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爱因斯坦——革命的隐喻

〔美〕爱德华·弗里德曼

1955 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进行了爆炸性的干涉，他的哲学出发点之一可以说是某种特殊的爱因斯但认识论。现在看来，很可能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已经以某种特殊的乐观主义理解爱因斯但革命在认识论上的意义。①

五四运动时期爱因斯坦曾两次访问中国。许多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高喊着“民主与科学”这个流行口号，这标志着列宁的革命民主主义与爱因斯坦的革命科学的结合。②这种把革命运动和爱因斯坦主义等同起来的中国乐观主义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牛顿后物理学代表的爱因斯坦主义对知识持悲观的看法，它认为真理只是主观的和局部的，而毛泽东和西方文化对爱因斯坦认识论革命的理解与科学史学家们的共识相差甚远，后者认为，爱因斯坦实际上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物理学家，而且他从未接受acausality、模糊、概率等等的新观念。把爱因斯坦视为新物理学的代表，对玻尔和海森伯等人是不公正的，因为正是玻尔和海森伯两人撼动了牛顿力学的基础，他们的贡献大于爱因斯坦。然而，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人们一提到新物理学总是简单的称为“爱因斯坦的”。

毛 1949 年前也曾提到海森伯、玻尔等人，但已知材料很少且内容含糊、不连贯而琐碎。但是，如果毛后来的记忆是准确的，那时毛已经说过：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是正宗的，因为它符合爱因斯坦主义。按照毛的看法，知识和革命波浪般向前发展，一次新的实践跟着另一次新的实践。革命实践不能照搬书本或者莫斯科的经验，只能靠中国实践的每一个局部胜利的积累。要想知道电子的位置，只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实验。

但是在毛这么说的唯一一段话里，比起他后来讲到他的爱因斯坦式认识论时所用的丰富的含有隐喻意味的解释，他的语言就显得苍白无力。他是这样说的：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①

在毛的脑子里，这个知识论的真正意义可能在于，它为他提供了一种理由，可以不听从远在莫斯科的人及其在中国的朋友们的分析。毛的中国经验是更科学、更真实与更具革命性的。

从毛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兴趣。他想要真正理

① 在 DrnnisRyan 等人编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百年文件》（纽约，AMSPress，1982）中的《爱因斯坦与毛：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一章中，我找到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源。

② 非常典型地，周恩来在 1922 年说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受因斯坦主义一致所以是科学的，他说：“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与“相信爱因斯坦学说的人”做法完全一样。（《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版第 356—35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7—288 页。

解生物学、微观物理学、认识论和宇宙起源论的本质，理解生命、物质、知识和宇宙的本质。与我们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作出这样那样的结论，以求和他理解的当代微观物理学关于物质的理论达到共识。然而，没有多少理由认为，早在 1949 年，毛就认定了某一特定形式的爱因斯但主义，这种主义会为继续革命、不平衡发展和永无结束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教条提供合理化基础，这个教条是不可凭借理智或者只凭经验就能够制定的。但是毛后来这样做了。到 1955 年时，爱式毛主义的迹象已非常明显。

毛喜欢同原子物理学家们讨论物质的本质问题。他和第一流科学家进行交谈，比如钱三强，北京清华大学 1936 年的毕业生，曾在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工作，进行原子裂变研究，1946 年获法国科学院的 Henrvde Parvillre Award 奖。

这时，所谓奇怪的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这对于原子理论意味着什么？在 1955 年 1 月召开的研究原子科学发展的会议上，毛说道：“只要我们有了人和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被创造出来⋯⋯”①在毛的隐喻中，新物理学预示的是奇迹般的变化，是前人从未设想过也从未做过的崭新事业，也就是说，革命就是向不为前人所知的新领域迈进。

毛的科学家朋友们向他推荐一位观点与他相似的日本物理学家的著作，这位日本物理学家名叫坂田昌一，是一个有哲学思想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战积极分子，他是第一次读毛的著作。①毛和坂田发现彼此的哲学观点非常一致。1955 年，郭沫若②和廖承志被派到日本京都大学去见坂田③并且邀请他到中国来。1956 年坂田访问了中国。①

① 钱三强：《怀念毛主席》，《北京周报》第 42 期（1977 年 10 月 15 日）第 22 页。朱洪源在其文章《回

忆层子模型》的 9—10 页（未发表，是提交 1980 年 1 月香港国际物理学大会的论文）对此事的描述与钱的描述略有不同。朱没有提到政治。我非常感谢朱教授给了我一份他的这篇宝贵论文。

