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

［澳大利亚〕王衰吾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的诗词以及他对于它们的传统形式的忠诚，最能反映出毛作为中

国人的特征。尽管他的崇拜者们想给他的诗词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上面的两行诗以及大量的人们熟悉的类似风格和形式的诗，都唤起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去精通这门昔日的艺术。但是，这些诗也有另外的意义，它提醒人们，我们离那个时代仍然是多么的近——那时，每一个有些文化的人都尝试着用同样的诗行、形象和陈腐的题材，抒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深沉的感情，除此而外，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形式。毛的崇拜者提醒历史学家，毛的诗，是他对发生在中国的激剧变革的观察，也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生记录。但是，他本身已经对中国人进行了改造，以至于在他死后，人们很难说清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中国人。

对于绝大多数毛的传记作者来说，追寻毛的中国根，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人们设想，在那里有一种中国文化的遗产，它与构成 20 世纪前的中国的各种因素，复杂而多方面地联结着，这是一种优于西方的巨大丰富的精神矿藏，它就蕴藏在地下，只需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像矿工似的去发掘它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人们做出的努力，我们跟踪着他由封建学生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家，直到共产主义者的新阶段这一前进足迹，便能够逐渐地认识他。

对毛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已经开始，并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不可能有人真正忽视毛泽东是中国人。要写毛泽东的话，中国人愿意看到写他的整个一生的作品。毛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点，真是那么重要吗？当然，今天中国有人指责他运用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摧毁了伟大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一些最优秀的文化成就，而这是一种叛逆行为，只有那些无知的外国人，才称他为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他们虽然也认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革命领袖，但他们更多地是被毛的中国特性所吸引，而这又未必是出于无知。对于后者来说，困难只在于：怎样给中国人下定义，以及判定毛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人。

尽管毛喜爱传统的诗词，但他对于文化传统中为统治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服务的那部分，却是抱否定态度。毛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这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确信自己必须站在大多数群众一边。对于毛来说，这个大多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直是中国人，这点是明白无误的：既是中国人，同时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二者之间也是不矛盾的。在毛的眼中，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要求革命，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他的思想和行动与这样的中国人保持一致，丝毫不意味着背离革命。为了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明了，让我对本世纪中国的另外一些统治人

物，作一些简要的评论。例如，拿孙中山来看，他的政治观念中的许多东西，

含有外来的因素太多，他的一生奋斗都在努力使它更加中国化，并能被人理解。他在事业的每一阶段里，都做了极大的努力，去熔炼自己的纲领中与中国的实际相脱离的部分，以便使他早期思想中的异国特性，得到淡化。蒋介石则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的，他也是唯一能真正理解国民党遗产中的传统因素的人。因此，他信奉了卫理公会教（Methodism），以试图改变他在他的西方朋友面前的蒙昧主义者形象。但这种做法，对中国人自身来说，仍然是迷惑下解和毫无意义的，甚至几乎是与之无关的。在知识分子中，胡适是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人，并且在那些想创造出一个现代中国的中国人中间，很有吸引力。但他的现代化主张，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当作一种学究式空谈看待，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而他也始终不过是少数文雅而又老于世故的文人中的一员。即使是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陈独秀，也不能克服他的矛盾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受过美国教育的胡适相似。他由改良主义走向科学与民主，然后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继而甚至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分子，这个过程，展示了他大胆的然而主要是出于理智的决心。尽管他崇尚现代性，但实际上，他仍然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文人学士。拿鲁迅来看，他是毛泽东唯一钦佩的文化人，他成功地把外国的强烈的怀疑主义，与中国人的情感紧密结合起来，但他这种独特的成就，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得到许多中国人的理解。在他死后，他需要某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来为他的“造反”精神撑腰，以便能使之深入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就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中国杰出人物，是不同的。很难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一个精确的类比来解释毛泽东现象。也许，我们能够指出下列几点：他比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要接近群众。比义和团的领袖们要开明，比康有为甚至严复要更加平民化，他不像袁世凯和李鸿章那样利用手中的大权搞腐化，也不像冯玉祥和南方的军阀那样残酷和虚伪。但是，他也和这些人有某种共同点（而这是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些伟大人物所少有的）：从不为中国的荣誉或者说是中国文明的衰落而妃人忧天，他极易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这几乎同邱吉尔因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的做法一模一样。中国所蒙受的苦难以及民族启卑感，曾经使他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丧失了信心，但毛却从来不以为然。正是由于他摆脱了这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过敏，使他真正相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人民中间，是很顺乎自然的事情。

