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诸位专家在审读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问题

（代前言）

李君如

我和萧延中先生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互相读过对方的著述，却未曾谋面，真是无缘。6 月上旬先后接到萧先生的电话和手函，嘱我为《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写一前言，又是有缘。此缘的缘起，是因为我曾写过一篇介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文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提出这个问题，固然不易：实现这个目标，则更困难。有人把困难归咎于学术环境，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双百方针”在贯彻中虽然受到来自“左”与右两方面错误思潮的干扰，但比以往要好得多。在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研究者自身的思维定势与方法上的问题。多年来为毛泽东著作做注释多，分析少的习惯，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81 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该所主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第 43 期上，发表了《西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概述》。这篇长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刊物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可以这样说，这篇文章同它之前已经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的四辑《外国研究中国》，是国内较早介绍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的著述。我当时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了解国外研究的情况，而且还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发现一些问题，以加强我们自己的研究。当时，我注意到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很有特色，有助于加深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但同时也看到，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许多方面受到我们国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学者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不少，深深感到中国学者有必要承担起责任，加强同国外学者的交流，澄清这些“左” 的影响。因此，从那时起，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者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先后翻译、发表了百余篇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一起合作、参与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的选、译工作；同施拉姆、韦克曼、竹内实等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工作中，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思考深入了，获益良多。

随着对国外毛泽东研究情况了解的增多，我明显地感觉到 1981 年写的那篇文章显得粗疏。1992 年，我和同事钱宏鸣、张彩云合作，写了《毛泽东在海外》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1993 年底出版。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概论》，第二章为《“异端论”与“阴谋论”之争》，第三章为《“结合论”与“异端论”之争》，第四章为《重新评价与心理历史分析之争》，第五章为《重新评价的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此书概述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轮廓，但生不逢辰，因当时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印数甚少，影响不大，十分可惜。

既然萧先生嘱我写前言，我就决定以拙著第一章《国外毛泽东研究概论》

中有关内容为主，形成这篇前言。一、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起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整个世界。当来自韶山乡村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使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他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地成了人们研究的对象。50 年代，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起始阶段。

（一）苏联的研究

最早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的，是苏联。

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科学界，一方面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著作与科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949 年底、195D 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毛泽东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比较强的人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后来，斯大林就派尤金到中国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这时开始，苏联社会科学界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毛泽东选集》的问世，并且在 50 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研究与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高度重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及其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尤金是苏联有影响的哲学家，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倍感兴趣。斯大林派

他来，也许就是为了从世界观上来了解毛泽东。是尤金的因素，还是斯大林的意图，可以暂且不论，事实是最引起斯大林与苏联学者重视的，是毛泽东的皙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尤金在 1950 年底，特地将《实践论》的译稿抽出来，经苏联驻华大使馆转迭给斯大林，这一举动非同寻常。而斯大林阅后又立即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这一举动更非寻常。《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在 1950 年 12 月出版的第 23 期上，即在中国自己尚未正式发表这篇哲学名著之前，就全文刊登了《实践论》全文，已属完全破例之举。《实践论》后来还出了俄文版的单行本，大受苏联学者欢迎。《矛盾论》公开发表后，苏联也在 1952 年第 9、10 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连载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及其思想。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实践论》的时候，《真理报》就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从背景、内容与阐述形式等多方面，肯定了这部毛译东的哲学代表作。首先，它肯定了这部著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说：“毛泽东写这一著作，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教条主义错误。”同时，它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最后，它强调在学术上，《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①尤金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 1 卷时，还颇有意思地写道：“《实践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教育出来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特地抽出《实践论》译稿送给斯大林看的目的。

