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美〕本杰明·史华兹

我应邀对毛作为哲学家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我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以阐明构成毛精神世界核心的和他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尽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重要理论都属于“哲学”理论。当然，人们可以从毛的著作和谈话中找到最确切意义上的哲学，但是，这些哲学著作是否就是“事物的核心”呢？毛的哲学思考和著作证明葛兰西的话是有道理的。葛兰西说过：“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只能到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①这表明在政治著作中确实包含着某种哲学。

即使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但毛的思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毛的思想的意义仅仅在于他是我们时代最成功的、最机敏的政治领袖吗？如果毛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还会这样对待他的思想吗？很显然我们是不会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考虑他的个性中坚忍与敏锐、勇敢与无情的结合，不考虑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政治直觉等因素，那么，即使是毛本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我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整体，进而把它与毛的政治生涯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当毛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他的思想世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毛的思想可能会超越，也可能没有超越这些历史条件。但他的思想的深度不可能从一组抽象的公理中推演出来。也许，有人认为毛在 1937 年写的小册子对宇宙内在本质——矛盾的认识，是直接导致他产生“不断革命”思想的原因，致使他反对任何静止的乌托邦思想。事实上，毛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在 1958 年大跃进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脱离毛作为一名政治领袖的事实来考察他的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毛是革命的领袖，他才能够以多种方式同千百万民众接触，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意义。因此不论毛的思想是否带来预期的结果，是否深刻，是否因历史原因而永存，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

有一种偏见认为，毛的思想来源于另外一个方面。如卢西恩·派伊教授在其《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中，从心理和历史的角度对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那些潜心研究毛思想来源的人并不能清楚地揭示毛的思维方式，他们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原因，他们只是详细地论证毛的心理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未能揭示其发生的根据。为此，派伊教授对毛泽东的人格特征做了大量的考察。我们都承认毛的人格因素非常重要，值得研究。然而，描述毛的人格并非是派伊的目的。因为人格和思想一样，都是最终的结果。他要做的是通过对毛人格的观察去解释毛的思想。虽然派伊承认有非心理因素的存在，但是，最终他将发现，用他自己揭示的原因也不能完全解释毛的思想。

然而，问题比这种特殊的心理学解释还要复杂得多。思想世界同心理的机械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思想看成是对某些“外在事物”的反映，以及对某些，“内在的”东西的表达。我们相信思想总是由某些原因引起的。虽然心理因素对我们的思想有一定的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纽约，1973 年版第 403 页。

影响和制约，但心理因素怎样影响思想，这种影响的程度又如何？还是一个悬而未央的问题。毛自童年开始的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不能不受其思想和个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不论毛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战略）是怎样产生的，它都会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而且，通过考察毛的思想及其来源，就会发现毛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处于一个与他人共有的知识文化环境之中。

与卢西恩·派伊同样关注毛的童年的人，也应当承认毛的青年时代的思想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把问题的重心放在研究毛的家庭关系上，而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19 世纪 80 年代初，毛早年生活过的韶山未必受到过“西方”的冲击。毛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农民兼商人，他打算让儿子受到初等教育。但他未能阻止儿子追求接受更高教育的努力。毛曾经说过：他幼年时是个学生。这意味着他早年不仅接触了乡村的通俗文化，而且也接触了传统的高级文化。实际上，后者对毛的影响可能更多些。当时公认的学者为上层社会所重视，青年时代的毛喜欢阅读通俗小说，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想成为一名学者。许多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学生也都有这一爱好。毛喜欢《三国演义》这部书，因为它不是描写通常的暴乱，而是描写英雄的业绩。《三国演义》中的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悯熟的战略，表明他们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水浒》中的人物则是些非正统的英雄，替天行道，报仇雪恨，他们不是追随者而是领袖。毛喜爱这些书，表明他已为传统的身强力壮的英雄形象所吸引，而不是被孔子那样的圣人政治家的形象所吸引，尽管二者都是理想的领袖。

毛作为农民直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他能够像准确地使用古典文化中的典故一样，恰当地运用他早年学到的农民的谚语。早年在乡间的经历，使他难于同意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农民是消极的、愚昧的观点。