① 1978 年 6 月 22 日在东京，位田昌一的遗孀和饭田认可的哲学顾问 TakeaniMitsuo 慷慨地回答了我关于垣田的问题。这些已由 MarthaCaldwell 博士和 FujimOtoYoichi 博士译出，对他们我深表感谢。Taketani 教授给我看了坝田的日文和英文著作，内容从回忆录到科学皙学。

② 郭听了爱因斯坦 1922 年在日本的讲座。

③ 坂田昌一 1911 年 1 月 10 日生于东京。他的父亲是内阁书记，在日本政界很有名气。坂田与富家子弟一

起上学，但对无处不在的下公正现象感到不安。他与 1929 年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日本学者成为朋友。坂田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并且同情那些在中国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人们。他因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主义两次入狱。他熟读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唐诗。（朱洪源：《会见》，北京， 1980 年 7 月 26 日）坂田与汤川秀澍一同工作，后者受到老庄思想的极大影响。混乱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汤川秀澍后来因介子理论（muon）研究获诺贝尔奖，坂田也参加了此项研究工作。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美国军事情报报告说，坂田“被认为是有关原子能科学的世界级权威之一，有些权威人士声称，在此研究领域他远胜于汤川秀澍博士。”（总参谋本部，军事情报部，远东军总司令部，1949 年 5 月 18 日）我感谢 JohnDower 为我提供了这份文件。毫无疑问，坂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物理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的物理学家 LGrenBrown 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坂田和井上的理论，它在 1943 年预见了 pion 电子衰变链， 1947 年被观察证实，这标志了 pion 的发现，坂田理论还把电子一中微子与 mtion—nutirino 子区别开来。”

（（介子物理学在日本（1934—1948）》，提交 1978 年 10 月 27 日在麦迪逊举行的科学史学会年会的报告第 6 页）坂田的多项贡献见 JagdishMebra 的《索尔韦物理学大会：1911 年以来物理学发展的一些方面》（波士顿，D.Reide1，1975）242，299，320，328 页，还有 J.Mehra 编辑的《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的概念》（波士顿，D.Reide1，1973）中 GtegorWentzel 和 Sin—HiroTomonaga 的叙述，398—399 页和 409 页，坂田经常

1954 年苏联公开批评毛，因为毛在《矛盾论》中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生和死的关系都是一对对矛盾，是可以互相转换的；1956 年李森科在苏联受到批评，此事件“吸引了中国党和政府的注意”。②在此种背景下，当时正在寻找一条优于苏联道路的中国式道路的毛可能想把自己同板田的正宗爱因斯坦科学观联系起来，以对抗反毛并因李森科的伪科学而丢脸的苏联。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此时期坂田的作品表露出的观点与毛惊人地相似，毛后来明确而强硬地把这些观点作为毛式社会科学的中心。

坂田著作所用的语言和隐喻是毛式的——实践、唯物主义、革命、马克思等等。坂田引用康德和拉普拉斯，引用自然就是一种永远的生死转换过程的观点。③毛对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军人大谈拉普拉斯和康德。④

坂田认为知识分为质量不同的层次。学习知识的过程就好像剥一只多层皮的洋葱。你解决了一个层次上的矛盾，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矛盾。在“新的基本粒子⋯⋯几乎每个月被发现出来”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寻找粒子中的粒子，寻找新的层次理论。⑤

1956 年 5 月初，坂田从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周）对毛来说，坂田的访问似乎在不止一个方面具有意义。坂田是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的时代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重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允诺说要把更多的日本第一流物理学家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兑现了。这会使中国更多地摆脱苏联的控制。那时中国已经参加了在莫斯科以北 100 公里处的杜布纳核能联合研究院，但是这个决定代价昂贵。中国要付预算的 20％，并且要答应承担五年计划期间的一部分预算。中国作了 10 年该研究院的成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使中国难以脱身。

除了使中国逐渐独立于苏联的一些实际帮助之外，坂田和爱因斯坦主义带给毛的，是对未来的中苏分裂的理论认可，即认为分裂是自然的、进步的。坂田在中国期间会见郭沫若、周恩来和周培源①，还有高级政府官员和朱洪源等在原子物理学部门工作的科学家。中国要把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的努力给坂田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坂田在中国的权力最高层有声望，但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可能损害周恩来关于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计划。坂田研读了周恩来 1956 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开放政治的“百花齐放”方针，并且表示赞赏。

在北京期间，坂田除了与毛和周进行亲密的谈话，还得到了许多机会宣讲他的科学哲学。他在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讲演，他受到报界的采访，他的讲

