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毛泽东：革命精神的文学家和文学气质的革命家

〔美〕保罗·皮科威兹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自己的民族风格，盲目崇拜西方，认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他们甚至提倡“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和文学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那些拒绝中国的东西，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规律，所以他们不愿意学习和发展它们。这就对中国的艺术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1956 年瞿秋白是富有特色的一代左翼文艺思想家中的一员。他

的大多数同伴，包括茅盾、丁玲、巴金、叶圣陶、郭沫若、夏衍、阳翰生、郑伯奇和钱杏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继续活动，1949 年以后又在人民共和国担任重要职务。实际上，一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里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在瞿秋白遇害后几十年，他的关于“五四”作家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问题的文章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例如，瞿秋白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文学艺术的著名文章有联系吗？

江西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被共产党的领导者奉为楷模，他们在南方的失败和艰苦的长征以后试图恢复革命运动。1936 年红军长征落脚的陕西北部比起江西来，人民更加穷困，土地更加贫瘠，文化水平更低。但是，共产党使用的战略是同样的。这种战略就是，通过创造一个革命的“国家”，或一系列“自由区域”来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在这个“国家”或“自由区域”内，社会、经济和政治部被改革成有利于大多数农民参加进去。这就是说，这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基础变革方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对于夺取全国政权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大众文艺运动的发展被认为既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整个革命的重要目标。

延安的文化运动是以瞿秋白在江西所设计的规划为模式的。李伯钊等一批在江西起重要作用的人经过长征活了下来，他们又在延安活跃起来。话剧运动的开拓者赵品三，于 1937 年 2 月带着 400 多名学生和几个话剧团到达延安。①徐特立（瞿秋白在江西时的副手）被任命为延安的教育部长。当时有人告诉斯诺：“从南方来的大多数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成了教员”。②毫不奇怪，鲁迅艺术学院和抗大是以高尔基戏剧学校和红军大学为模式的。

像江西时一样，延安的大众文化运动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了。文化活动分子由农民中吸收，在中央地区经过两年训练，然后再派回各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运动。①像在江西时一样，中央剧社派遣流动剧团去农村和前线演出。威尔斯描述了一次为期六天的剧团旅行：“他们每天步行，在七个村共演出了 31 小时。演出的目的是在露夭向陕西群众解释延安

政府的方针，动员他们参加在这年 7 月 15 日开始的选举活动”。①

当时的报告还指出，延安文化运动的许多理论原理都是以瞿秋白在江西概括的许多思想为基础的。由于扫盲仅占 5％的比例，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8 页。

① 雷蒙·威尔斯：《红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42 年版第 184 页。

②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第 114 页。

① 雷蒙·威尔斯：《红尘》第 194 页。

因此，大众文化运动更加注重音乐、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②强调用群众喜爱的活动来鼓励人民积极参加革命。延安艺术的内容仍然集中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形式也主要是传统的，这样能让大多数农民喜爱。延安的政府仍然认为文化工作者必须紧密联系农民群众，并且强调要使用简单直接的人民的语言。

不过，延安和江西的文化活动仍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这些区别影响着文化规模的发展。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区别，江西那些年所表现的痛苦的国内阶级斗争的主题，在 1936 年底以后改变为国共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主题。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强调，异族仇敌当前，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必须广泛地联合起来。任何人，不管阶级背景如何，只要他真正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在延安都将受到欢迎。为了吸引那些在过去被作为农民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爱国的中国人，延安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方针被修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这些方针。

江西与延安的第二个区别是，大量的城市和欧化的作家来到了延安，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延安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更愿意，并且能够更好地抗击日本侵略。哈里森·福曼在评论这些来自上海的作家所遇到的问题时说：“那些来自上海的欧化的高级的文学艺术与中国穷乡僻壤的农民文化相距何止万里：这些文人学士离开了上海，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对他们来说，瞧不起那些愚昧的农民、工人、士兵是非常自然的事，这些人也同样对他们反感”。①一大批城市作家努力适应新环境，并为大众文化运动做贡献，而另一些作家对这种运动没有兴趣，他们继续保持着城市风格。这与江西比较起来，就有了更多的现代文学活动，而不是清一色的大众文艺运动。实际上，有两种艺术趋向：一种是向着人民大众的运动；一种是服务于城市知识分子的欧化文学运动。这两种趋向是矛盾的。但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是一批有价值的力量，工农群众应当欢迎而不是孤立他们。显然，阶级调和与合作的政策与革命政策恢复大众文艺、建立新型社会的要求是冲突的。尽管这些“五四”一代的作家们并不反对功利主义的艺术，但是，他们仍倾向于拒绝那种艺术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的概念。这个问题在江西时就产生了，在延安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大多数著名观点。这使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生们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文学专家，并且也很少谈及文化艺术。其次，他的大多数著名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写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而毛泽东的追随者却倾向于通过抹煞这些文章的历史内容来抬高这些著作，从而为宣传他们的功利主义目标服务。结果，尽管事实上毛的著作只讨论了有限的，并且是有选择的一部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延安统一战线的环境中产生的，但是，毛泽东论艺术的著作还是在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被看作是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后，最重要、最辉煌的文学艺术论著。的确，毛泽东的表述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没有人比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受到那些从 20 年代初期就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的