这种信念和真诚，在他最早期的文章中，例如，在他于 1917 年 23 岁时发表的《体育之研究》①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中没有反映出什么卓越的洞察力，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在绝大多数他同时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有的只是还相当缺乏理性思考的赤诚，以一种沉闷而又显得能言善辩的言辞，来诉说体育锻炼的乐趣。但作为一名中国人，他做的某些事情是具有独创性的：他提出文化人应当使自己具有像乡野里的文盲那样的强健体魄。在为六种锻炼方式作结论时，他还毫不掩饰地不无骄傲地谈到了自己的自学才能，这点，他在日后的岁月里还常常自我炫耀。正是凭这种才能，他教会了自己懂得什么是农民土地所有制，什么是军事战略，什么是世界事务或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他 26 岁时，在湖南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这使他有资格在

① 此文刊印于 1917 年 4 月 1 日《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

下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后的六年里，毛一直在勤奋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读着、写着和工作着。当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些年是他的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他在 1917 年或

1919 年写的文章，与他于 1926 年作的最早的阶级分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变化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看来竟似乎是一个如此缓慢的渐进过程，毛似乎曾静下心来考虑做一个革命者多难的问题。

当然，他的工作不是孤独的，他的周围有许多年轻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两党的上层人物中，属于极少数几个从未出过国的人之一。他不懂外语，只能阅读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而一些与此相关的宣传工作，他必须去做；还有一些农民团体，他必须去研究、组织和讲课。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他的小小的危险仅仅是在理论上，他的理论知识受到了限制。但他能毫不困难地一点一滴地吸取理论知识，并把它们恰当地传授给他正努力唤醒和训练着的中国人民。当他把自己吸取的理论传授给全体中国人时，也给自己留下了更深的理解。他在 1926 年初①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信心十足地写道：

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但是，当他列表概括各个阶级时，又表明它们是对立的①。阶级人数大资

产阶级 1000000 中产阶级 4000000 小资产阶级1.富裕部分（右翼）15000000

2，自足部分 25000000

3.不足部分 60000000

半无产阶级

1.半自耕农 50000000

2.半贫农 60000000

3.贫农 60000000

4.手工业工人 24000000

5.店员 5000000

5.小贩 1000000

（小计）200000000 无产阶级

1.工业无产阶级 2000000

2.都市苦力 3000000

3.农业无产阶级 20000000

4.游民无产阶级 20000000 总计 400000000

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让他做的那种与西方的简单类比，来妨碍自己标定出一些非西方的社会范畴。虽然他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阶级分类是多么的离奇，并不再坚持这样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但这篇文章从总体上看来，表

① 《毛泽东选集》中所注时间为 1925 年 12 月 1 日。——编者

① 上面这区活及后面的附表，在 1951 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已经被删去。

明了他打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与他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当他发现约有 24500 万人将会直接投入革命，另有约 15000 万人将会拥护革命时，他肯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现在，他能够发出号召：“39500 万人民团结起来！” 另外的 500 万人，可能被当成敌人，对他们不足为虑。显然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帮他找到了革命的动力，从这时起，他终于能够给这些理论赋予一种中国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再是异国之物。我想指出，这些思想，对他的心灵和性格的影响，比起湖南的爱国人士工夫之的文章、孙子的兵书和《水浒》的故事来，不会小，甚至还要大些。因为在毛看来，这些思想更进步和有用。

上面我们谈到，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特征，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中国人形象，这就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究竟应是怎样的人？为了便于比较，让我举个罕见的例子：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他赞同杰弗逊①式的民主，并忠诚地为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服务，能够说他与毛泽东相比不像中国人吗？20 年代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本来就不存在一种评判中国人的绝对标准，尤其是在 2O 年代，中国人也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更具相对性。这是中国人民进行广泛选择的 10 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连改头换面了的儒家学说，也不是没人考虑。当时，不存在任何正统，只存在着用某种新的胜利了的正统去取代旧正统而引起的五花八门的论战。每一个关心中国、愿意当中国人的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只有那些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或者背叛了他们的祖国到国外生活的人，才没有资格做中国人。而这种资格的丧失，主要是出于自愿，而且这样的人也确实只是极少数。这个 10 年也是无政府主义极度自由大力扩展的 10 年，谁也没有权利来决定谁是或谁不是中国人。因此，做中国人，几乎比做任何事情都容易，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力求得他们的新位置而斗争着。

这种状况，正如整个中国历史所表明的，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它是“乱”，人们希望它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治”。不过，在“乱” 的时期，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行的，唯一不行的也许就是维护这种“乱”—

—因为这显然是一种非中国化。正如在随后的下一个 10 年里表明的，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怀疑为对混乱时期的自由抱有偏爱，成为了各种外来思想信仰者中首先遭到攻击的对象。