在其它一些地方也做出发现，从美国到苏联。这些同时的发现获得了许多荣誉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这使日本的一些圈子认为坂田受到了歧视。

① 坂田昌一：《科学家与社会》，东京，1wanam1Shotenl972 版第 347、348 页。我非常感谢 YasukoKurachiDower

为我翻译了此文及坂田的其它著作。

② 王若水：《辩证法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第 3 期（1981）第 6 页，李培山：《牢记历史

经验教训》，《自然辩证法通信》第 1 期（1981），见 JPRS 卷 70194 号第 44 页。李森科主义可能还未在中国绝迹。见 FoxButterfield：《中国，在苦海中生活》，纽约，TimesBooks，1982，第 376 页及其后。

③ 《理论物理学进步的补充》1971 年版 108 页。

④ 《毛主席关心天文学的事》，《光明日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① 周培源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物理学之后，又过了几年，曾去普林斯顿就学于爱因斯坦。回中国后，他把这段经历告诉了于光远和毛的圈子里的其他人。

话被译出并在电台上广播。他讲的题目是毛喜欢的哲学题目：集合粒子和理论物理学。毛更加热衷于把爱因斯坦主义理解成一个继续革命的隐喻。中国的粒子物理学研究进程将要以坂田的 1955—1956 年的理论干涉作为一个转折点。“早在 1949 年，FermiandYang 提出了介子结构的一种模型。”①

1956 年和 1957 年，在这个较多地应用科学以提高生产的时期，中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把他们自己同周恩来、坂田昌一以及毛式爱因斯但主义联系起来。因此，当中国宣布发现了一种“中介子”的时候，很自然地，这被归功于坂田的理论预见，并且对存在绝对的基本真理的观点是一种哲学上的否定。

“新的粒子与权田理论所预言的那种粒子非常相像⋯⋯在新发现的基本粒子中又发现另一种介子说明：‘基本粒子’不仅可以出现并消失，而且还可以互相转换。”②

在坂田离开北京的两天之前，他得到两本毛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他当然已经读过。③坂田走时带着一份给其他日本物理学家的书面邀请信，他们后来在 1957 年应邀来访。

到这时，似乎毛已经开始用爱因斯坦的思想思考每一项重要的新举动。甚至 1956—1957 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也是这样，因为它与新物理学在隐喻的意义上是协调的。1957 年 1 月，毛发现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的民主党派应该和核子电子的运动保持一致。

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好几个火车头的力量。（这就是说，份量较轻的民主党派不可能分裂或者损害共产党——引者注）核子外围的电子则很轻，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是没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统一的。①

现在毛有信心，微观物理学的新发现证明，自然界和社会的真理都是由

无数分裂的矛盾的统一体构成的。于是，在 1957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泽东发言时用他特有的爱因斯坦式语言，为中国的全球政治辩护。他使听众们目瞪口呆，他用他乐观的爱因斯坦主义来说明矛盾以及分裂是非常自然的：

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

此后，中国的物理学家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他在清华大学专门

研究相对论）告诉坂田，毛当时非常看重关于粒子的哲学观点隐含的意义。“我还听说毛主席非常后悔在（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没有把哲学问题写进去⋯⋯”③对于毛来说，哲学，爱因斯坦哲学，即新物理学的真理，越来越具有优先的意义。

显然，中苏的分裂不可能是毛的爱因斯坦主义造成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不可能看不到的是，毛越来越看重爱因斯坦的革命的隐喻。毛在这

① 周培源：《回忆层子模型》6—7 页。

② 《光明日报》1956 年 9 月 7 日。

③ 坂田昌一：《科学与创造和平》，东京，Iwanam1Shotenl963 年版第 142、333—365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86 页。

② 毛泽东：《党年团结的辩证法》，1957 年 11 月 18 日。

③ 坂田昌一：《科学的清风》，东京 1966 年版第 19 页。

些观点上越来越教条，他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

毛和他的科学哲学界、物理学界的同事们密切地注意着坂田及其著作。1957 年朱洪源在东京的一个和平运动会议上拜访了坂田。①毛也邀请坂田和

他的朋友们在 1958 年初来华。但是恶劣的天气以及在长崎发生中国国旗事件之后北京和东京之间的麻烦使坂田未能离开日本。1961 年，周培源去日本参加一个禁止核武器大会时拜访了坂田。②