《矛盾论》当时是作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一篇文章发表的（到第

2 版时才改为第 1 卷最后一篇文章），毛泽东在发表前做了很多的修改，因此译为俄文较晚。但一发表，《布尔什维克》杂志就转载。维·米海耶夫在介绍与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时，对《矛盾论》的评价为：（1）“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着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对准着狭隘的经验主义的。”（2） “作者根据中国历史的事实材料，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紧紧结合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律是发展的源泉。” “着重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指出了发现事件链条的主要环节（主要矛盾）的必要性、考察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虽仍然存在，但对抗却消灭了。”（3）“毛译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①由凯德罗夫主编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说：“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遵循着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表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各种条件中应当怎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在《矛盾论》（1937）中创造性地考察了矛盾的普遍性，及矛盾在每一现象的领域所表现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和其他问题。”②由此可见，苏联学者对《矛盾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不过，从整个评论可以看到，他们只字不提毛泽东关于“同一性”及其与“斗争性”关系的论点。而且，在转载《矛盾论》时，他们还把原文中论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一词改为“互相衔接”，把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改为“统一性”。后来在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 4 版）中更明确地指责“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和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①这些话实际是批评《矛盾论》的，因此引起了毛译东的注意。他在1957 年 1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驳斥了这一指责。

第二，高度重视毛译东著作所强调和体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50 年代起，不仅《实践论》在苏联出版了单行本，而且 1952 年在苏联

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到 1953 年 12 月俄文版《毛译东选集》

已出版了 4 卷（其中，中文版第 2 卷在俄文版中分为两卷）。从第 1 卷出版开始，就引起了轰动，苏联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著作及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著名学者尤金在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的论文中指出：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生命力的新证据，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正在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坚决斗争着。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因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维·米海耶夫在评论《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 2 卷的论文中，还

点了王明的名，指出：“发表在毛泽东同志选集第 2 卷里面的著作是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寇进攻的严重的日子里所进行的巨大的组织活动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热烈的爱国主义以及对胜利的深刻信心的明证。”②阿·亚历山德罗夫、姆·哈尔拉莫夫在介绍与评

论《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第 3 卷、第 4 卷时，也一再强调“这些著作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例，是把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践，和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共产党活动相结合的范例”。③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意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全部论点。比如，一位苏联学者在中国讲学时，曾对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是允许的。

第三，极其强调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同苏联党的理论的一致性。

他们几乎在每一篇评论文章中，都强调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帮助，强调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预见的正确性，强调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的继承关系。比如米丁在论述《毛泽东选集》的历史贡献与理论价值时，特别强调指出：“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尊崇和热爱苏联的精神。他用生动活泼和亲热的字句来描写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友情。他强调，任何人挑拨离间中苏两国人民，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①应该讲，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故乡是十分尊重的，但多年的实践也促使他始终对苏联的不正确做法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因此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苏联人如此强调中苏的亲密关系，除了当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签订等因素外，很大的因素是出于国际斗争的战略考虑。如同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在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时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苏联的兄弟般的帮助，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已成为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支柱。”②

在苏联社会科学界的推动下，欧洲不少共产党的理论家与汉学家都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兴趣。比如英国的康福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毛泽东不仅涉及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策，而且涉及到哲学的领域。特别是他的认识论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及《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贡献。”③德国的让·雪斯诺撰文论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价值时，指出：“首先，这些文章出色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方法行动指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尤其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其次，毛泽东的著作明确地阐明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主要过程。从这一点说来，这些著作在西方出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代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混乱分歧的描写，根据 20 世纪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性，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雪斯诺在论述中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洋的进步思想，但由中国人民的无数经验而丰富起来，并成了整个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先锋，这一点是毛译东著作“莫大的价值”。①由此可见，50 年代毛泽东思想刚进入研究者视野之初，就受到苏联与欧洲等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度的关注，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二）日本的研究

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与关注，可以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在华的日本共产党成员，有的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的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延安整风，他们在实践接触了解中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比如冈野进说：“我认识毛泽东同志已经是很久的事了，第一

次是从日本军部，第二次是从《西行漫记》中的介绍，第三次是从许多中国同志的传说。日本军部虽然和毛译东同志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但他们却也不得不真正称他为千百万人中难以找到的杰出的组织家。在我这次真正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后，果然是言如其人，而在这次的接触后，则更觉得日本军部上列所言，不过只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小部分罢了。毛泽东同志在英德宣战时发表的谈话，这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文件，因此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人物。到了延安以后，更为事实所证明了。而从我们若干日来的谈话中，如果说我从他身上获得最深刻的印象，即是觉得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组织家和天才的战略家。”①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评论。