因此，在 20 年代，毛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丝毫也不损害他的中国人形象，这点并不奇怪。其他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也都或这样或那样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关于做中国人这一有趣的问题，只是到 30 年代才变得重要起来。1927 年，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了对军阀战争的胜利以及对他们的左翼伙伴的胜利后，部分地区建立了正常的秩序。国民党的领导人要求获得确认谁是以及怎样才是中国人这样一种特权。马上，在南京政府的眼中，“党” 与“国家”差不多没有了区别，而作为中国人，则应当乐意接受这种状况。因此，“党国”政府必然要对出版和新闻媒介严加控制，以禁止某些人去鼓吹“乱”而妨碍“治”，并极力论证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有价值。如此一来，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更像是一场复旧尊孔的运动，它正好发生在向中国南方和中部的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时候。这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

① 杰弗逊（1743—1826 年）是美国第三任总统。

要求，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共产党是国外来的异物，它不爱国，并在毁灭伟大中华的传统价值。如果国民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话，无疑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正统，在过去的儒学国家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之间，这种正统将会同前者有更大的连续性。不过，在新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花言巧语和号召方面，它与后者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我认为，毛的中国性，在 1927—1936 年期间，发生了疑问：他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行话去反对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不服从于中国的正统。1927 年 4 月上海的大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毛主要处于一种逃命状态，南京政府把他和他的同志们描绘成“匪徒”。与此同时，幸存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比以前更加依附于由斯大林在苏联创造的新正统，甚至于中共的六大都不得不在莫斯科举行，因为在国内已没有安全的处所。在随后的 10 年里，是按南京的方式去做一个“中国人”，还是按莫斯科的方式去做一位“国际主义者”，这种压力对毛来说一直是巨大的。所幸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南京和莫斯科的正统性都遇到了广泛的挑战，而毛同这两个首都均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以及从中国的农村受到了启迪。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最惨淡和最无建树的时期。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关于农民问题的预见得到了证实。早在 1927 年初，他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时，就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其时党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他感到满意的是农民们向地主发起攻击，“土豪劣绅”在革命行动面前低下了头，这就证实了在中国的土壤里，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在报告里说①，湖南省有 7000 个左右的农会，拥有会员 1307727 人，预计还有 1000 万的群众追随着。不管这些数字真实与否，他确信贫农和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中还有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属“赤贫”。这就促使他把革命的全部希望放在这些数字上。这依然是他对南京和莫斯科采取的最大的防护措施，这种数字上的安全，把中国历来重视大小规模的传统，同按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先进思想结合起来。在残存的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些年，一直到保卫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 年）的那些年，他都不断地以极大的热情在研究着农民社会，他个人编写了几个报告，对他和他的同志们设计的新的乡村组织的每一个特点，都作了认真的考察②。

这样，通过把自己摆在农民一边，毛坚定不移地表明他仍旧是中国人。即使是最保守的儒学信徒们，也不能苛责他，因为农民，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者，在儒家学说中是评价很高的。国民党对中共投靠一个敌对的外国势力所作的攻击，也因毛泽东置身于农民之中的这种姿态，而变得软弱无力。而毛的真实意图，也只是根据绝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去使他们无产阶级化。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毛泽东同那些亲斯大林的人在一块儿，并不轻松自在，特别是当这些人搬到瑞金以后，他在思想理论上受控于他们，他的一些政策受到了他们的审查。值得庆幸的是，一些事件的压力。帮助他摆脱了那种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少壮派以及共产国际顾问的刁难的窘境。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因南京政府的反共，而对其表示宽容。它继续践踏中国的主权，在满洲制造了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些给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

① 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② 主要见毛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文。

使他们能够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样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俄国人为日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感到十分忧虑，这最终促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便团结所有的中国人去反对日本。这就使得中共能让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党、毛泽东作为一个爱国者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中国人，当时除此而外，还可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呢？另一件事情帮助了毛：在放弃江西苏区后的长征途中，毛在 1935 年 1

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对那些未能保住苏维埃共和国的人反守为攻，从而使自己成为了领着残存的部队到达延安的带头人。在这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他的统一战线的号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他和中共到达了接近日本人的北部前线，表示了与日本人作战的决心，从而扫除了绝大多数人对中共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爱国立场的怀疑。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获得了毛泽东所享有的中国形象。

对于毛泽东来说，那些遭受挫折的岁月，显然已经过去。人们只要把他在 1929—1934 年间在江西苏区写的关于农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法律草案、