坂田在与毛的科学哲学界朋友们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继续以毛欣赏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坂田作结论说，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在对自然达到完全的理解之后到来，因此进行革命必然要经过许多步骤而且可能要无限地继续下去”。③

在此期间，毛在 1958 年领导中国与苏联分裂，这样做的前提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即精神力量可以被爆炸性地转化为物质力量。中国依靠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可以从苏联的核保护伞和它的束缚下独立出来。“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可以被看成是精神变物质的又一个例子⋯⋯”中国在大跃进中解放人民的精神力量，就可以从对苏联经济的依赖中摆脱出来。“毛泽东说，‘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发生的一个飞跃。”④ 对于毛来说，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是对革命超验的乐观预言。

似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嘲笑毛的爱因斯坦隐喻是浪漫的臆想。对他们说来，毛的能力是笼罩着光环的。毛仿佛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理论高深的科学家喜欢与他交谈，一个普通人想要反对他的理论观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在革命战略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他说粒子不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正确的，错的是那些物理学家们。他仿佛知晓一切，从神奇的到平凡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很难断言说毛不懂宇宙的运动规律。

对于大跃进持反对论调的陈云和其他一些人指出，1955—1956 年的小跃进在最初明显的进展之后出现了实质性的倒退，对此，毛的回答是爱因斯坦主义。陈云说中国需要渐进的、稳定的、平衡的发展，毛以爱因斯坦的逻辑证明不平衡是合理的，①毛说：

不平衡的法则是宇宙发展的规律。⋯⋯进步是曲折的、螺旋状的。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发生变化，叫做跃进⋯⋯突变。⋯⋯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和麻烦事是好事。②

毛极力主张让群众的能量充分释放，让“劳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

爆发出来”。③他争辩说，大跃进会使群众产生前所未有的极大能量：

现在群众的热情就像原子弹。释放这个能量。十五年后我们就会有四千万吨钢⋯⋯

④

毛不同意社会主义的计划发展应该稳定而非大起大落的观点。毛说，与

①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3 日。

② 坂田昌一：《科学家与社会》348—349 页。

③ 坂田昌一：《理论物理学进步的补充》169 页。

④ 吴江：《一些问题：毛泽东知识理论的简短思想讨论》，《光明日报》1981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① 参见《当代亚洲杂志》第 10 期（1980）第 191—192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149、213 页。

③ 同上，第 192 页。

④ 同上，第 155 页。

他成功的革命战略一样，进步呈波浪状而非一条直线，这是自然法则。⑤毛承认他不懂经济学，但他确信自己在科学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这类问题上有敏锐的判断力：

换句话说，积累成波浪形或螺旋形。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本身都是一个矛盾，一个对立物的统一体，因此它的运动和发展也是波浪状的。太阳发出的光线叫做光波，电台发出的波叫做无线电波，声音由声波传递⋯⋯这就是一切事物中的对立面的运动的波浪状本质。①

波浪状前进。一切运动都是波浪。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和电磁波。一切运动都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法则。它是客观的存在，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我们的所有工作⋯⋯也是波浪式地前进。不是直线上升。②

波浪式的前进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它有起伏，一浪接一浪。如果人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今年的冒进奇怪了。明年会有一些收缩。就是这样。③

作为回应，地方党报告诉它的读者们，把不平衡作为借口停止跃进的政

策是“右倾机会主义”——一种几乎等于叛变的严重罪行。最要紧的是速度。追求平衡是不科学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总的法则。”④

尽管毛用爱因斯坦物理学为他的大跃进政策进行哲学辩护，但此后他再没有试图重复这种灾难性的经济运动。想把中国从毛的经济爱因斯但主义拉回来的人们声称，社会主义意味着有计划的发展比例和总的平衡，他们以此来对抗毛的波浪式运动和不平

衡理论。然而，毛强调的全力以赴发展优先项目占了上风。毛的优先项目钢铁和粮食使其余的一切成了中国发展中的次要问题。毛为其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辩护，称之为爱因斯坦智慧的化身。这之后，毛开始用爱因斯但的隐喻思考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问

题。①毛的问题是，需要采取何种分裂和跃进以防止中国成为已丧失了革命动力的南斯拉夫和苏联。

到这时，毛的爱因斯坦隐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思考新事物的方式。隐喻是认知世界的无限方式。②隐喻可以弥补知识上的缺陷，提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对爱因斯坦术语的误用是为社会主义转折时期寻找一条新的革命化道路。这个隐喻的含义是，还未取得的成就是会取得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有道理的。求助于爱因斯坦隐喻也是一种劝说和吸引人们的方法，使