传统的中国思想倾向于农民，致使统治者也不得不这样做。“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民间经常表达出平等的思想，要求满足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通常爆发的起义，往往是由统治者的腐败、贪污和不法行为所致。在同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接触之前，毛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么成年的毛对“人民”所遭受的“虐待”是非常敏感的。

应当看到，毛早年在“传统的中国”的生活，对他的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美学和文学（非民粹主义的）观念全是中国式的。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甚于对西方思想的兴趣，以至他用更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包容它们。人们可以意识到，毛对上海外国租界里的西方式都市生活并不感兴趣。我们可以把列宁和毛作一个比较。列宁虽然痛恨西方资产阶级，但他却把现代欧洲城市生活看作一切文化的典范和缩影。

虽然毛出生在传统的中国，但他的阅历使他很快地同新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他很早就接触了改良派人物梁启超、严复等的著作，了解了他们的基本观念和倾向。这些也构成了他的知识世界。辛亥革命后，他的老师杨昌济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但杨本人却未因同新思想的接触而打破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毛和大多数“五四”前出生的人一样，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

尽管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传统的中国” 与“现代西方”是势不两立的。他们深信传统的文化并非是一块巨石，而是由不同的或完全相反的倾向构成的复合物。不论正确与否，他们毕竟能够分辨出西方思想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相近似的、可以比较的，或者相反的成分。

我们对毛的著作研究得愈多，就愈会感到这些著作对于确定毛思想的基本问题和范围起着极大的作用。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在形成其关于社会问题的思想以前，曾经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那些改良派人物就更不用说了。旧中国的人经常是排外的，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改良派则不同。他们有着绝对的先人之见，认为应该维护和发展中国，使中国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统一体，与其他闻名的民族并立于世界。他们认为伦理和社会价值、价值和思想的取舍决定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社会统一体的生存，而不是相反。他们并不打算使“中国式”的文化与一般的文化相一致。毛作为一个学生无疑已经对传统偏见进行了反思，并开始思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应有的尊严和富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的传统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把民族主义同更广泛的目的结合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思想的困境之一，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非人格化的世界历史模式，它不仅特别适用于中国历史，而且也适用于中国的文明。的确，在中国还不曾出现过笛卡儿主义者所说的人与宇宙的对立。中国传统历来认为，历史的模式与宇宙的循环节奏是相吻合的，一种思想适用于此时此地，而在彼时彼地则不适用，这就导致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这些思想显然在 19 世纪为西方进化论和历史主义的传入提供了桥梁。而其中关于发展的观念——不可抗拒的改革和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却令入迷茫。发展是一种无限的能力，它能打破一切旧结构的束缚，把人类引向可能达到的最高现实。显然，这些西方思想同以往的以有限可能性为基础的循环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僧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显然，青年时代的毛对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响。梁启超和严复的个人观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他们认为个人的动机和进取精神取决于对自我利益的觉悟。毛的个人观，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杨受康德和英国理想主义者 H. 格林的影响，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毛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个人主义是很特殊的，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

同样，毛对权威也产生了新的看法。旧的权威，无论是家庭、政治还是宗教，其本质是一种代表落后的黑暗势力，它们限制和破坏人民内在的活力。当然对权威的这种看法并不一定妨碍人们形成对新的权威的信任。相反，不久中国人便要求创立一个能够引导和培养人民的能力的新的政权。青年时代的毛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无政府主义只是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能力，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毛认为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启蒙的权威。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改良时期占有主导地位。毛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即把斗争和分裂看作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在青年时代阅读过的小说已经使他确信了斗争的价值。不过，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共同思想是追求和谐，对斗争表示反感并视之为纯粹的邪恶之源。严复、梁启超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就个体而言，提倡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与传统的经济相融合；就整体而言，追求国家间的超越，隐喻着一种团体冲突。这种思想吸引了对于经济解放相当敏感的毛。

影响青年时代的毛的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其说来自改良派的思想，不如说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文学，如认为人民有权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例证。我们已经讲过一些毛有关“人民”的思想。改良派赞同进化论，但进化论不认为“人民”是进化过程中的主要力量，相反，认为进化的发展或进化的演进是由一批启蒙领袖推动的，他们把无知的人民纳入进化的洪流。青年时代的毛对这种进化观感到愤慨。可以说，他当时既渴望革命的民粹主义，又为改良派认为无知的人民只是进化的工具的观点所困扰。