②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第 253 页。

① 哈里森·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第 88 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的影响。仔细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在毛泽东的观点和早在 10 年前瞿秋白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方面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虽然，毛泽东和瞿秋白的思想并不相同，但是，瞿秋白没有提到的问题，毛泽东也说得很少。第二，或许也是更有意义的一点，他们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瞿秋白采取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

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研究的一般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与瞿秋白没有多大区别。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常常承认，“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毛泽东仅仅在形式上接受了这一传统的、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公式。在其它地方，毛泽东坚持认为，上层建筑不仅能够影响经济基础，而且在某种条件下，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能够在推动革命前进方面起到决定的作用。1937 年，毛泽东论道：“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①人们得到一种印象，即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大力强调作家和艺术的功利主义作用对于革命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时，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于是首先觉悟成分。”①在毛泽东看来，作家的作用并不限于被动地反映由客观历史规律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是“唤醒群众，激发他们的热情，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为改变自己的环境而斗争”。②毛泽东认为，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

毛泽东对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唯意志论的解释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文学阶级性问题的论述上。一方面，毛泽东似乎肯定艺术的唯物主义概念，他写道：“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力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但是，和瞿秋白一样，毛泽东评价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却倾向于使用主观的标准。例如，绅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将不在任何客观意义上受到限制，他们或者创造封建艺术，或者创造资产阶级的艺术。如果他们的意识转变了，那么，他们甚至可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来。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应该如何看待文学遗产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瞿秋白同样的态度。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即使在革命性质转变后的时期，过去的文化仍然与现在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在 1938 年，毛泽东宣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⑤毛泽东同瞿秋白一样，采用这种标准概念来强调他的深刻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观。当然，他不否认外国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但是，他拒绝那种认为欧洲模式应当在现代文学运动中居支配地位的观点。毛泽东接受了“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理论概念，但坚持只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6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59 页。

② 《毛泽东论文艺》第 19 页。

③ 同上，第 76 页。

④ 同上，第 25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34 页。

来代表中国自己过去的文化。自然，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应当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显然他认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本身，是独特的，它不可能按照外国的模式来发展。相反，马克思主义应当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应当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而且，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毛泽东承认，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桥梁。①

在关于资本主义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劳动分工造成了个人审美感受的异化，所以，群众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是，和瞿秋白一样，毛泽东拒绝承认物质丰富和工业生产的高度发达是普通群众取得文化解放的前提条件。相反，毛泽东设想，在中国的情况下，经济基础的转变是以文化革命力前提的。其实，毛泽东和瞿秋白一样没有看出，一个独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不能产生于一个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因。②不过，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瞿秋白的定义。第一，毛泽东坚定地认为，文学应当与延安创造的新社会完全融为一体。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③尽管他大概也知道，现代文学运动的活力在于创造一种自由的环境，但是，毛泽东仍暗示，左翼文艺运动继续自由地发展将会损害革命的政治运动的利益。实际上，毛泽东相当明确地号召在中国把艺术与社会重新统一起来。第二，当毛泽东说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时，他显然认为这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必然是在行进的政党指导下进行的。①毛泽东反复强调了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的必要性。“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②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区别，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现代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一个概念，仍然与瞿秋白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五四”阶段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已经在中国失败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仍然必须完成，即使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们都承认，需要完成资产阶级的文化“阶段”，而他们却重新对这一阶段作了定义。他们指出，目前阶段的革命文化运动将不再提倡资产阶级文化，而应当超越它。这样，瞿秋白的“无产阶级的五四”文化阶段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被表述为一种既不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也不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提出的那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③像瞿秋白为无产

