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美）窦宗仪一

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毛泽东现已去世，该是对他作出定论的时候了。鉴于评论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上的地位问题极为复杂，涉及面极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先迈出小小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分析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原是一名儒生，在 27 岁达到成熟年龄时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事实。

马克思本人不屈不挠地奋斗了 40 年，并未在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的肥土沃壤即西欧和北美实现他的理想。而毛泽东在 1920 年信仰马克思主义

以后的 30 年内，却成功地在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儒学之邦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国原来连马克思的名字都不知道，马克思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有可能在中国实现他的某些理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毛泽东是救世主吗？当然不是。倘若他像 19

世纪 50 年代洪秀全那样抱着救世主的思想，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那肯定会失败。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奥妙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首先分析其理论基础，弄清：（1）毛泽东为什么又是怎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什么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是什么？

二

现在急待历史学家撰写一部全面客观的毛泽东传，但关于毛泽东的某些情况已有定论。他原是一名儒生，受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熏陶，精通儒家典籍，擅长写古体诗词，但他却如饥似渴地从欧洲各种思潮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20 年代前后，他读了当时在国内可能见到的关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译论著，杜威和罗素在他家乡湖南讲学时，他聆听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尽管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只有片断的介绍。① 以下三个因素对他改变信仰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1.中国的历史条件；2.在哲学基本原则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3，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

第一，自 1839 年（应是 1840 年——编者）鸦片战争以后，眼光敏锐的中国人完全意识到，近代文明的主导模式是工业化，其政治上的特征，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倡导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孙中山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新的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以西欧北美为中心，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求生存，这已经成为举国一致的定论。毛泽东也承认这一点。他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回忆毛主席五四前后在长沙》，《工人日报》1959 年 5 月 12 日。黎锦熙：《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

《光明日报》1977 年 9 月 14 日。郭湛波：《近 50 年中国思想史》，香港 1965 年版第 4—8 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61 年版第 3—63 页。

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①问题是，怎么学？

历史告诉毛泽东，中国曾尝试建立洪秀全式的基督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成千上万人牺牲，数十年的动乱破坏，而并未取得成功；中国又曾试图在李鸿章倡导的传统体制内，后来又试图通过康有为的儒家维新运动，实现工业化，但都失败了。此后，中国走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道路。民国取代了清王朝。孙中山有自由派民主倾向，曾期望西方援助中国实现工业化，但徒劳无益，民国名存实亡。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地位，局面比清朝统治时期更为恶化，孙中山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心灰意懒。1919 年五四运动时代，胡适等人力图将继承儒家遗产同全盘美国化结合起来，此举即使能成功也需要几个世纪，不是几十年所能奏效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激进无政府主义叫得很响亮的原则显然也行不通。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深入人心，这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它又和其他各种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不同，竭力主张实现工业化，认为工业化为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必需，是社会的进步。问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儒生，思想已经成熟，还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正是因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有相通之处而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毛泽东从未像郭沫若等人那样承认过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原则上有相通之处。①也许这种相通性不是促使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因素。对此我们尚缺乏佐证。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即毛泽东的儒学背景本来有可能妨碍他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但实际上并未形成阻力。约瑟夫·尼达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起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之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最后又回到其发源地，这个观点是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人们不难发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原则上有以下几点相通之处：1.两者都竭力反对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2.两者都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3.两者都坚持认识论的目的性，其最终目的是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曰“道”；4.两者都坚持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5.两者都认为事物运动的根据在于矛盾或阴阳对立；6.两者都坚持认为，世界永远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发展变化过程是，对立的事物由矛盾趋向统一，统一之后，对立的双方之间相辅相成，但逐渐又产生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有科学依据，以为儒家的辩证观点简单原始而加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突破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构想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同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相比，儒家的社会制度无疑已经过时，但中国文明在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不仅中国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说，而且许多欧洲人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本人虽未详加论述，但也注意到了。在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很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关联，犹如中国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相关联一样。”毛泽东承认，中国共产党创造人陈独秀对他改变信仰是起了作用的。在怀念卡贝特和列宁时，陈劝勉中国人不要对共产主义前途失去信心，因为儒家要求平分财富，限制土地所有权，这都是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69～1470 页。

