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四次论战

到 60—70 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心日益集中到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

家，并且取得了不少令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的产生，同 60 年代后发生的关于毛泽东的四次大论战，有直接的关系。

这四次大论战是：

（一）“异端论”与“阴谋论”之争

1960 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发生了一场关于所谓“毛主义” 的论战。这是欧美理论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论战，影响十分深远。因为它不仅是 70 年代第二次论战的由头，而且影响了六七十年代国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走向。

参与争论的，主要是被称为美国中国学右派的代表人物魏特夫（又译为“威特福格尔”）和美国中国学“囱由派”代表人物费正清的学生本杰明·史华兹。亨利克·夏德马担任了评论任务。

争论的主题，是毛泽东的思想的实质，即毛泽东思想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

史华兹持“异端论”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依靠农民的革命战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即“独创性的发展”。魏特夫则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是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来的，没有什么独创性，其观点为“莫斯科中心论”或“阴谋论”。

这场论战的背景非常复杂。史华兹在 1951 年曾发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提出了“毛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观点得到了其导师费正清的肯定与支持。以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著称的魏特夫对此提出了异议。因此，魏特夫文章的题目是《“毛主义”的传说》。史华兹在反击中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指出他使用“毛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强调了毛泽东的独创性，但并不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所以在论战中，魏特夫更多地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的一面，史华兹更多地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独创性的一面。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 50 年代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事件中，魏特夫站在迫害费正清与谢伟思等“中国通”一边，认为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 美国 40 年代驻华的外交官要对“丢失中国”负责。因此他论证毛泽东的思想与列宁主义的联系，说两者实质是一样的，目的是要证明毛泽东思想是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阴谋的产物。费正清及其学生史华兹等强调毛泽东的独创性，则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阴谋”下获得的成功，不如说是毛译东与独创性的革命战略的胜利。

也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所以双方在论战中，虽然都强调文献的重要性，频频引用文献驳斥对方，但对文献的利用与解释有很大的主观性， 甚至有的是完全错误的。

但从中可以看到欧美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点及其问题之所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二）“结合论”与“异端论”之争

60 年代末，在越南战争、法国“五月风暴”、中苏论战和中国“文化大

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欧美知识界出现了一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研究领域中，50 年代已有两大学派：具有鲜明反共色彩的右派和自诩客观主义的“自由派”。这时，也出现了一批“左派”。他们大多是从“自由派”中分离出来的，或是“自由派”费正清等人的学生。

在这一背景下，1976 年在《近代中国》杂志上，爆发了欧美学者关于毛译东思想的第二次论战。

这场论战，主要在“左派”与“自由派”之间进行。自 60 年代第一次论战后，右派及其代表人物魏特夫的观点，在中苏论战等背景下，相信的人已经不多。“自由派”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左派”中国学家崛起后，锋芒所向，主要是“自由派”。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在《近代中国》1976 年第 2 卷第 4 期的《编者前言》中，对此作了扼要的说明。

“左派”参加论战的有理查德·佩弗、沃尔特等青年学者。“自由派” 参与论战的是史华兹、施拉姆、迈斯纳等著名学者。担任评论任务的是约翰·G·格利。

双方争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理论与实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一系列问题，但其主要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左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异端论”。比如佩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是对马列主义的背离，而是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他们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简单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的结合。“自由派”学者史华兹、施拉姆、迈斯纳等照例更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比如认为马克思更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毛泽东则更接近“唯意志论”。

由于双方论战是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双方共同存在一个问题，即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同于毛泽东思想。“自由派”是如此，“左派”也是如此，甚至还引用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左派”辩论的论据。

这场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较多。论战后，70 年代欧美和日本学者出版了近百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其中不少已有中泽本）。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部分译自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著作。

（三）“心理历史分析”之争

自从中国粉碎“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以后，在国外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开始对原有的观点进行反思。因此，80 年代国外的毛泽东研究，相对于 60—70 年代的研究热，温度明显下降。

但这时，在前苏联的《远东事务》杂志上，却针对欧美学者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得失，进行了一阵讨论。

在 70 年代欧美学者毛泽东研究中，有两部著作引人注目：一是索罗门的

《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是派伊的《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危机的心理研究》。其特点是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心理特征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他们之前，利夫顿于 1968 年出版的《革命万岁——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也有这种倾向。这种研究被称为“心理历史分析”。尽管这种研究，方法与视角比较独特，但过于夸大了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特征

等心理因素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因此，80 年代初，《远东事务》连续发表了耶基莫娃、弗拉第米诺夫等学者的文章，单方面地同派伊、利夫顿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论战。他们不同意派伊、利夫顿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心理产物的观点，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的产物。而所谓中国的民族心理、社会心理， 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心理的产物。这种观点貌似正确，实际上也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

从这次论战中，可以看到心理历史分析既有不少精彩的、独到的见解， 又有不少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而且，论战的双方都把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的主体研究，因此有不少极为错误的观点。

（四）对毛泽东研究的“重新评价”之争

80 年代中期，由于《毛泽东著作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文献面世，国外学者对国内学术交流增加，特别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因此，1986 年纪念毛泽东逝世 10 周年之际，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上，重新出现了毛泽东研究的热潮。英国的《中国季刊》在这一时期， 也发表了一系列重新研究毛泽东的文章。

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的尼克·奈特、格雷姆·扬、弗里德里克·泰韦斯、布兰特利·沃马克和厄洛尔；迪特默等学者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即所谓“重新评价”。因此，讨论的主题，用评论者斯塔尔的概括来说，即对毛泽东“正确”与“错误”的分析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 即讨论如何区分与研究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各位学者各有自己的见解，展开了颇有意思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主张机械地区分毛的“正确”与“错误”，强调毛泽东犯错误是由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在分析中，他们过于强调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其过去正确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失之偏颇。

近年来，沃马克、奈特、泰韦斯等新一辈学者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日趋活跃。施拉姆等老一辈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成果涉及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 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这种研究的走向，积极开展学术讨论，认真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