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比较

〔美〕高沃龙

一、蒋介石为何失败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对苏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确保了苏联对中国战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英国、美国和纳粹德国都不愿意介入其中的最危急的抗战第一阶段。在日本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之前，尽管蒋介石没有使苏联像他所企盼的那样直接参与对日作战，但总的来说，除 1940 年苏联与轴心国短暂的“调情”时期外，蒋介石一直保持住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成功地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尽管此举曾使中苏关系一度急剧降温，但蒋介石还是继续得到了斯大林在下列问题上的认可及承诺：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不再支持毛泽东的革命运动。

此外，19 世纪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抗战期间得以废除，尽管此事与斯大林并无直接联系。最后，蒋介石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与毛泽东共同战胜了日本。

然而，相对于中国的实际力量而言，这些成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蒋介石的策略技巧，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蒋的战时目标与苏美两国战时的偶然联合呢？很清楚，蒋介石的成就主要来自对一系列事变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不是有计划地影响一系列事件以达到自己的国标。蒋介石试图影响主要大国关系的努力——如挑动苏日战争爆发、阻挠苏日睦邻中立、促进战时苏美合作以及后来加剧苏美在远东的对抗等——全部归于失败。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蒋介石虽然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却是一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的大师。他抓住苏日之间敌对情绪的增长，苏联迫切需要与西方合作和斯大林害怕两线作战的机会，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当时机成熟时，他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收回了新疆。通过打出美国害怕中国与日本停战这张牌，他得以说服华盛顿劝诱莫斯科支持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归还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假设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是成功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领域中蒋介石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为什么他的统治会在日本投降后如此迅速地崩溃呢？既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呢？

对此自相矛盾的疑难似乎有狭义和广义的两个答案。狭义的答案与雅尔塔协定、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中国公众对它们的反应有关。这些条约和协定使蒋介石的成就黯然失色。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蒋介石也许已尽其所能了。但是，人民中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期望太高了。现实政治需要妥协，民族主义却好走极端。实际上，蒋介石已陷入一种无法取胜的境地，他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妥协，却遭到了激越的民族主义感情的轻慢。

简言之，蒋介石似乎没能设法把他的成就转化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或许算不上一位现代领袖，他统治国家的风格不是群众动员和公众参与，而只是与各种类型的精英集团玩弄谋略和讨价还价。在这方面蒋介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也许并非巧合，上层外交也正是一种重视这类技巧的艺术。可是，除得到军队支持外，蒋介石从未推动一种有组织的形式来控制和引导被他的成就激发起来的群众支持。当毛泽东建

立起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和行政机构，以尽可能动员人民时，蒋或是害怕，或是根本不理解这种公众机制。由此可见。蒋介石也许只是一位传统型的领导人。

此外，蒋介石在国际上的成功还可能冲淡了国内改革的紧迫感，使蒋和他的追随者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自信心。对蒋来说，这种事态无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在领导中国打赢一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战争之后，在使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确立了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他本人竟然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也许属于那类陶醉于国际事务的巨大成功国内不得人心的领导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他很相似。尼克松在国际上取得了重大成功——美苏缓和、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结束越南战争，但他本人却因其国内政策为人民所不容而失去了总统宝座。如果要在这类领导人中找出共同点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蒙骗了他们，并使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国内人民的支持。

人先自惑，而后自灭。

对那个矛盾疑难的广义的答案是，可能由于战争结束并且胜利了，与国内大政相比，国际手腕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蒋介石在解决农村问题、稳定货币、改组军队、满足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需求等国内大政上的失败最终超过了国际上成功的价值。假如中国共产党不打起民族主义大旗，那么公众对国民党国内大政方针失误的不满也许不致于变成对中共或是直接、或是心照不宣的支持。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成了深受人民信赖的民族主义者。

二、毛泽东为何成功

毛泽东抗战时期在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或许也是他一生中最大成就，是他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众所周知，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巅峰时期，取得如此成就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只是由于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中心主义的发展和人们对共产国际的严酷控制已逐渐淡忘，才使取得这一成就的艰巨性湮没无闻。

毛泽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仔细思考假如毛失败了中国革命将会怎么发展而得到阐明。如果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手划脚俯首听命，那么中共很可能会在抗战中牺牲更多的骨干，华北革命根据地可能会在抗战后进一步削弱，中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也可能会交给蒋介石。无论如何，当蒋介石的统治面临重大的政治困难时，绝对无法肯定，一个软弱的中共能够成功地对其进行挑战。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走上法国共产党或菲律宾共产党的道路：永久地处于反对党地位，或是进行长期的、但最终却无结果的游击战。