① 郭沫若：《Tienhsioshen》，上海，1950 年版第 27 页。

义的先例。①

第三，然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仅仅在哲学原则上相通，未必意味着两者就能成功地互相移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之间有很大距离，因为旧中国并不存在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承认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缺乏了解，而且承认他们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所说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权限于西欧（和北美）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到 1891 年这 40 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

应当打碎国家机器”，②但是到 1895 年，甚至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他和马克思所预料的那种革命是不可能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绪论》中，恩格斯承认，改善社会秩序的道路不是靠设街垒，而是靠投票站。③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在人口中占压倒多数，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农民的愚昧性，怎么可以指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呢？在这方面，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即列宁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如何消除了中国的条件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

在严格的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正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将地主和土地拥有者定为农业资产阶级，将农民定为农业无产阶级。通过分析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因素打破了土地所有权，将农业生产改造为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国内市场。因此，小农和自给自足经济的解体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提供了根据，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难题也就得到解决。列宁根据财产所有权、收入和阶级斗争情况划分农民阶级地位的思想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 12 月）中，毛忠实地反映出列宁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列宁把农业经济定为封建经济，所以中国经济也成为封建经济。

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阐明了党在马克思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革命必须由一个权威组织进行周密、系统的谋划而进行到底，这个权威组织要由有献身精神和纪律性的职业革命家组成。所以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评这两个原则就成为基本信条。指导行动的正确理论、政治鼓动和组织领导都是极其重要的。列宁嘲笑考茨基“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用处，还嘲笑伯恩斯坦天真地认为阶级觉悟可以自发地产生。他批评“经济主义”是近视的机会主义。对以上各点，毛泽东均无保留地加以接受。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1938 年）一文中，这些原则得到充分阐述。对毛泽东来说，农民若加以正确领导是可以走向革命的，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信条。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列宁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有机的辩证的观点扩大到全球范围，毛泽东不仅据以论证，中国为重新建设国家，在实现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枷锁下求得解放的目标时，采取“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方略的正确性，而且还据以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扩展到世界规模，使中国能够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国家和社会加以

①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13 页。（这一期《新青年》并无此文，引文出处不确——译注）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 卷第 263 页。

③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绪论》，纽约，1935 年版。

系统化和具体化，毛泽东从中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并对人民、民主、国家等概念以及大家都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重新作出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个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对列宁的观点的阐述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两篇文章中，列宁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分两个阶段。毛泽东忠实地以此观点解释孙中山推翻满清的成功，并提出自己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显然，毛泽东是通过列宁主义的中介而获得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复兴中国。按照毛的同胞王夫之的儒家传统说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几乎所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证实，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资本论》）激动人心的感召力使毛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振奋，为他们指出了救国的道路。①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反对经院哲学。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即使还不够完备，也决不会是经院哲学式的。在《反对本本主义》这本小册子中，他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联在一起，称之为马列主义。在他们同苏联共产党人的论战中，列宁主义占据中心地位。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个列宁主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作为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的地位已为其敌友双方所公认。但是，他是否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成一个体系，或者说他的思想是否以系统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做出贡献，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毛泽东的思想是由许多独创性的方针和决策构成的。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以农业和儒学兴邦的国土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而马克思本人从未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成功。有鉴于此，否定毛理应得到承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似乎缺乏根据，尤其是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来看；但另一方面，毛的许多论断超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又不能把他称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者，尤其是如果按照苏联攻击性的说法。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决定性的因素似乎在于，毛的哲学思想中带有不可否认的儒家气质，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学者，尤其是那些以西方观点分析问题的人对此又不了解。为探索这个问题，必须对毛的思想进行一番全面透彻的研究。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过，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毛的最著名的哲学理论——多重矛盾的理论。一旦这个问题弄明白，其他问题也都清楚了。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可以看出毛的哲学理论的形成。

甲、多重矛盾的理论和事物发展的主导因素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观点，但是将其发展过程颠倒了过来，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将辩证法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的是恩格斯，其主要著作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挑出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

① 例如：朱德，见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1956 年版第 101 页；彭德怀，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 96 页；董必武，见《中国青年》1961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见丁江海《周恩来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历史研究》1977 年第 1 期第 24 页。