章程和决议，与他在 1936—1937 年写的充满生气的分析文章，对战略的谋划和对敌人的责骂作一比较，便会看到一个新人。这种差别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1935 年后，毛泽东开始成为党的真正领袖。他现在能够以日益增长的权威性来谈论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设计新的政策和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领域里，来试试身手，尽管是小心谨慎的。

但是，这种新权威的产生，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英雄史观，部分则是中国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位历史人物来看待。这些，他的传统诗词比他的文章揭示得更明白，而他后来写的诗词又比这个时期的诗词尤甚。但是，早在 1929 年在福建省西部，他写“军阀重开战”时就记述过自己的成功：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他以完美无缺的金碗，来形象地比喻完整的国家，而以掉在地上打碎的

块片表示被分割的领土，由此动员中国农民起来反抗这种现实。在他的诗词中，好些地方都描写到红旗迎风招展，映红了战场，使人回想起以往历史上农民佩戴领巾，举行大起义的情形①。由于他的数百万群众是“天兵”，所以当他的 20 万部队进入江西寻求根据地时，是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的，是与上天的意愿一致的：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种感情，与他的同事中那些同斯大林唱同一个调子的受过良好训练的

“国际主义者”，肯定是合不来的。但这一切，在延安都得到了改变。在 1936 年，中国的斗争变成了国际斗争的一个独立部分，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承认她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并希望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再像早先那样过多地加以干涉。为了这个新的任务，毛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在他从国际主义的限制中摆脱出来，完全是立足于自己的祖国来进行战斗。

① 参见毛泽东的《元旦》（1929 年）、《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 年 2 月）、《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年春）等诗词。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而他的中国性，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也再没有疑问。因此， 1937 年，毛泽东开始热忱地贸然搞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这点显得特别有趣。他在给党的干部讲课时，草成了两篇著名的论文，即《实践论》与《矛盾论》。次年，他又发出了他的讲课提纲《辩证法唯物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已经有人作了考察，我不想涉及在他的哲学和被修订了的马克思主义后面，深藏着怎样的中国根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在 43 岁这样一个年纪，绽开了理论的花蕾？除了个别而外，最大量的解释都可能与本文论题有关：毛是中国人。当他 1938 年说“我的讲课草稿也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只是开始研究辩证法”时，他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要比那些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同事们好些，因为他们往往把问题搞得深奥难懂。他必须证实，任何人都能学习理论，去过莫斯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结合革命的实践来学习，而事实上，这在中国国内便能做到。他打下了一个基础，来向那些习惯于搬苏联的理论家和教科书，甚至搬斯大林来吓唬自己的同志的人挑战。作为一个因爱国并关心农村的社会公正问题而受人敬仰的重要民族人物，毛泽东这时候感到，强调不光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置于中国的环境中这样的说法，是不很恰当的。这样一来， 1937 年便是他寻求一场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行动上和思想上的领导权的极好时机。

毛泽东通过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涉及到国家的领导问题时，再次提出了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已经谈到过，在“治”的时候，中国是喜欢搞正统观念的，而那些统治者们，则是太乐于尽可能快地去尝试并规定这种正统性。自 1928 年以来，南京政府就试图确立这样一种正统性。如果它完全建立起来并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受外国支持的共产党将会成为异端，甚至连毛泽东也将不会被看成是“中国人”。不过，1937 年的统一战线，推延了关于正统性的争论，给了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成为完全的“中国人”的机会。再一次地对许多类型的中国人来说，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那些打着儒家信徒招牌的民族主义者，其地位不必一定优于西化了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工农民主党、甚至托洛茨基主义者——只要他们同意团结起来反对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很快就归结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两党都在作军事准备，以便在日本被西方的盟军击败后，来一个最后的摊牌。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也许是少数几个要么完全把握了这场比赛的实质，要么对它一无所知的人之一。在这场强有力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中国特质肯定不逊于蒋介石。他们两人都在受中国传统的支配，即胜者将有权确立一种新的正统和一种新的中国特性的标尺。毛泽东显然是懂得其中利害的，这从他当时写下的著名诗行中可以看到：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些恰当地引导我看到了这样的时刻：1949 年，这位风流人物赢得了一

场对蒋介石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正统。这种新正统，似乎是某种大多数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东西，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开始，仿佛都是持久不变的，是由中国人所规定并被看成是儒学国家的复归。这一抉择，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曾被系统地分析过。现在，已经完全掌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宣告说，台湾的国民党是离经叛道的异端的代表，必须将它予以消灭。通过引诱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的传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把他们与新秩序松散地联系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自己的代表性得以加强。人们可能会问：在这种正统性中，究竟有何种新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体现？中国特性在哪里？而毛泽东又有什么贡献？