但是，从理论上研究毛泽东思想，日本学术界也是从 50 年代开始的。

日本学者 50 年代的研究，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上。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叫松村一人。他 1933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从事黑格尔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并参加了无产阶级科学研究会。40 年代曾领导译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50 年代领导译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1958 年任日共的《毛泽东选集》刊行委员会编译委员。1967 年与日共（宫本）决裂。1968 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筹备会。1976 年 10 月最后一次来中国。次年 6 月去世。松村一人在

50 年代发表的以《矛盾论》为中心的《辩证法的发展》一书，引起了日本学

术界的关注与争论。他在 1952 年日本《思想》杂志上连载的《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颇有创见地研究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矛盾论》。日本学者 50 年代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情况，可以从松村一人的研究与论战为主线来评述。

首先，日本学者的研究要比苏联深入。

苏联 50 年代的研究，具有介绍多于评论、宣传多于研究的特点。日本学者则不然，他们以了解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为动力，力求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他们把毛译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力求深入地对毛泽东的论点进行争鸣，评判它的科学价值。比如松村一人的《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全文共论述了 10 个问题，它们分别为：（1）毛泽东哲学的意义；（2）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3）毛泽东哲学的新内容以及他撰写哲学论文的有关情况；（4）《实践论》以及《实践论》同《矛盾论》的内在联系；（5）关于《矛盾论》的根本性质；（6）关于矛盾的特殊性；

所谓“许多的矛盾”的问题；（8）“过程”的“根本矛盾”及“阶段性”；（9）关于“主要矛盾”；（10）关于其余诸问题的简单提示。从这些题目中，我们即可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性与科学性。

同时，日本学者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锋。1.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没有新内容、新贡献？

松村一人在《辩证法的发展》中，赞赏毛泽东的《矛盾论》把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大井正在《〈矛盾论〉研究的现阶段》中提出质疑，说：“松村把《矛盾论》推崇为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这本书虽题名为《辩证法的发展》，但是，它是怎样从旧的阶段发展起来的，在书本里几乎没有什么解释。”①另一位著名的学者山崎谦也在《应该怎样读〈矛盾论〉》一文中提出：“据上所述，《矛盾论》就像作为技术来使用一样，是被整理出来的辩证唯物论。”②松村一人在回答这些质疑时，不同意山崎谦所说的，《矛盾论》“就像作为技术来使用一样”，没有自己的理论贡献

这样的断语。他指出，确实，“当我们说列宁哲学中的新内容，斯大林哲学的新内容，毛泽东哲学的新内容时，不能认为列宁哲学的新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丝毫没有的，斯大林哲学的新内容是列宁时代完全没有过的，毛译东哲学的新内容则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也没有的，完全是新的。” 但是，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了新的内容。他认为，《矛盾论》的贡献，即在于提出了“多数矛盾”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只讲要善于分析矛盾与解决矛盾，而毛泽东明确地把这里的“矛盾”发展到了“多数矛盾”，即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种矛盾，而是有多种矛盾，正鉴于此，所以要区分一般性质的矛盾与特殊性质的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等。他在回答大井正的提问时，指出：“毛泽东辩证法的新东西在于：把矛盾的分析及矛盾的解决这个辩证法的普遍问题具体化为许多矛盾存在时的矛盾的分析及解决的问题；并将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中明确地提出和加以解决。”①这一分析颇有价值，引人注目。

如何理解“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松村一人在《辩证法的发展》一书中，研究了《矛盾论》所说的“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认为“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指的是贯穿干事物整个过程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矛盾”则既是贯穿于事物整个过程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又是贯穿于过程里各个阶段中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区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井正认为这种研究，属于“概念实在论”、“经院的”、“教条主义”的研究。山崎谦认为，学习《矛盾论》不宜采取学者的态度，而应采取实践的态度。他批评说：“还有一部分人，以同战略阶段相结合的‘根本矛盾’同战术阶段相结合的‘主要矛盾’ 等方式而将《矛盾论》中出现的哲学概念当作没有任何内容的媒介，只满足于从形式上去适应阶级斗争。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纸牌式的概念游戏。”①松村一人不服这些批评，认为大井正、山崎谦等人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肤浅，对于许多重要概念的意义也完全无知。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自己在《辩证法的发展》中关于“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上述区分也有问题。他说，当时做这样区分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矛盾论》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与探讨过程中，他叉研读了毛泽东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指出了两点：（1）从广义上说，毛泽东所说的“根本矛盾”（或者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这些概念，一般来说都是在占居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意义上来使用的。（2）在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则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根本矛盾指的是“过程”中占居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矛盾指的是过程的各个“阶段”中占居支配地位的矛盾。松村一人强调，理论本身是复杂的，操之过急的“实践态度”必然地或随意地把理论简单化，因此在研究时决不能疏忽大意，要看到《矛盾论》在这些问题上对唯物辩证法有新的贡献。