⑤ 经济不能够“一直上升”，因为生产“是波浪式的有起伏的”，一个毛主义的课学得很好的河北农民干部这样告诉我说（在 1978 年 6 月 11 日）。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382 页，参见 383 页。

② 同上，第 51 页，参见 59 页。

③ 同上，第 149—150 页，并参见 266，206—209，213 页。

④ 《河北日报》社论，1959 年 9 月 22 日。

① 施拉姆在他的论文《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理论》中说，毛关于“因为受许多事件的影响必须不断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的观点，可以被称为毛的侧不准原则 ”（《中国季刊》1971 年 1—3 月第 231 页）。请注意海森伯的不可决定论如何在毛的隐喻这里改变了，不是讲知识的局限，而是讲激发了革命行动。

② 这段关于隐喻的简短论述从Richardhyd.ThomasKuh 和ZenonPylyshyn写的论隐喻与科学的论文中借来了一些东西，这些论文见 AndlewOriony 编辑的《隐喻与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 版）。

他们相信毛的计划在科学上是有可能性的。这个社会炸药必须安放在这儿。有科学理解力和道德责任感的人会发现导火线并且把它点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中潜在的核能并且把它释放出来。

正如毛的爱因斯坦主义使 50 年代似乎是跃进的、U 字形发展的经济灾难有了合理化的解释，在 60 年代，这个隐喻又以科学的名义把一个特殊的、暴烈的、造成分裂的继续革命运动推上中国的舞台。毛更加坚决地捍卫新物理学，特别是坂田昌一的哲学理论，以说明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件是自然的、必要的。有科学依据的。1963 年 12 月，毛仔细地阅读坂田的作品。①

这时，毛想向全世界宣传他的爱因斯坦观点。他马上安排了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特别会见，想通过她宣传继续革命的观点。后来安娜由于“未能抓住毛关于电子所说的一切⋯⋯”而受到原谅。1964 年 1 月 17 日安娜被召见来倾听毛谈话，毛把与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应用在毛的革命战略（波浪式前进、巩固、再波浪式前进以至永远）中的爱因斯坦科学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总结出来了。毛说，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安娜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毛把这个题目（如何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而赢得革命战争）和他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核心”的总原则联系起来。以原子为例。他说，人们一向以为这是物质的绝对原则。然后人们又发现原子可以被分成核子和电子，而且学会如何释放电子，利用它的能量。后来人们又发现核子可以被分成许多粒子，释放更多的能量——核能。“电子还可以再分吗？”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电子世界的法则也还没有被发现。但是我想电子是可以再分的。②

爱因斯坦主义给毛这一观点以支持，即年轻的新的事物会以强大的浪潮

推开旧的事物。③毛用坂田物理学的隐喻来帮助他设想下一步中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的不少权力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毛坚持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会有许多阶段，有质的变化。对毛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充满了希望。他要求大家不要忽视，粒子和反粒子正在不断地被发现。

“电子还没有被分开。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如果说它是可穷尽的，那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是发展的。这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都是无限的。如果是无限的，就是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一百万年以后也有事情可做。我确实喜欢坂田在《全国科学研究手册》上讲基本粒子的文章。我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文章。”①

“从未见过这样的文章”，在马克思或者列宁那里？从来没有。坂田就要来北京参加从 1964 年 8 月 2 日到 31 日召开的一个物理学研讨会。坂田带来了受到周培源直接邀请而来的其他日本科学家。坂田这次从柬埔寨的金边途经香港飞来北京。这次他的好运来了。在机场，他受到周培源、于光远、朱洪源和廖承志等人的欢迎。外交部长陈毅和朱德元帅出席了开幕式。坂田得知，周恩来正在医院做手术而不能出席这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发言的除

①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6 日。

② 原稿在北京图书馆。非常感谢那里的馆员们让我在 1980 年 6 月读到它。还要感谢 N.E.H 使我能够到图书馆去。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476 页。（原文未注明版本）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60 页。

了郭沫若和周培源以外，还有聂荣臻元帅，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项目的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出席了闭幕式。

考虑到毛对坂田理论的哲学兴趣，坂田以及从他的母校名古屋大学随他前来的儿个人都应邀在会上讲他们的科研方法、他们对粒子物理学的看法、坂田的模型以及受其启发在 10 年后出现的层子模型，还有他们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等等。坂田惊喜地得知毛一直在读他的哲学著作，不过，于光远告诉他，那是从俄文本转译过来的，有许多错误。①