不过，首先我想申明，中国的观念和传统对毛泽东的行为和决策上的影响，以及对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要指出它们是在什么场合什么事件上产生了影响，这将是毫无意义的。也有些东西完全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义务和责任的继续，它们或者是有文字记载的，或者是无文字记载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是下意识的。总之，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要想把它们细细分辨出来，是太难了。关于毛泽东，重要的一点是在 1949 年以后，他力图革除掉自己身上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内战中，曾有助于他当“统一战线”的领袖。他现在看到自己有责任去促使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去适应世界环境。现在谈论的兄弟关系，不仅是指同苏联的关系，也包括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里的工农和爱国者的关系，这时他开始由民族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

因此，在 1949 年，看来他在做非中国的事情。他宣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并与之建立一种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可能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毛泽东比这走得更远，他强调了国际间的联合，即把中国革命与苏联连结起来。毛知道他这样做并不会引起人们对他的爱国主义的严重怀疑，他对自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形多，怀有足够的自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解释说毛的这种决定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但过了若干年，他们也许有些吃惊地看到，毛和他的同志们是打算严肃认真地向苏联学习。确实，毛是严肃的，并有很好的理由。苏联是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榜样，而斯大林又是唯一活着的毛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中国需要援助，来挽救崩溃了的经济，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起的入侵；而中国的工业化，也不能指望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新技术。他使中国人确信，这样做不会伤害国家的主权，中国本身的版图以及她取得的壮丽辉煌的胜利，使得她不会被当作东欧的卫星国或者如蒙古那样对待。最根本的，他是想利用苏联来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然而，作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有一个好的理由，那就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推进世界革命。

斯大林的死，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人的极大考验。在斯大林的死以及赫鲁晓夫 1956 年作的使斯大林非神化的秘密报告这二者之间，毛泽东看到

了自己将继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而他的中国同志们也看到，在苏联肯定没人能比得上毛的革命经历以及他的世界声望。但是，赫鲁晓夫在准备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时事先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他自己的许多同志似乎也打算不加批判地追随赫鲁晓夫，这使毛不得不考虑很多。在公开场合，他继续说中国必须向苏联学习，但私下里，他开始警告说不能照搬苏联。他还对中国追随苏联走得大远而忽视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始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有些好的方法和经验，特别是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但是，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赫鲁晓夫不信守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团结和平等这一条，苏联总是要坚持其领导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是否因赫鲁晓夫的失败，特别是因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而感到幻灭呢？或者说，作为中国人，毛是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上只能有一个太阳，而他便是这个太阳呢？这是仍有待于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无疑问的，这就是毛泽东开始向苏联模式挑战，这促使他回到自己的中国源流上来。由于两国之间长长的国界线尚悬而未决，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给中苏两国的关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必然会同苏联产生分歧，这点是很清楚的。不过，两国关系的最后破裂以及冲突的广泛展开，是否得归咎于他的中国人品性，这点还不大清楚。我认为，这种认识将严重低估了毛的马列主义，会导致一个相当简单化的看法：是外部关系使得毛成为中国人，相反地，恰恰又是内部问题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人民共和国内部，毛泽东一开始就承认，他的中国人品格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加以证明。真正艰巨的任务，是让人民对新中国赖以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一个充分的理解。人们要想了解毛泽东对自己承担的新的国际主义责任有着怎样的自我意识，最好是去看看他战时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在 1950——1952 年出版的他的选集的头三卷里，其中最好的例子是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里所作的论述。在新版本中，毛非常认真地删去了 1939 年的原文中所有带点中华帝国主义味道的说法，省略掉了提到的附属国以及这些国家的名单。另一个例子是他采用了“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这样的描述，来补充到“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之中。

不过，仅仅改变说法或者在那些旧文章中加入一些革命的口号，是不够的。毛泽东必须赢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心，特别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心—

—他们把毛看作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遗产。毛发现要影响这后一部分人是困难的。一个反映了他的困境的极好例子是，他想小心翼翼地在 1939 年的这篇文章中，插入一个过渡句，以有助于他的读者看到在世界历史中，中国历史占了怎样的分量。下面是他补充的句子：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这是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概念和历史概念运用到中国来，而安排

的一个内在根据，它为毛泽东在 1939 年重申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当时毛说：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6 页。