历史表明，许多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都没能利用二战后震荡着他们国家的广泛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相对的软弱无能，部分地应归因于他们对斯大林的唯命是从。例如，在资产阶级因 1940 年战败和随后与纳粹当局频

繁合作而声名狼藉的法国，共产党的活动条件非常有利。此外，至少在 1941

年 6 月后，法共能够宣称自己是抵抗力量中的重要一支。到 1945 年，法共能

够有充分理由说明，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给法国带来了可怕的战争，带来了

30 年代的经济崩溃，带来了 1940 年耻辱的军事失败和遭受纳粹德国的占领。当然，法国还拥有长期的革命历史传统和一支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队伍。然而，仅仅几年之后，法共却沦为一个终身反对党。坚定地忠实于斯大

林是导致这一结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数法国人曾亲眼看到，法国共产党人于 1939 年 8 月的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由奋起反对法西斯变为暗中破坏法国的

战争准备，后来又热心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到 1941 年 6 月，他们又神速地转变为武装抵抗德国的势力。尽管法共是在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和条件下寻求政权，但中法两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样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以适应斯大林的战略需要。中法两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结果导致了两党命运的截然不同。

仔细考察一下毛泽东使中共冲破斯大林束缚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苏联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打消了中国人具有一种反对苏联控制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观念。显然，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亚于中国人，但西共和法共都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斯大林极尽奴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

在他最初的 14 年中，也是共产国际中一个温顺的“支部”，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还不足以反抗苏联的控制。

中国儒学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俄国人在种族血缘和文化上都与中国人迥然相异，此种情况在欧美国家间是极为罕见的。对俄国人或其他西方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学习汉语要比学习欧洲语文困难得多。因此，中国与欧洲在哲学和智慧方面的巨大差异，使西方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很难理解他们的中国同志正在干什么。但这一事实只能提供部分答案。要知道，尽管都是斯拉夫人，南斯拉夫共产党却表现出不愿追随斯大林的意志。

很明显，德国入侵苏联造成的机会，是毛泽东最终成功地摆脱斯大林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当苏联人全神贯注于对付希特勒军队入侵所造成的致命威胁时，毛泽东才得以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彻底消除斯大林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在 1942 年前，毛泽东尚不得不与斯大林妥协，但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而不管斯大林接受或不接受。在南斯拉夫，铁托也同样利用了苏德战争的天赐良机。但苏德战争的良机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世界上许多其它共产党都遇到了这种良机，但他们却没能抓住它，只有毛泽东和铁托抓住了，为什么呢？其答案也许归结为这两位非凡人物的夭才。

一旦确定了摆脱斯大林控制的方针，成功地达到这一目标就变成了毛泽东施展其政治技能的活动。他争取并赢得了其他一些同样对斯大林控制深感不满的中共资深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的支持，将这些人团结成一个可靠的核心，并依靠他们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隔离到一定程度，然后，毛泽东逐渐地扩大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基础。1937 年底，他赢得了周恩来、陈云的支持，1938 年，康生也成了他的得力干部，毛泽东还开始注意培养像刘少奇和林彪这样忠实的助手。偶尔，毛泽东也向党内的“国际派”和斯大林挑战，但一旦需要，随时准备为保持权力而采取妥协。毛泽东同样是一位深谙计谋的大师。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摧毁了斯大林控制中共的机制，一再地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指挥。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实于斯大林的公众形象下进行的。毛泽东还特别擅长于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唤起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阐述和写作中共党史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教育他的同志们：中国革命运动所遭受的许多失败都是苏联干预的结果。根据毛泽东的历史观所阐述的中共斗争的历史教训，对毛泽东本人是极为有用的。正由于赞同毛泽东关于只有摆脱斯大林控制，中国革命才能

取得胜利的思想，中共党内很多人才成为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并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党的多数派。

三、未来的历史前提：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透析

政治领导人经常就他们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根本动机作出结论，并且用这些历史教训来解释其后的现象。既然最初的教训源于成年前最易受影响的年代，那么，分析一下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从 1937—1945 年的动荡关系中可能获得的历史教训，想必是适宜的。