“民意”的概念是含混的。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主义。在这种状态下，人民是立法的力量，能冲破一切阻拦，创造出自由美好的未来。1919 年底，毛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民是许多群体的总合，其中甚至包括学生和小学校教师。这篇文章认为，学生是联盟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但是，它并没指出先锋队的必要性。这种强调自发性的观点似乎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反映。但是，“民意”的观念会导致一种更为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化的观点，即认为一般群众必须在一个代表普遍意志的自觉的先锋队领导下，才能走向未来。

十月革命之前，毛和他的朋友们对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的理论原则都加以利用。受他们影响的人井非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些一般性的观念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毛在 1936 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后来，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也曾反复强调这一点。一旦我们明白了毛为什么一贯自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注意到下列事实：1949 年毛曾讲过：“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与其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倒不如说非常符合他本人的实际情况。19 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西方发生重要的革命，而是转变为一种日益发展的、进化的趋势，未能制止中国的混乱和不幸，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使中国变得更加贫穷和虚弱了。对毛的良师李大钊而言，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又在演变的明证。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对毛和李大钊、陈独秀同样重要。我们许多人认为，在毛的政治生涯中，他注重人类意识的力量，而忽视历史的“客观力量”。这种观点同一种更深刻的信仰并不矛盾，即历史（作为一种普遍的力量）已经成为支持毛的活动的后盾，或者说历史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十月革命正是使这种信仰燃烧起来的导火索。圣贤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圣贤。十月革命证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引起了毛和他的两个良师对革命的基本理论的关注。

巴黎和会的伟大力量和俄国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使毛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这两种理论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状况，展示了不同于西

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

列宁关于先锋队的概念，校正了毛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列宁关于革命需要职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使毛更加确信群众需要领袖，坚信共产党是最理想的先锋队组织。毛从后来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应当从政党组织和群众领袖之间识别出真正的领袖。

1920 年，毛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的中译本，从中得到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认为，群体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内部动力。在这以前，毛只泛泛地知道一些法国革命初期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即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反对权力和财富占有者的斗争。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他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概念；他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社会形态依据生产关系来划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阶级实质上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列宁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只是指出了阶级的更规范的形式，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劳工组织。这表明，毛已经理解了列宁的思想。但理解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成为毛整个思想的核心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述思想被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的概念弄模糊了。在“苏维埃”阶段，毛把全部精力用在湖南和江西的农村战略方面，但他承认这是对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辅助。当毛在西北树立了精神领导权时，他的无产阶级概念已经具有新的内容，他用它来表示党和群众作为真正的集体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这同精确的阶级含义已经相差甚远了。

当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也引起了毛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毛作为政治领袖是怎样形成他的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毛的世界观的形成是由他的人格的各个方面和他作为政治领袖的能力以及他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我并不打算概述毛主义的革命战略的漫长历史，不过，延安那段悠悠而又始终贯穿毛理想的经历却必须顾及。这些理想在整个历史中，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作为中国领袖的毛。

为了表述这些思想要素，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其中哪些成分是规范化的毛主义的核心，哪些更马列主义化一些。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农民，党领导着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把“无产阶级精神”作为确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情况。通过对长征经验的反思，毛特别强调这些内在品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同青年时代的毛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培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概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了。对毛而言，无产阶级意味着自我批评的美德，一切服从集体需要的献身精神，毫不松懈的努力，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铁一般的纪律等等。必须把这些品质灌输给领导，通过领导再灌输给人民大众。尽管毛强调群众是智慧和美德的基础，然而无产阶级的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仍然需要群众去努力实践。

在延安时期毛强调“群众路线”。不过，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干部与群众间的这种牢固的道德联系，就会感到这并不意味着毛要按照列宁主义的模式去组织农业。

就无产阶级精神和群众路线而言，延安的经验形成了毛的许多名言警句。他认为：把无产阶级精神灌输给干部和群众，比给予他们经济或军事上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党的干部具备了正确的精神，就能够完成任何军事、