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②

因此，设想中国自身也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奇怪的。

令人奇怪的是，新插入的这些反映毛晚期对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认识的句子，竟带有对资本主义欢迎的激情。在这之后的六年里，数千名作家和学者搜集了文学的和历史的资料，想证明毛泽东这番话到底意味何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争论明代早期或者晚期、或者是在清朝，甚至更早一些，在宋代或唐代，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上。这些争论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不用理会。问题是，毛泽东是确实想引起这样一场牵扯到至少 1000 年历史的困难而又相当不定形的争辩呢，还是他自己有了误解？毛泽东是欢迎遵循马列主义路线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的，但他小心翼翼，含糊其辞，不说资本主义的“胚芽”能够在以前的中国扎下根来。在毛泽东实际说的话中，肯定不存在什么沙文主义的傲慢感——如果我们把他对这篇写于 1949 年前的文章所做的修改、省略和补充都读一读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句子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并且与其他一些原文的改变也是协调一致的，都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适应马列主义的框架。唯一的一个有意促使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地位低下的耻辱不以为然的价值判断，就是认为中国人也如欧洲一样的优秀和进步。这引起了很大的沙文主义骄傲情绪，也导致了一些毛泽东确实不反对但也未必接受的解释。

同样地，这些也揭示了毛泽东自身处在苏式党和千百万中国人民之间态度的矛盾。这个党是他领导的，而这些人民则把他视为国家的领袖。他自己，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并不认为做一名优秀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什么难事。在他的漫长革命生涯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他已经成熟起来。我认为，他觉得像以前那样去谈论和写作是不费力的，他不再有意识地去做一个中国人或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情况当然不同。在 50 年代，他们仍然主要是靠课本、讲座、学习会，以及通过被告知的那种努力实践，来学习马列主义的。对毛来说，在绝大多数不再年轻的人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的支持者，这些人受到过一定的外来影响。而前者更容易对毛作出响应。

因此，毛泽东必定是极有兴趣做绝大多数中国人期待他做的事：当中国的统治者。当然，他也不是一位完全自主的代理人，他领导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他惹不起斯大林。但是，他对早先的著作、讲话、文章的修改，以及他的所有行为都表明，在他身上不曾有过非马列主义化的念头。相反，在对待传统遗产方面，对传统观念的攻击，也能证明他的立场。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里，特别是在党内的讨论中，他的一些言论，都明显地带有打击资产阶级听众而取悦于工农的倾向。他喜欢对一些通常的说法加以重新阐释，赋予它们一些新的歧义，甚至使得它们与原意完全相反。他特别乐于引用儒家的一些习惯用语，来揭示儒学的追随者们的虚伪。例如，他很注重攻击保守主义和迷信，严厉地批评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①，也嘲笑了那些因孟子曾谈到过古代中国人吃狗肉的问题而现在不愿吃狗肉的人②。在另外的场合，他赞成使中国语言拉丁文化，并嘲弄了那种认为中国文

② 同上，第 622 页。

① 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9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40 页。

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的观念③。但是，他对儒学信徒的批评并未使用最尖刻的语言，最终，他愈是发现旧知识分子反对他的激进改革的号召，他对儒学的批评也就变得愈坦率。

儒学似乎给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看起来，攻击儒学，也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中国的历史及其价值。西方化了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类型的激进派和革命者，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攻击儒教是中国一切过时的、落后的事物的象征。但是，最初，毛泽东对此可能是相当慎重的，特别是在统一战线时期。他确曾赞同地毫不犹豫地引用过儒家的说法，如著名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还极力提倡按功绩来选拔干部，这与儒学说的好的明智的统治者要根据功绩来选大臣和官员的标准，是相呼应的①。充其量，毛泽东也只是对孔子给予了温和的批评，例如，当他评论孔子的学生不会动手干活时，却说孔子至少是没有把自己摆在农民和菜农之上：

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②

在 50 年代，毛泽东开始贬低孔子的名望，但真正猛烈的攻击是在 50 年代末期的“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之后。例如，在嘲笑“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时，他援引了孔子诛少正卯的事例，来说明孔子自己也是在搞宗派政治③。但是，到这时，他对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渗透到中国语言文化的各方面已经非常不满，以致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批评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④。最终，在 60 年代，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与西方和苏联日益对立起来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开始转向中国自己的伦理和精神源流，毛泽东对此变得很不耐烦和苦闷，以致说道：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谁？爱所有的人吗？没有这种事。爱剥削者，也不是所有的剥削者，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⑤

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在 1973—1975年的批孔运动期间，毛的一些最热烈的追随者们，会热衷于出版一些歪曲和荒谬化了的孔子及儒家的言论。年轻的激进者们，模仿着毛的做法，疯狂地去混淆历史，但他们的模仿使人想起了中国的古话：“画虎不成反类犬”。尽管毛泽东对圣人经常性地发起攻击，但他对于这昔日凌驾于中国人的