坂田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科学家和学生们中间的那种非封建的气氛，还有工作不仅仅凭经验，许多东西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在坂田的回忆中没有丝毫地方暗示要开展文化革命——针对坂田觉得既民主、又爱国，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运动。

坂田此行的高潮是 8 月 23 日与毛的会见。坂田认为毛作为政治家兼哲学家是“我们时代的高峰”。毛只是告诉坂田“我读了你的文章”。坂田感觉到毛和陌生人谈话不大容易。②

尽管如此，毛可满脑子都是坂田。第二天，毛召集他的科学哲学高层人士周培源、于光远及其他人开会，讨论权田作品的意义。③毛像平日一样随意漫谈，但是在闲谈中涉及到构成他的真理、他的爱因斯坦主义的所有方面。他说得很清楚，仅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足以解释真理和跃进、知识和变化。到这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意他的观点，即变化的毛不是变化的马克思。①

毛回忆他在山里打游击的经历如何造就了他，使他优于那些说“我没有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②毛谈到他一直对变化惊异不已：生与死、细胞、宇宙、庄子、实践，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在美国的伟大中国科学家（他们是中国人民才能的证明）。毛把科学当成他的象征、他的精髓或者他的变化表，随你怎么看：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变化（的过程），物理学也是变化（的过程）。牛顿力学也是变化（的过程）。世界从没有牛顿力学发展到有牛顿力学，然后又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相对

① 苏联人翻译的坂田著作要比中国人多。区别是毛对他的皙学感兴趣，而莫斯科对他的科学感兴趣。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德米特里·依万宁柯在评论“宇宙学与微观物理学相结合之中的问题”时写道，“我相信，非线性统一理论，即物质的价值、磁的重要成果已经与实验的数字近于吻合，它给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使人们有道理感到某种程度的乐观，这个理论可以被认为是 deBrogie 的溶合理论旬 Fermi—Yang 及坂田的现象Ⅰ理论的一个最合乎逻辑的发展 ”（WolfgangYouryrau）编辑的《物理学、逻辑与历史》（纽约， PlenumPress，19701110—111 页）。1970 年 9 月 27 日，坂田的日本同行们正式抗议把诺贝尔奖授予Gell—Mann，他们认为此项研究是坂田先做出的。（Taketani 会见，19786.22.）中国物理学家以相似的方式似乎也认为：DaIltz 和 Morpurgo 在 1965 年和 1966 年独占了本应与中国人共享的荣誉（朱洪源：《层子模型的回忆》15 页）。这就是说，在中国物理学家得到 Daliiz 和 Morpurgo 的论文之前，中国科学家就已经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② 坂田昌一：《科学的清风》第 10—73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版第 561—567 页，根据于光远的说法，这是他的会见记录。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他保证这是准确无误的。

①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使这个重要论点成为他写的一本论毛的哲学的书的主题。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66 页。

论。这就是辩证法。③

正如我一直想表明的，很多年来，对毛来说，辩证法就是走向相对论的过程。他的爱因斯坦革命隐喻使表面的平衡变成了革命的超验。问题并不在于哲学讨论，也不在于物质可以转化成为能量、精神可以转化成为物质，而是要在实际上把科学的能量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否则，毛在谈话的时候就不会发现，人们仍没有强调分裂、分解或爆炸性分裂的观点，④还在提倡“‘合二为一’并且反对我”。

我们很难不把毛论及坂田的这段话放在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谈。文化大革命是不久以后毛针对他的假想敌发动的一场运动。爱因斯坦主义是这场运动最深刻的合理化解释。它使毛得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遇见的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毛把他的认识论建立在爱因斯坦主义上面有几个很大的好处。以新物理学造就的世界观面对变化使教条无处存身，包括马克思主义教条。如果说生活和科学就是从前牛顿物理学到牛顿物理学，再到后牛顿新物理学，然后到别的什么东西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那么，毛说：“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生、长和死亡”①就是很自然的了。未来会嘲笑今天的傲慢。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用革命来解放被压迫者。那时我们需要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实际地克服、研习和超越通向解放道路上的新的困难。

在政治问题上，毛比马克思要聪明许多，他知道政治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对毛来说，斗争永远在继续，就好像生命永远在继续一样，永远都有左、中、右。获得的还可以失去。不平等以及为此而设的各种体制与使不平等合法化的努力，都是不可避免的。