应该讲，松村一人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在毛泽东那里，“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确实都是事物中占支配地位的矛盾，前者一般用在过程分析之中，后者一般用在阶段分析之中。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过程”与“阶段”既有确定的含义，又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分。大过程中的阶段，相对于阶段中的阶段而言，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区分阶段的主要矛盾，相对于更小的阶段而言，就是贯穿于由这些小阶段构成的过程的根本矛盾。比如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称“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时又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论述，显然是把抗日战争时期看作是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时，中日矛盾就是贯穿于这一过程各个阶段的基本矛盾，所以他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松村一人在论述中几乎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没有能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甚为可惜。

“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关系？

松村一人认为主要矛盾理论，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因为主要矛盾所显示的是主要任务的客观根据。在一个过程中，由于其发展阶段的变化，主要矛盾也会变化，因此党要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党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毛泽东提出过程中存在“多种矛盾”，找出多种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就能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

根本矛盾能不能由两对矛盾组成？

松村一人认为，根本矛盾可以由两对矛盾构成，比如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即根本矛盾）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这样两对矛盾构成。大井正则抨击道：既然根本矛盾规定过程的本质，那么说根本矛盾由两对矛盾构成，这一过程的本质岂不会走向二元论吗？“其结果，这样的哲学世界观势必坠入宿命论的分裂主义之中。”①他还认为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表述有问题，说：作为中国的根本因素，事实上变成了一方面是没有“人民大众”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是不包括“中华民族”的“人民大众”。松村一人在回答大井正的挑战时，指出：“我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敌人即基本矛盾的一方面，当然是由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双方构成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国社会中，经济上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制度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不是很自然吗？”松村一人进一步分析说，在中国，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革命阶级既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又反对国内的封建制度及“官僚资本”。当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时，在此意义上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当中国人民不仅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卖国，而且还反对他们的封建统治与剥削时，这种对立就不能仅仅在民族的对立中加以解决了。所以中国的基本矛盾明白地摆着有两种矛盾，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重视《矛盾论》，重视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多种矛盾”，强调要善于区分“过程”与“阶段”，正确认识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以及讨论为什么根本矛盾可以有两对矛盾构成，都不是书生的空论，而是为了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营养，寻找认识与解决日本问题的方法论。他们有的认为，日本要解决基本矛盾除了日本人民与国内反动派的矛盾外，还有日本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有的在讨论中则提出，日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在各个阶段里也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的还研究了中国的“官僚资本”的特点，把它同日本的垄断资本进行对照。显而易见，50 年代日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因而研究

的主体是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家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者，研究的深度要超过同期苏联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

（三）美国的研究

照理讲，美国在 50 年代初可以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更有作为一些。因为，

自 30 年代“斯诺旋风”起，美国有一批新闻记者、军人与政治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同毛泽东有个人往来。在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时期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属于“盟友”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美国虽然决定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但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调停等活动中，对我们已有较多的接触与良好的印象。因此，他们有条件更全面、深刻地对毛泽东思想展开研究。