想象力之上的神，内心是感到忧虑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并可能成为一个阻止中国发生迅速而深刻的革命变革的巨大障碍。显然，在50 年代，他通过人们对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幼苗”的评论作出的强有力的却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产生了警觉。虽然，人们对他的关于批判地研究和甩马列主义观点来解释传统遗产的号召，也作出了很好的响应，但他担心，这种出于政治目的来进行历史分析的中国传统技巧，有可能被人用来反对他自身及他的统治。他自己精干从政治上利用历史，特别善于举出过去一些激剧

③ 同上，第 3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之卷第 519—5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8 页。

③ 这是毛泽东 1958 年 1 月 28 日、30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

④ 1943 年 6 月 6 日关于批评彭德怀《关于国民教育谈话》的一封信。

⑤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未名集》第 214 页。

变革的例子，来说明当前的政策。当然这种技巧，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毛泽东特别钦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他们运用历史来作学者式的研究，同时又运用它来写论战性的文章。他认为，这样运用历史，有利于造成一种新的革命秩序。如果中国人能够严格运用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和分析历史，而不是像他们老做的那样运用历史去阐释心灵和个人品格，甚至去影射君主和大臣们，那么历史会得到丰富，并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变革。

但是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固执地总是按照传统流行的方式去利用历史分析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哈对海瑞的研究，这是通过对 16

世纪的事件的分析，来攻击 50 年代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理。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涉及到王朝更替的动因，即如何评价皇帝和农民起义的作用。中国人对国王、天子、大臣的着迷症，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药方难以医治的，而他们自身对中国的历史也不感兴趣。所有把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安到中国社会中来的企图，只是导致了更多的争论和分歧——这些疑难也易于导致荒谬的结论，这又肯定会破坏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身的信念。

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能够理解中国的这种劣根性，而这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根除掉的。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运用历史分析法并不必定意味着他们真正把握了历史，但这也确实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参照物，中国过去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责任就是以此为准则的。这进而表明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情性，它是不可能迅速除掉的。在这方面，毛身上的马列主义者成分，开始对他身上的中国人成分不耐烦了——结果发展成了毛泽东的冒进立场，而这与中国人的作风是不一致的。

实际上，正是以此为发端，导致了大跃进，他抛弃了他的民族所特有的谨慎，坚持要走得比他的绝大多数同事所打算的更快一些，这个速度也超出了所有工作人员和机构能够达到的程度。他以“小脚女人”的比喻，来嘲笑他的一些同志。但这个运动因准备不足而遭到了极大的失败。它的一些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加上这三年农业歉收，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延缓了中国的发展。这是毛在他的漫长生涯中遭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个人失败，给他自身以及中国都造成了创伤。在毛泽东的眼中，他自己与中国已经成为一体，因此他确信，他所要干的，也就是大多数人要干的，也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党和政府的官僚不可能拖住他们的后腿。那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检验了毛泽东的力量和自信心。在若干年前，他感到自己能完全地掌管住国家，而这时，他要扮演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求得人民的理解，他要对懒散腐化的官员采取严厉的手段而热忱服务于人民。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将他奉为祖宗的人们抛到了一边。通过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攻击他自己所领导的党，毛泽东把自己推上了中国命运的唯一主宰者的地位，这有点像传统王朝中开国皇帝的地位。毛泽东在他的对历史很敏感的人民中留下的形象，足可以反映出他的中国特性。一些来自于中国人的见解认为，他像宋太祖和秦始皇。

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可以说毛泽东更像秦始皇。秦始皇也没有简单地保留一种旧秩序，而是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新统治。当然，这种类比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蒋介石在台湾和香港的宣传家们，也正是把毛称作秦始皇，并希望他的“王朝”短命。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就对此嗤之以鼻。

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

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①

然而，对于他自己，他补充道：“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他身边的林彪，作了一个陈腐的中国式回答：“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在当时也并不是开玩笑，因为他的所有观众都能看出，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比作暴君，是多么的荒谬。到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比喻就更不是玩笑了。毛成了唯一的权威，他手下很少有被信得过的人，也很少有人向他反映真实的民情。尽管他在全国周游，以便和人民接触，但他几乎不能相信人民向他讲述的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他同党内自由化和民主化倾向所作的斗争，使他获得了对于党的胜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令人生畏的成功，把他抬到了凌驾于普通凡人之上的地位，使他变成了一位令人感到疏远、冷漠的严父，这正如传统观念中的一位伟大皇帝。当然，毛泽东确实不想当秦始皇，后者仅仅只是一位贵族政治家，他利用一批法家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家，才能够揭示出，这个第一帝国，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的产物。虽然对于那些读过历史资料的学者们来说，这听起来肯定是荒谬的；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也许会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只知道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关键点，而其他方面的历史知识则几乎等于零。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我们知道，正如上面提到过的，包括毛和林彪在内，对秦始皇都抱有根深的偏见），要把他同秦始皇作比较的后，那就只有把秦始皇的革命历史地位作一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才能够接受。毛泽东认为只要掌握了新的世界观，并且能够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他的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有重蹈第一帝国复辙的危险。毛作为中国人也足以明白，他的新正统可以与孔教国家作个比较，后者