毛的人类实践创造新世界、需要新理论的观点要比马克思主义教条优越得多，后者总是企图用 100 多年前马克思的一段话来调和新的社会创新。那就是保守的宗教教条主义，像想要维护一种信仰的神父簇拥着裸体的皇帝，为并不存在的永恒真理外衣欢呼。毛绝不要这个。他的以坂田为基础的爱因斯坦主义要不断地重新思考始终在变化发展的新宇宙。但是，在毛自己的政治学中，毛要使他的革命隐喻变为现实，而他采用的方式将把中国社会和中国的人搞得七零八落，即使世界已经进入原子科学时代。

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必须面对毛的要求，即在 1965 年继续研究坂田1955 年的理论，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研究夸克。朱洪源报告说：

由于我们不知道夸克或者其它权田的变体是否能正确地描述 hadrons 的构成，我们把这些成分统称为“层子”，是否只有三种层子，它们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①

钱三强受命去领导一个物理学家小组，任务是做出层子模型。

物理学家一般都不愿过多地承诺超出资料和有用的理论范围之外的命题。但同时，他们的工作具有一种宇宙意义。把他们自己和一种假说联系在一起，这种假说相信物质成分之中还有成分、运动以前进方式永远进行下去，

③ 同上，第 565 页。

④ 同上，第 562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504 页。

① 朱洪源：《层子模型的回忆》第 8—9 页。

②他们与毛式乐观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法一致，与当时的“谈话方式”保

持一致。③

把事物是不断可分的观点作为物理学和革命的真理，在这点上坂田帮了毛的忙。1965 年党小组会都要讨论坂田的著作。坂田 1961 年的文章，即毛读过的《关于基本粒子的一种新观点的对话》被从《日文日本物理学会进展》

①上译成中文，发表在 1965 年夏季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② 这是一个非常事件。据我所知，在这个刊物上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此之

后也再没有刊登过这类文章。更不同寻常的是，在一两个月后的一期《红旗》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此文的重要意义。③

党内对毛提出批评的人们说，毛从 1962 年以来在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地方推行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党内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和平的劝说方式来解决。对这些批评，毛申明了两点。毛式爱因斯坦主义是这么回答的：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一个统一体总是要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否定“分裂” 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无限性就是否定自然界和社会的无限发展，否定人的理解力的无限发展，是把辩证法从中间割裂开来，停止和破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①⋯⋯矛盾只有通

② 朱洪源（在《层子模型的回忆》中）写道，”科学史提醒我们‘物质的基本一致性’的观念只是幻想。

很可能，甚至 hadrons 的一致性也不是物质的基本一致性。它们可能只是尚待发现的物质结构的多个层次之一。提出同样的‘层子’是为了说明这个思想。”（第 9 页）。

③ 虽然，总的说来坂田的理论和物理学的标准语言是可以译出的，但是中国科学家们一定担心政治对研究工作的扭曲性影响。一个与中国人合作的美国物理学家告诉我，他的中国朋友们开玩笑说：假如他们能发现一种粒子并且把它命名为毛粒子，政治也许就可以靠边了。但是，朱洪源把毛粒子归功于哈佛的 1979 年诺贝尔奖得主 S.L.Glashow，他写道：“洋葱还有另外一层吗？夸克和 Leptons 有共同的基本一致性吗？一些中国物理学家在这个思想上是领先的。我建议把这种假设存在的一切物质的建筑材料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是他坚持自然本身的统一性。”（《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当前论题大会记录》第 161 页）对于毛所坚持的东西，Glashow 也理解错了。

① 《理论物理学进展补充》，1971 年版，185—198 页。在此文中，坂田像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引用了恩

格斯 1867 年 6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在一段关于预料中、新的、化学的革命骤变的论述中，坂田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原子——过去认为可分性的极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交点，这导致分裂的质量变化”

（187 页）。但是，如果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是确切的，坂田很可能在转录时把恩格斯的意思搞错了。恩格斯写道：“原子——过去认为可分性的极点——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 ”（227 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注重点总是在于有关反映的全局，而不在于无限可分性的问题。恩格斯写道：是黑格尔讨论了“分裂的无限的系列”。“分子作为能够独立存在的物质的最小成分，是非常合理的类别，是黑格尔所说的在分裂的无限的系列中的一个‘交点’ ”关于分子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已经无意义了。然而，恩格斯接受了它。但是与毛和坂田形成对照，恩格斯强调的是——这正是此问题的皙学要点——现实作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作为无限可分性的问题。值得怀疑的是，恩格斯是否会理解坂田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恩格斯身上，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上。恩格斯告诉伯恩斯坦，这本书“对当代物理学或者物理学史都没有意义”。恩格斯还说，“我坚信，当恩格斯发现许久以后人们给他当初的审慎企图加上了那么重要的意义，他一定会觉得可笑。”（引自 SidneyHook 的《我与恩格斯的争论》，见 Comflientary 卷 74.1 号（1982.7.第 40 页）。