阶级的“五四”所作的解释一样，毛泽东试图把夭折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与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统一起来，而所有这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 23 页。

② 同上，第 25 页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 74 页。

② 同上，第 84 页。

些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学与社会问题的总的看法，但是，他打算如何将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付诸实践呢？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毛泽东和瞿秋白同样认为，没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他们所设想的文化运动就不能实行。毛泽东还了解到，这个运动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来源于“五四”分子的一些劣根性上。因此，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五四”一代左翼作家的评价。尽管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瞿秋白，但是他们对于“五四”一代人的批评惊人地相似。

总之，对于“欧化”现象的看法是毛泽东批评“五四”一代人的主要特征。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节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①1941 年毛泽东又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②由于欧化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因此，现代作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知道得很少，群众也把这些作家看作国内的外国人。

像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似乎一直认为欧化对于左翼文艺运动有两种主要的影响。毛泽东对于左翼内部存在的削弱联合与影响

的宗派主义争论问题的分析，远远不及瞿秋白的细致与全面，但是，他似乎也认识到，欧化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作家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早年感兴趣的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联系在一起。而毫无批判的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将可能重复“全盘西化”的错误。因此，毛泽东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①与瞿秋自不同，毛泽东没有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流派，但是，他对托洛茨基的简洁的批评显然是与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相联系的。

同样，毛泽东并未指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流派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谈论了作家的政治倾向和这些倾向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瞿秋白曾批评自然主义和冷静的客观主义为宿命论者，而毛泽东不同，他把这种态度批评为“真正的投降主义和尾巴主义”。他也指出“左倾”的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革命队伍中孤立起来。②不管毛泽东是否知道 20 年代以来各种“无产阶级”派别的活动，但是。他对一些文学团体的精英领导作风的评价却与瞿秋白对左倾浪漫主义的批评相同，同时，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完全一致，即他们都认为鲁迅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家。在 10 年前瞿秋白曾深刻论证过的主题上，

毛泽东宣称：“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

① 《毛泽东文化观》第 74 页。

② 同上，第 84 页。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 62 页。

② 同上，第 10 页。

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

前的民族英雄。”①人们可以看出，瞿秋白和毛泽东都为了一个根本原因而歌颂鲁迅，这就是，鲁迅不是一个肤浅的欧化主义者。

毛泽东也认为，欧化使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运动与普通人民相脱离。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产阶级不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断言，在根据地的欧化作家仍然不知道革命文学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的。结果，“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②毛泽东还使用了瞿秋白在 10 年前所使用的语言说，即使是善意的左翼作家，“对于工农兵群众也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③关于“五四”作家的语言问题，毛泽东说，“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④这样的左翼文艺运动是失败的，它将造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隔离。因此，它阻碍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左翼作家缺点的论述与瞿秋白的观点相同。不仅如此，而且，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论述也与瞿秋白的论述惊人地相似。他们俩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一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的长期过程，开始于严格的自我检讨，结束于“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为了解决“无产阶级文学运

动”与人民的矛盾，毛泽东像瞿秋白一样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向人民学习”，因为“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① 绅士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要成为无产阶级，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②这种民粹主义的运动将产生三种有利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内容将更加多样化，并且更加直接地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作家将使用人民的语言；

知识分子将会探索人民所熟悉的大众艺术形式。毛泽东和瞿秋白一样，敏锐地了解到欧化左翼作家思想中文化虚无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认为，只有领导文学运动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注重中国的民族形式，现代文化运动才能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在上海和江西的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背景下，

瞿秋白要求作家采用“传统的大众文艺形式”；在延安的统一战线情况下，毛泽东则号召他们注重“民族形式”。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强调大众的、民族的艺术都是对虚无主义和欧化作家的批评。

毛泽东解释道，反帝国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文化。

毛泽东显然也和瞿秋白一样承认，在消除知识分子与群众隔离的问题

③ 同上，第 13 页。

④ 同上，第 6 页。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 5—6 页。

② 同上，第 19 页。

上，有两种基本的（稍微有些矛盾的）态度。一些批评强调作家需要使他们的欧化作品“大众化”，以便于人民群众能够理解他们；另一些批评则强调应当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便于他们能够欣赏更高级的文学作品。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合理的，但是，他指出欧化的左翼作家“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