政治、经济或教育任务；有了正确的精神（德）就能够精通各种专业技能（才）。在当时的延安，毛的这些教诲并不是不可置信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探讨，显然已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因素。这种民族主义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并不是战略上的，也不是某种权宜之计。毛关于统一战线的奥妙的观点，显然是把党和延安根据地看作是中华民族“健康”力量的先驱。

如果上述内容就是毛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我们怎样看待毛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论断呢？首先，毛在确立其自己的主张，并且成为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时，也在潜心研究苏联的意识形态。他几乎不加反思地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计划。尽管他对斯大林有一种矛盾心理，尽管他自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理论权威，但是，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本质，是深信不疑的。他喜欢斯大林那些与他相似的理论。毛不仅被斯大林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观念所吸引，而且，也喜欢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通俗易懂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缔造者，毛并未被斯大林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做法所震惊。事实上，毛更强调发展重工业。

应当承认，当时中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非常落后，复杂的经济成分需要更长的时间改造。回顾历史，毛在人民联盟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建国以后，毛依据斯大林在不发达国家用社会主义方法建设重工业的理论，特别尽力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苏联毕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毛和他的同志们不过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的那些名言也只能适用于这一革命。当延安从追随苏联模式的过程中觉醒时，毛开始形成了一种田园式的准共产主义观点。1969 年他曾说过：“一直到解放初期，全体党员大体上过着平等生活，精力充沛地工作，勇敢地战斗，这同所谓的物质刺激毫无关系，实际上是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们。”①

毛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明，这些理论是一种战略指导。毛依据其长期的政治经验和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使自己的战略与马列主义的范畴融为一体。

怎样看待毛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呢？人们意识到，这些著作是理解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键。这些著作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矛盾论》表明，斗争不仅是历史的推动力，而且，斗争本身就是好的一面。同时，也表明毛对事物“两方面”的关注和他倾向于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宇宙的两重性关系。《实践论》表明了毛对自然科学的经验归纳法的看法，说明毛厌恶只懂书本和抽象知识的权威。这些著作真的是理解毛政治领袖生涯的钥匙吗？人们也许会指出：毛确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具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的人才能正确地运用辩证法和认识论。区分基本的矛盾和非基本的矛盾的能力，并不能由方法本身产生。同样，把群众“分散的和不集中的意见”集中起来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做得好，有些人则不行。

1949 年以来新中国迅速地得到巩固，主要是依靠把延安的方法普遍化。新中国头几年取得的成就是在法律和社会秩序方面，以及新的民族效率。然而，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情况，就会感到毛作为英雄领袖

① 转引自爱德华·来丝：《毛的道路》，加利福尼亚，1972 年版第 426 页。

的谨慎和与众不同。1955—1956 年，中国领导人恢复了自信。中国人民已经展示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有了一种要比苏联干得更好的感觉。1956 年，毛和同事们更了解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局限性。能够“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现实中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的结合，就引导出了以“百花齐放”而闻名的缓和阶段，知识分子在这时，又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

延安时代毛的意境的真正复苏，是同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相并行的。这表明，延安时代的理论名言，不仅适合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也同样适合于现代化的任务。人民保持着一种无限的道德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在党和干部的领导下，就会使农业和工业生产达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如果社会主义只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那么，显然在整体意义上，这并不是中国道路的终点。延安式的无产阶级伦理道德鼓舞着群众，他们将再度走向未来。毛忿忿地承认了大跃进的失败，但他并没有放弃完成他的梦想。相反， 1960—1966 年，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的官员们放弃了史诗般的长征。因而他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官僚势力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性。现在领袖与群众隔绝了，最终毛对以“红卫兵”和“革命组织”形式出现的群众，也感到失望。这时的群众，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团结和富有纪律性，而陷入无组

织的抗争。也正是在这个“万里长征”中，死亡压倒了他。

也许，人们会以为毛的遗产会延续下去。我认为，只有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东西将成为真正能够延续下去的遗产。1949 年以来，中国取得了社会和平与安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基本上的平等分配；毛（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认为，这就是毛主义阶段的更坚实的遗产。

高铁军摘译自迪克·威尔逊主编的

《从历史衡量毛泽东》英国剑桥大学

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