但未细加论述。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辩证法只作了一个简明的叙述。辩证法有四个基本规律：即变化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变化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说明事物如何变化，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辩证的观点具有真理性，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某些问题上缺乏彻底性。这些问题是：

儒家在《易经》中历来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万物的变化莫不有其限度。换言之，作为每个事物运动结构的变化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从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的，或者说变化方式本身是不会变的，无不保留其本身的特殊性，或者说在任一变化过程中均采取这种方式。例如，人可以由青年变为老年，但人不能变为狗或返老还童；无机物不能变为有知觉的有机物。为什么？恩格斯未作阐述。
汉儒董仲舒长期认为，如果宇宙中的两个事物绝对不同，则不能互相转化或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两事物绝对相同，或出于同一来源，就会合而为一。①换句话说，如果统一性意味着互相转化，就不会有真正的矛盾，而只存在着由某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问题；如果统一性意味着一方消灭另一方，就不会留下互相矛盾的对立面。列宁并未具体阐明他所说的统一性是什么意思。他只强调指出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中，斗争居于第一位。 c.若一个事物含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正面和反面，则这两个方面

必定保持和谐的平衡，这样该事物才能够存在和运动。一个事物若其构成部分失去平衡和和谐，便不能够运动。一个事物若其内部对立的双方力量相等，作用力的方向相反，不管这种力量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则该事物也不能运动。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述过于简略，不能解答这些方面的问题。

d.如果渐进的量变如恩格斯所说纯粹是数量的增加或减少，那么，它是一种自发运动呢，还是受到外力的推动？恩格斯以化学现象为论据，但每种化学反应均需要触媒剂或中介因素才能发生。在世界进化的过程中，某些现象尤其是高级有意识的行动，似乎出于自发，但某些变化，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著无有效的外因推动，未必能够自发产生。例如，水不能自发地变为蒸气，需要施之以外因即加热。因此，恩格斯所说的量变规律涉及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诱发作用或依存关系。显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人们难于解释事物运动的起源或运动过程中的创造性。

鉴于恩格斯、列宁等人对于辩证法的阐述存在着上述问题，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著作，似乎对某些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种解答，尽管这种解答带有儒学特色，并采取

《太极图说》的方式。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毛为弥补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某些方面的不足做出了哪些贡献。

第一，毛泽东重申了《易经》中事物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论断。换言之，对立面的统一为事物本身所固有。因此，矛盾是自生的。《易经》中说，一切事物均包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永无停息。①这是讲事物发展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五章；W.T.陈：《中国哲学》（史料集），普林斯顿，1963 年版第 283—284

页。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七卷和第八卷。詹姆斯·莱格：《论易经）（大附录），纽约 1963

年版。

的内因问题。毛说：“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②故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除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外，还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第二，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偶性。这使我们联想到儒家五行相反相成之说。既然矛盾的对偶性是不可分离的，是居于第一位的，任一事物的变化就必然有一个限度。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变化的“限度”问题。毛说：矛盾着的事物同时又互为补充。“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①弗塞沃劳德·霍勒布尼奇曾说过：“列宁和斯大林似乎更倾向于将对立面分开而不是将它们结合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的对偶性，而毛则易于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对立统一观点在中国人的思想和辩证法中居主导地位。”②

第三，毛泽东认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③ 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本质。“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④主要矛盾起主导作用，即决定事物的性质。其基本原理是，主要矛盾在长期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虽然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原理可能是列宁提出的，但儒家的“太极图”早已预料到了。①阴盛阳衰，阴衰阳盛。毛泽东的论述当然使之更加明白易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个难题就这样得到解决。

第四，毛泽东论证了量变和质变反复相互转化的性质以解决转化中介环节问题。他说：“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②“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井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③可以说，事物的质变同矛盾主导方面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质变中，原居于主导地位的方面改处从属地位，原居于从属地位的方面则改处主导地位。辩证法的飞跃，使旧的质的规定性产生一次飞跃，并使之转化为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8 页。

② 弗塞沃劳德·霍勒布尼奇：《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中国季刊》1964 年 7 一 9 月第 19 期第 3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8 页。

④ 同上，第 320 页。

① 周敦颐：《太极图说》，世界书局出版第七卷第 463—46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7 页。