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①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作家把“提高”解释为把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预定的资产阶级或外国的水平上来，其实不是群众应该被“提高”，而是文学艺术本身应该提高。总之，毛泽东认为，大众化和重新认识优秀作品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毛泽东所设想的新标准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毛泽东运用了瞿秋白经常使用的唯心论一唯物论的二分法，指出：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而“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②“五四”文学，包括革命的作品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在人民中产生效果。为了适应“新”的标准，作家必须注意使他们的作品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和瞿秋白同样认为，

中心问题出在作家，而不是群众身上。普及，而不是提高，是第一位的工作。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五四”一代作家的批评没有瞿秋白全面。但是，他认为，他所论述的矛盾如果不被延安的作家们重视的话，那么就可能成为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没有使用“多余的人”这样的字眼，但是，他警告说，欧化作家“看不起工农兵”③的倾向有可能导致他们成为梁实秋那样的不革命的人物。

虽然，瞿秋白和毛泽东在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上有这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瞿秋白的评论在许多方面仍然比毛泽东的更激烈。正是统一战线这个背景，才使毛泽东建议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倡导的无产阶级的“五四”文化。毛泽东全心全意地接受“无产阶级文艺”这样一种提法，但是，他不像瞿秋白，他没有讨论在这个运动中要求群众直接参加进去的重要问题。在《讲话》以及另一些著作中，毛泽东似乎认为，群众将由知识分子来提供“无产阶级的文学”，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在意识上转变了，无产阶级化了。当毛泽东提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只是说到为工农兵的文学，并未说由工农兵创作的文学。①与瞿秋白的著作截然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几乎全部限于讨论知识分子在新的多阶层群众运动中的作用。

由于和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无关，所以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概念与毛泽东的有所不同。自然，瞿秋白提到了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变问题，但是，这通常是指在“无产阶级的五四”的第一阶段内，这一阶段将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文化活动。与毛泽东不同，瞿秋白曾反复强调群众直接参与文化运动的阶段，并且，他暗示，到了那个阶段，人民将不再依赖绅士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毛泽东却从没有提及什么时候，

怎样解放群众的文化潜力和创造力。

不过，应当承认，毛泽东未提及瞿秋白著作中的乌托邦式的主题并非因为他对人民的文化解放缺少热情，而更多地是因为当时战争环境在政治上的

限制。例如，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中没有写任何人民直接参加的内容，就意味着它不赞成在延安的徐特立和另一些人制定的江西式大众文化纲领，其实，这个纲领与毛泽东对革命的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毛泽东和瞿秋白提出问题的政治环境不同，但是，他们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文化问题的观点却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如何解 342

释这些共同点呢？我认为，毛泽东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并且受到瞿秋白的影响，尽管毛泽东从未承认过这种影响，甚至都未提到瞿秋白的名字。

（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瞿秋白在革命实践和著作上的贡献。他在 1950 年

12 月 31 日的题词中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译者注）因此，很难证实瞿秋白的著作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源泉。然而，比追究毛泽东是否受到瞿秋白的影响这一问题更有意义、更有趣的问题是，思考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下，思想家们可能对于历史、革命和文化问题分别作出相同结论。瞿秋白的研究领域显然比毛泽东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他的论文学艺术的著作表明，他提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本质总体设想中的若干因素。关于文化问题，瞿秋白的观点则简直是“毛主义”式的。

瞿秋白和毛泽东对于革命问题的总看法中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态度。尽管瞿秋白最初承认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但是，他和毛泽东一样，对资本主义充满了敌视。与马克思相比较，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毫无二致。他们都在文章中反复指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可能会自然地走向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正常的畸形的发展。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促进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尽可能避免资产阶级革命，超越这个异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和瞿秋白对待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构成了他们批评“五四”一代左翼作家的思想核心。由于他们对外国文化的共同看法，因此，他们都强调“五四” 作家忽视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孤立于人民，成了国内的外国人。

瞿秋白和毛泽东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本身的独特的中国式的态度。他们不相信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是经过马克思设想由各个阶段的客观力量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像民粹主义者一样，强调人类意志的力量，把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愿望强加于历史。他们尤其相信，如果能够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那么不利的客观条件就更能有效地被克服。对毛泽东和瞿秋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革命首先在文化领域突破，尽管这种突破并不是必然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的进步能够促进革命的进步。如果封建的和外国的文化基础没有遭到破坏，那么革命也会受到阻碍。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瞿秋白和毛泽东都十分强调知识分子这个上层建筑中居于最重要战略地位的群体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他们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无产阶级化”。

谭青、季国平译自《书生政治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

问题研究中心 1987 年版第 1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