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

在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不仅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收藏与出版，而且注意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深化学术研究。这种理论研究的开拓工作，是通过方法的更新与转换来实现的。60—70 年代，西方学者在毛泽东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法、思想史法；80 年代，心理分析方法也广泛地应用到毛译东研究之中，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一）比较法

在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中，比较法是应用得最广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文化背景与中国不一样，要理解与评论毛泽东

及其思想，采用比较法来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比较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风靡国际学术界，正是同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研究加强这一大背景有关。所以，用比较法来研究毛泽东，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这个新领域、新方法的出现有关。

他们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时，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同马克思主义的专统进行比

较。特别是西方自由派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毛泽东力战略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共同点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同点是色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基础或“革命先锋”，重视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创造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强调人和人的实践的作用。60 苹代在西方自由派学者与保守派学者之间，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争论，双方用的都是比较方法。这种方去的应用，确实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但也容易走极端。有的通过比较认为毛泽东思想从原理到术语都是马克思的，没有重大的理论创造；有的通过比较则认为毛泽东思想重大原理的实质可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毛泽东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两种极端观点，显然都没有处理好比较研究中的辩证去，即同与异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同一时代的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在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的关系问题上，英国肯特大学教授麦克莱伦认为，毛泽东“重视人和精神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一般强调‘经济’的决定地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从属的。毛主义却十分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这同 20 世纪许多改变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这样的流派，是相同的”。又比如在农民问题上，他们认为，毛泽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依靠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而毛泽东则强调团结与依靠农民，甚至称毛泽东思想为“农民马克思主义”。同样，这些比较研究既有合理的成分，但又存在一些问题，如离开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处理问题的不同历史背景，抽象进行概念比较、观点比较与思想理论体系比较，其结果往往会夸大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所谓“特点”，并作出片面的、错误的判断。

三是把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比较。在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学家，大多毕业于历史系，对中国的古代思想史比较熟悉。他们研究毛泽东，既出于对现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的浓厚兴趣，包括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关心，又出于对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走向的关注，即有他们的专业兴趣。在毛泽东研究中，西方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甚至有人说，术语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除了在横向上把毛泽东的思想同外国的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上的思想家，进行对比，还在纵向上把毛泽东的思想同先秦时期老子、庄子的思想，同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同明清时期王夫之、颜元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这类比较研究中，史华兹与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重视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主要来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斯塔尔把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同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国的哲学传统比较后，认为毛泽东重视矛盾问题主要来源于传统的阴阳学说，而重视对立面的斗争则主要同西方的传统有关。费正清说：“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诸如此类观点，很有意思，当然也不乏他们的主观猜测。

（二）思想史法

思想史法，即通过毛泽东各个方面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的研究，来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贡献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有的不满意比较法，认为比较法往往是以西方的观点为中心来评判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难以客观与公允；有的认为它可以同比较法相互补充，更全面地揭示与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所以，在 60 年代与 70 年代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次大论战中，这种方法运用得比较多。

根据西方学者沃马克的看法，这种思想史法，主要采用的是“连续性” 看问题的方法。所谓“连续性”，即把毛泽东早期、中期、晚期的著作及其体现的思想，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思想发展过程。沃马克认为，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韦克曼所写的《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部著作，采用的就是“连续性”的方法。韦克曼的这部著作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蒙太奇”，对毛泽东的各种形象进行了组合与分析；第二部分题为“思想的转变”，着重论述了辛亥革命前后毛泽东的思想，认为当时主要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第三部分题为“自由”，即表明毛泽东在接受杨昌济先生教育的过程中，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影响；第四部分题为“必然性”，意即毛泽东在接触西方思潮的过程中，注意井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关于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思潮；第五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在与书名相同的“历史与意志”的标题下，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即是毛泽东的意志与中国的历史之间的戏剧性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毛译东在其一生中所接受过的各种思想也最终获得了统一。显而易见，这部著作的二、三、四部分是写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阐述的时候又对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进行了溯源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即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看作是集大成的毛泽东思想，而这个“大成”即以前各个阶段的思想集中体现。用我们的话来说，即：第一，“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高峰；第二，这种“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贯的，即有“连续性”的。这两个结论，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不符合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发展的事实。

因此，与之对立的方法，在西方称为“非连续性”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努力把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和早期思想、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错误区分开来，然后对各个时期的思想加以评析。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中，既重视比较法，也重视从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他在对毛泽东进行史的分析时采用的是“非连续性”方法。比如在《毛泽东》一书中，施拉姆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曾出现过两次转折：第一次，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这段时期的特点是北京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这个时期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看来基本上和苏联的相似⋯⋯在此以后，中国着手实行一系列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事态仍在发展，很快便导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同以亚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之间的公开冲突。”①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今天在这方面的政策虽然有些方面是从毛过去的政策发展过来的，但也是否定过去，甚至背叛了过去”。“毛的口号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光产阶级文化’”。①施拉姆论述中的许多具体观点，我们虽然难以苟同，但是他注意到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之间有差异，是“非连续性”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深究。

（三）心理分析法

无论是比较法，还是思想史法，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盛行的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于用理性方法研究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这些研究始终没有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富有个性的人，因此而主张在毛泽东研究中引进非理性方法，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

这种方法叉称为“还原主义方法”（沃马克语），即把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还原为人的心理。他们也认为毛译东的思想在其一生各个时期有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不是指的思想观点的连续性，而是心理特征、人的个性的连续性，比如撰写《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索罗门，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自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困难与问题也很多。他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毛泽东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毛泽东的心理特征；毛泽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作为思想家与革命家的毛泽东，其全部思想与实践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个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活动，领袖的思想与实践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至于认为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革命的特点的论断，更是历史唯心论的观点。

除了以上一些研究方法外，还有用释义学的方法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文本”阐释的，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结构因果性”分析的，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使得海外毛泽东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和丰富多样的色彩。

萧延中先生主编的这部译文集，是国内目前收文最多，即容量最大的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汇集。我想，这部译文集的出版，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野，比较全面地了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情况和他们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而且肯定会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我们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工作者有所启示。广大读者，不管是不是研究毛泽东的，都会喜欢这部译文集的，因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外学者怎么看毛泽东更是中国人民想要知道的。我在上面谈的一些情况，但愿能为大家阅读这部译文集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