③ 同上，第 332—333 页。

一种与之相对立的新的质的规定性。事物向其对立面的转化，不仅取决于历史连续性中新旧之间的差别，而且取决于新旧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介环节即转化阶段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飞跃，而且取决于某种特殊质的规定性。这种飞跃状态或者说第二种状态。展现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和初级阶段在高级阶段的某种复归。根据毛的论述，两种状态都证明，事物上升运动的特点是螺旋形的。

毛泽东的论断证实了“太极图”的玄妙原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达顶点则阳生，阳达顶点则阴生。《易经》明确提出中介因素推动运动并保持连续性的思想。每一卦内部，均有一系列因素在发生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因素则起较大的或者说主导的作用，这就是事物在一定形态下的本质，是最主要的因素，单有这个因素就可能引起运动。这通常是一卦的第五爻。①

虽然毛泽东关于多重矛盾的理论观点继续受到攻击，但大家一致认为，他引进中介因素，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以理论性解释，是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解释和新儒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间的联系。周敦颐的以下论述可以证明其间的联系：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从这里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有其儒家渊源。

乙、群众路线的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除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性之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特色还在于坚持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所谓实践一般是指：（1）真正的知识必须来源于经验，人类只有通过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参加实践才能获得知识；（2）理论的形成和实现依赖于实践；人类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手段作用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同时改造自身；（3）认识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活动，其唯一目的是维持和丰富生活。要使认识服务于丰富人类世界必须具有三个条件：（1）认识必须是客观的、具体的；（2）有通过实践加以实现的愿望；

行动有目的、有计划，有改变现实的方案。

这种人定胜天的理论是和儒家相同的。它是根据这样的信念：人类因有智力和思想而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还必须有改变世界的意志。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信念呢？儒家认为，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动具有信心，或者说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自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是可行的。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若不相信自己要付诸实践的思想具有真理性，便会丧失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意志、目的和激情。所以，认识必须成为个人的一种信念，信念会使人们有决心将个人的认识付诸实践。人类是万物之灵，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所不存在的事物。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取得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论著中，唯有在坚持实践在认识论中居首要地位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列宁屡次引证恩格斯的话“布丁好坏一吃即知”。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将“布丁”换为“梨子”。但是孔夫子早在恩格斯之前就有此思想。《论语》开篇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

① 朱熹：《易经》。

① 《列宁全集》，莫斯科，1962 年版第 14 卷第 109 页。

乐乎？”在《礼记》中《学记》一章，他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以提出知行合一说而闻名的王阳明，曾反复引用儒家这条格言。

马克思主义者将儒家的知行合一说斥为唯心主义，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的阐述，至少在意趣上同儒家的悠久传统有相通之处。在儒家的学说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是实践不能完全局限于生产领域，人不能被视为一种经济动物。儒家认为，人的意识并不纯粹是生理性的，实践包括人类全部具有客观形态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儒家信念，毛泽东异常相信人有了觉悟之后所能发挥出的威力以及道德典范的力量。

要求人们以意志力自觉地采取行动改变现实，或使理论和实践达到统一，这原是马克思提出的，但如施拉姆所指出，“毫无疑义，列宁对此有发展，毛泽东则比列宁更进一步。”①列宁之所以能够建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取得比马克思本人更大的成功，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他在这个问题上超过马克思。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又超过列宁，因为他在比列宁不利得多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思维一旦获得解放，就转化为实践的活力，这是一条心理定律，”②毛泽东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的确进行了最充分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实现从理论思维到实践的转化需要靠提高人们的觉悟。但是毛发现促使群众觉醒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简单，而需要有一个考虑周全的严密的组织，使那些有较高觉悟的分子也持续不断地感受到有压力，并受到控制，还要灵活引导觉悟较低的分子，体谅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将人们的思想、意志和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以获得按照主观目标改造客观现实的力量。如果说毛不承认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他倒似乎相信人们固有的社会意识在高明的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之下可以发挥出威力。在《哲学研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吴江很好地概括了毛的这个论点。文章说：“人们不是客观的奴隶。只要人们的认识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推动革命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创造了客观。”①

