的垃圾堆。如果说毛站得比列宁更高，他之所以如此，靠的是一种具有许多“虚构的”革命概念和列宁及列宁主义者一再称之为“反动的”、“乌托邦”的理智倾向的思想。列宁确曾对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认为他们（尽管他们的大多数民粹主义追随者不是这样）就自己的时代来说是进步的；然而列宁认为，他们的时代和民粹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的说法，民粹主义倾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异端。因此，毛被明确指控犯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过失，并不太出人意外。早在 1930 年，瞿秋白就附和第三国际的抱怨，谴责毛和追随他的少数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者”，谴责他们背叛了城市无产阶级，①苏联的理论家们在最近的论战中，重新提出了这种指责。②

然而，列宁主义的思想异端也很可能发挥某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效。首先，如果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倾向将毛吸引到农村，并且又提供给他那种对农民群众自发革命创造力完全非列宁主义的信仰的话，则极不可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毛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方面，尤其是仇视官僚主义的精英主义，不信任正统制度和特别关心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对在革命后的中国继续保存革命的希望，明确无疑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毛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毛主义者和非毛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毛的所谓“列宁主义”的一切，那大概确实有一点自相矛盾。假如毛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这可能是一切悻论中最奇怪的一个。

还不能肯定，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毛逝世后是否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是不是毛泽东思想或某种在现代中国革命意识里更加根深蒂固的思想所特有的，依然要走着瞧。

田松年译自《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

① 《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载于《布尔什维克》1930 年 5 月 12 日第 114、141 页。

② 参见《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载于《苏维埃报刊最新文摘》18·

乌托邦主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

版社 1982 年版第 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