很可惜，事与愿违。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所谓“丢失中国”的心态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 50 年代著名的麦卡锡事件给美国的汉学家、“中国通”失去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障。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就发生了分歧与争论。1948 年 8 月发生的“希斯案件”，判定30 年代曾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往来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委员会主席阿尔杰·希斯有罪。1949 年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直至 10 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1949 年 9 月苏联爆炸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40 年代未的这些历史事件，震撼了美国和世界。用费正清的话来说：“50 年代早期的那种大恐惧，是我们国家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它是由于当时普遍感到美国国防和自身价值缺乏保障以及自由制度过于脆弱而引起的。”①于是，产生了所谓美国“丢失中国”的说法。在这种背景下，1950 年 3 月 23 日，参议员约·麦卡锡公然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尽管拉铁摩尔拒绝这种指控，为此成立的小组委员会经调查也宣布拉铁摩尔无罪，但是支持麦卡锡的议员却继续要对拉铁摩尔进行迫害。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更加狂热地鼓吹“共产党渗入国务院”等论调，叫嚷“由于国务院内共产党的叛卖而丢失中国”。于是，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政策有过较高评价的汉学家、“中国通”，纷纷遭到政治迫害，包括费正清、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文森特等。其中，谢伟思被搞得最臭，因为他在中国期间多次同毛泽东进行过秘密会晤与长谈；他在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多次肯定中国共产党“拥护民主”，认为“到时候国民党自然会垮掉”，美国不能只打蒋介石一张牌，等等。事实证明谢伟思是比较了解中国实情，并有政治洞察力的外交官，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不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采取了敌视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诞生的政策，而且对自己的外交官也进行了迫害与审讯。这一著名的麦卡锡事件，阻滞了美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尽管如此，美国学者还是在 50 年代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与毛泽东的著作。

其中，本杰明·史华兹②1951 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是后来西方学者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述的开山之作。该书引用了作者当时能够接触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毛泽东的著述以及 30—40 年代西方记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报道，简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者在书中已经注意到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及其独特见解，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苏联的差异。但是，作者在把中国革命与苏联

革命的对比研究中，认为毛泽东称贫农是“革命先锋”，同苏联把无产阶级称为“先锋队”相比，是对马列主义的离经叛道。这种比较研究在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估上必定会走到极端的偏向，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费正清为了对对他的指控进行答辩，在 1951 年 10 月初编辑了他自己的

《1946—1950 年著作和演讲选录》（Excerpts from Writings and Speeches， 1946—1950），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 1950 年 11 月。费正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主义者所珍视和热切盼望的自由和改革采取了赞助的态度，并对国民党的弊政进行谴责，结果使得自由主义者们几乎把共产党看作是同自己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同时，国民党右翼却几乎把这些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等同起来”。费正清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仍在竭力想使人们明了这一点，即共产主义虽然在美国是坏事，但它在中国看来却是好事。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可是在美国却连它的可能性也没有多少人相信。”①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为了推进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在 50 年代中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54 年后，他把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1955 年，从事东亚地区区域性研究的两年制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已培养了 14 名，其中有的人还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了人才以

后，费正清又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财团的资助，于 1956 年创建了后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费正清与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randt，又译为巴兰脱）、本杰明·史华兹合作编写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在 1952 年出版，这部文献资料影响了一代海外毛泽东研究工作者。不少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引用这部文献资料，可见其影响之大。

布兰特与史华兹在当时是年轻的研究生，他们受到了老一辈汉学家费正清等学者的影响，同时又有自己的建树。布兰特 1958 年出版的著作《1924

—1927 年斯大林在中国的失策》（Staklin’s Fai1ure in China，1924—1927）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哈佛大学保存的托洛茨基的文献资料，研究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在指导上的失误。这个选题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今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美国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多，但十分重要。因为，第一，它是在麦卡锡事件这一特殊背景下开始的研究，因而在研究上学术性较强，有自己的个性，即所谓客观主义的特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虽然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的，但他们又受到了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当权者的“亲共”、“丢失中国”的指控与迫害，因此他们采用客观介绍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而且比较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学术性比较强。第二，同时，由于麦卡锡事件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的研究视角也有特点，即在所谓客观的介绍中总是强调毛译东与斯大林，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传统之间的相异点，这种视角固然有其片面性，但也确实提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问题。许多观点对后来欧美学者的研究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第三，由于费正清注重教育与培养人才，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更大。60 年代至 70 年代欧美：毛泽东研究高潮中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大多是哈佛东亚研

究中心培养出来的，或同它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50 年代是欧美各国毛泽东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开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