毛泽东从长期生死搏斗的艰苦历程中继承了人定胜天这一儒家传统信念，并把它作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武装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这种对于人的最高信念，似乎成了毛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原动力。这种贡献就是“群众路线”。他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这也就是毛主义的认识论。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似乎持与孔夫子相似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比无产者更知道无产阶级的真实愿望；他还认为，俄国广大农民不会自我觉悟，只会自发地采取行动。他们可加以教育和引导，但不是一支可以依靠的积极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9 年版第 1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纽约，1975 年版第 1 卷第 85 页。

① 吴江：《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哲学研究》1958 年第 8 期第 2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9 页。

力量。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同意列宁的这个论点，因为他们经受长达十余年的内战而能够生存下来，后来又在日军占领区卓有成效地扩大他们的控制区，完全是由于他们真正投入到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并且依靠非城市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愿意而且能够团结农民，并且指引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这个时期，千千万万由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刑场上面不改色，毛常常以杀身成仁不辱气节的儒家箴言加以赞颂。

毛泽东关于实践的理论框架也许很少创见，但这不是说他在将这种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时没有创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论点是行之有效的，那么，毛的方针政策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而且大多取得成功，则生动地证明他坚信自己是有能力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的。毛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要求人们重视客观条件的论点是有实践作为依据的，即基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极不相同条件下的实践。如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论证，在中国固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条件下，毛泽东经过理论思维，在思想上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达到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概念，从而取得了理论的重大胜利。在农村以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和夺取政权，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这在实践上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

①

丙、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辩证法的法则属事物本体论法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誉之为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问题是：如果说辩证的观点可以用于研究资本主义，那么是否也可用于研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如果说事物的发展均含有内在矛盾，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如果说万事万物均含有推动其发展的对立的成分，那么无阶级社会的发展靠什么对立的力量来推动？马克思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思索。恩格斯未谈过这些问题。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但未细加论述。斯大林承认有此问题，但直到 1952 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才说俄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在苏联社会，敌对阶级已经消失，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以及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采取敌对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和社会大动荡的形式，而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①除了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外，斯大林仅仅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苏联人认为苏联社会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其论据有二：一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逐步和平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一是共产党能够有意识地及时觉察对抗性倾向而加以克服。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是否违背事物变化的辩证法则？斯大林和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从未加以说明。

第一次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加以区别的是否是毛泽东？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他坦率承认，无论是非对抗性矛盾还是无阶级的社会，都不是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1956 年 4 月 25 日

①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熊杰编《毛主义的逻辑》，纽约，1974 年版第

1—27 页。

① 日丹诺夫：《论文学、音乐和哲学》，伦敦，1950 年版第 76—112 页。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论述了十大关系。在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③毛泽东从未放弃这个观点。例如，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会议上题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能够互相转化；和平改造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也包含对抗性的方面，等等。

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变革，这无疑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在 1966 年 7 月 30 日的一次指示中，他说：甚至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和否定之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矛盾的统一⋯⋯自然界和社会充满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有时我们说不出具体的矛盾，但矛盾照样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①

凡熟悉《易经》的人都不难发现，毛泽东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和宇宙问题，同苏联人的思路不同，但同儒家形而上学的确有相似之处。《易经》上的一些论述足可证明这一点。朱熹注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易经》64 卦最后两卦是“既济”（完结）和“未济”（未完结）。理查德·威廉指出，“这两卦在《易经》结尾部分，这意味着事物的每一个结束孕育着新的开始，从而给人们以希望。”②根据上述，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大不亚于马克思主义。

四

总之，毛泽东是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移植于孔夫子的国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俄国的胜利对此显然起了促进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原则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之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同中国实际几乎是不相容的，毛之所以能够取得盖世无双的成功，就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和创造性，这使他能够解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哲学上都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排除造物主；都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都怀疑自我价值观；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都认为靠实践检验真理。是否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在这些哲学问题上的根本一致性促使毛从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哲学基本原理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丰富或发展是有其儒学渊源的。

王应一译自《亚洲研究》第 4 卷第 2

期 1979 年 4 月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3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35 页。

① 《毛主席对彭黄张周的批判》，《中国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3—14 页。

② 威市和贝恩斯：《论易经》，普林斯顿，1967 年版第 2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