中国人铭记难忘的一个重要教训与别国利用中国来钳制其他入侵者有关。蒋介石，以及其他机敏的中国政治家心里都十分清楚，1941 年前斯大林时华援助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对日本的防御。他们肯定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出于同样原因，罗斯福、希待勒和丘吉尔才与斯大林一样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并企图利用中国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斯大林援助中国抗战是为了减少苏联两线作战的危险；希特勒希望中日停战以便使日本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而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中国抗战则是为了使他们“先欧后亚”的方针得以实行。蒋介石对这些人各自的动机洞若观火，实际上，蒋的对外政策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原则上，斯大林、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可以玩中国牌，但他们为此必须付出适当的代价。蒋介石的战时对外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确定这些代价的筹码而展开的。

看到这一特殊的历史教训并不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因为担心被人利用而不愿与苏联或美国形成过密的战略关系。1965 年，毛泽东告诉斯诺，苏联企图使中国陷入一场与美国人在越南的战争。又如，80 年代初期，当美国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随意地谈论着玩中国牌以对抗苏联时，中国人民表达了深深的愤慨。勿庸置疑，有多种理由可以解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并且对本国有可能被个别大国利用一事极度敏感，但中国人对抗战时期的教训记忆犹新也是与此相关的原因之一。

苏联人从 1937—1945 年期间所得到的教训之一与中国人担心被人当枪

使的心境完全相同。在 1943 年中期之前，蒋介石一直企图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为达成这一目标而不遗余力。虽然一些挑动苏日战争的笨拙努力（如杨杰将军 1937 年的活动和中国方面 1943 年 7 月经苏联中亚向中国运送英美援华物资的交易）不能归咎于蒋介石，但这些行动仍然是符合蒋的对苏政策目标的。更重要的是，它帮助形成了苏联人对中国的某种认识。避免两线作战是斯大林不可动摇的目标。而且，它也可能是苏联经受住二次大战的严酷考验而幸存下来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蒋介石却在向与此完全相反的目标努力。

这一历史教训也对当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曾怀疑毛泽东企图以1958 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来挑动苏美核大战。而且，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攻击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了利用苏美冲突从中渔利。有鉴于此，当1963—1964 年越南以中国为后盾抗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时，赫鲁晓夫有计划地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人们从抗战时期获得的另一个教训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运动和制度的利益之间经常性的矛盾有关。当 60 年代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及其后他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反对党内修正主义者时，他可能联想到抗战时期与党内“国际派”的斗争。毛泽东确信，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这

些“修正主义分子”像王明一样，企图为了与苏联“联合行动”而放弃“革命”。毛泽东的结论是：像抗战时期党内的“国际派”一样，50—60 年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也同样是苏联的代理人，他们钻进中共党内并阻碍中国革命，其目的是为了遵循莫斯科路线。由于他们像王明一样操着马列主义语言并且能够“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是危险人物。当然，这种看法对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来说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与王明不同，他们所追求的中国革命的前景并非使中国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寻求与苏联的合作。关键在于，毛泽东与莫斯科长期进行斗争的经历，可能使他倾向于把中共党内任何亲苏的反对派都视为苏联的走狗。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探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以求解释为什么毛会将自己的国家引入“文革”的动乱之中时，他们将不得不考虑毛泽东从他在抗战期间与斯大林长期进行斗争的生活中获得的历史教训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斯大林在中国进行渗透的可能性深感忧虑。当然，在谁是苏联代理人的问题上，毛、蒋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干涉中国事务，其目的是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发展引向符合苏联利益的道路。

毛泽东肯定间过自己，假如斯大林通过王明和他的“国际派”控制了中共，他将希望中共做些什么呢？毛认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斯大林可能会通过两种方式利用软弱的中共。一是以中共为筹码压蒋介石作出更大的让步；二是将部分或整个中国置于受苏联指挥的软弱的中共控制之下。在此两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儿十年后，当毛泽东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像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搞帝国主义这一结论时，仍然反映出毛泽东早年与斯大林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曾认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但毛泽东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的功劳实际上也是中共与他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中国人需要记取的最后一个历史教训是：无论如何，斯大林毕竟接受并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除外蒙和在东北、新疆的部分权益外，斯大林并没有为此而无情地索价。总的来说，苏联保证了中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需要，尤其是在抗战初期两年和最后两年。正如斯大林 1945 年 8 月所解释的那样，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站在自己一方对抗日本。1937—1945 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事实非但如此，而且也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对抗苏联。在 20 世纪的最后岁月里，这一教训仍将深深地影响到苏中关系。

刘戟锋译自《对手与盟友：1937— 1945 年的中苏关系》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的第 9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