在 1911 年结束了，尽管人们做各种努力试图去挽留，但都未成功。虽然孔子的名望比秦始皇更大些，他的思想延续的时间也要长过秦王朝上千倍，毛泽东也许内心里确实未想过去同孔子比。他肯定认识到了，除非自己能完全改变中国人对孔子的看法，否则，这种比较就只能是自找烦恼。因此，那场批孔运动。就不仅仅是要通过把孔子说成是企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来清除中国人心目中把他当作圣贤的先人之见，而且最终也是为了一旦把毛泽东与孔子比较的话，能使毛泽东处于有利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将看到，毛主义不仅仅是在当代比孔学在它的鼎盛时期更具进步性，而且毛主义还有着改变世界的深远意义，而这是孔学所从不曾有的。

我以为，那种认为毛泽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中国化，并日益强有力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确信，当他仍旧是中国人的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他逝世。他的雄心勃勃的革命念头之所以受到压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自身：9 亿人口，深重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因循守旧的懒散习气。当人们考虑到他 1949 年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时，那么，他设法要使中国人走得像他一样地快和远，这事实上也是他个人成功的标志。简言之，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位较保守些的中国人或者采取一种更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他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和马列主义，二者在他的心灵和性格中，

①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195 页。

以不可分解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纵然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感情充沛、富有思想的人，他也许能够清醒地注意到何时自己更倾向于做一位中国人，何时更倾向于做一位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也缺乏作出这种判断的证据。

自然，人们能进一步推测，是否另外一些领袖人物（他们身上的中国特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达到了毛的同样程度）也能对中国产生同样的影响，并将使与众不同的中国脐入世界之林呢？这个问题确实迫使我们去考虑：这种铸造了毛泽东的个性和政治风格的独特合成（指中国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结合——译者），究竟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我看来，毛泽东对中国的语言的掌握和生动的运用，似乎有助于把读者们对激进变革的需求和紧迫感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解说，便变得通俗易懂。这可能不利于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但这也许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外国味的深奥难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更富有成效。我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的中国式表达以及对中国分析法的运用，比任何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或列宁的教科书，更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进步思想。

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是无所不能的，这是他的最高信念。他又知道，有些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愿做或不能做的。正是在这里，结果使得他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因为他要求他的人民做得大多太快。他简直不想稍微停顿一下以便巩固已有的成绩，在工作中对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也不够尊重。虽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书，那里发生了反革命复辟，并且他认为苏联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但这主要是出于对中国自身的担忧，他害怕中国富裕强盛起来后，也会出现复辟，因此他决心让中国总是处于不停顿的运动之中。如果说中国不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或者说如果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那么他的做法可能会不同。但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历史，都是以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为主体的，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同志们很容易对他们通过艰苦奋斗赢得的荣誉感到沾沾自喜，并会打算恢复中国一直通行的能人统治。我相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腐烂了的儒家官僚，被易于腐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僚们所取代，因此，他宁愿看到中国的发展放慢。大多数中国人，有着与毛同样的担忧，他们打算帮助毛去造就完全无私的人。但是，连续不断的动乱付出的代价、经济崩溃的危险以及维持生活水准的困难，这些使人们发生疑问：是否能这样干下去？如果不能这样做而毛泽东又仍然活着的话，人们能指望会出现他死后的这种情况吗？

尽管毛泽东犯了错误，遭到失败，但是他确实做成了他作为中国人要做的一个重要事情：他的中国显然已对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中国，他也不是要求世界去简单地尊敬和崇拜那个死去了的文明的荣耀和成就。他的意思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而这个新的中国的主要之处就在于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通过他的眼睛去认识世界。他所看到的，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当今的现实，但中国将永不再把世界看成当然之物，同时也不会再接受世界曾对中国作出的估价。毛泽东所犯的大错误，就在于对这一切的时间选择上。在他 1963 年以典型的中国诗词的形式写的诗行中，至少能够反映出这种情绪，而且这也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王新松译自威尔逊编《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英国中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