② 《红旗》，1965 年第 6 期。

③ 《红旗》，1965 年第 9 期。

① 《红旗》，1965 年第 9 期，第 45—46 页。

过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②

作为对照，被称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苏联在矛盾、分裂和斗争这些问题上也犯了认识论上的和相应的实际上的错误。

在坂田 1961 年的文章中，就是毛在 1963 年读过并在 1964 和 1965 年推广的这篇文章中，坂田除了为微观物理学中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理论之外，还明确地提出他的哲学假设。他以这种或那种提到关于绝对真理或知识的局限性的理论，一直追到古希腊，从数学公式讲到寻求物质的简单性，从玻尔的“哥本哈根之谜”讲到海森伯的“Urmaterie”。他为一个层子理论争辩，就是任何一种物理学理论仅在某个特定层次上是偶然有效的。构成偶然性的因素会引导研究工作者进入更深层次。这里的层次是无限多的，肯定存在新的法则。知识的革命不仅是继续不断的，它还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这是毛坚信的一点。这给毛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即在他现在要考虑的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中国需要新的实践和为新现实提供理论。

坂田又一次受到邀请，请他出席 1966 年夏天的物理学研讨会。他没有来。这从一个小的方面说明，毛的爱因斯坦隐喻不能为他赢得他追求的成功。他的革命隐喻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破坏性后果。

毛坚持与苏联彻底决裂的态度使坂田不愿与中国靠得过紧。毛的反苏主义使日本的和平运动分裂成亲苏和反苏的两派。虽然坂田始终尊敬作为一个革命哲学家的毛，但坂田明白，要想在日本的反军国主义圈子中发挥作用，他就不能采取仅仅反苏而亲中国的立场。①

坂田的一些日本同事出席了物理学研讨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培源，他是毛讨论爱因斯坦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周培源后来写道：

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领域中。Shuzo Ogawa 教授提出了他的论文《基本粒子理论近来的发展：论坂田模型》。坂田是第一个认为基本位于是可分的物理学家，并且提出了现在称为坂田模型的这种新结构。②

中国方面由年长的物理学家们领头，报告了 30 个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他

们主要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毛 1964 年讲了坂田的重要性之后受命开始这项研究，目的是在基本粒子领域建立层子模型理论。

“他们认为‘基本’粒于是可分的，是由所谓的许多‘层’组成的。每一层有一层状的内部结构。这个理论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物质是无限可分的’”。①

这个时期毛很忙。1966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起了久已有哲学预兆的分裂运动，对党内上层人士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在此次会议开始的一周之前，7 月 25 日，

② 同上，第 60 页。

① 坂田没有再访中国。他的真正贡献从未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坂田长期奋力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日本传播核武器。在科学上，他是一个天才，能够用简陋的材料设计出杰出的实验。他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主要在介子理论上贡献很大。在社会问题上，他试图打破学院中高级教员与低级教员之间、教员与学生之间主仆式的封建关系。坂田的这些民主改革为他在日本的科学界赢得盛誉。但是对于毛——并通过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印象——坂田只是一个讲永恒分裂的哲学家。

② 周培源，《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建设》1966 年 10 月第 41 页。

① 胡曲（音译）：《光明日报》1977 年 7 月 20 日。

毛利用物理学研讨会的机会大讲现实的本质。②然后，在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的前夜，晚间 10 点，毛挤出时间会见参加物理学会议的代表，探讨坂田模型的可应用性。③Nativism（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的动乱使正在研究层子理论的中国物理学家们沉默了。所有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杂志都停刊了”。未被邀参加 1966 年夏季的物理学研讨会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说，他们被排除在外，以此说明中国物理学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年轻的科学家们把老一辈的同事们赶出实验室，赶上街头。上至张劲夫——科学院的党委书记，高级科学家们都被赶了出来，读大字报、改造思想。研究层子理论，把毛的爱因斯坦隐喻引入物理学，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也许这件事与周恩来手下的关系太近。坂田、爱因斯坦和毛的年长的物理学家们都被毛的文化大革命分子斥为“资产阶级权威”。中国的物理学家们甚至不敢提到坂田或者爱因斯坦的名字。①当华裔的高级美国物理学家如李政道和杨振宁访问中国“询问关于层子模型的实际内容”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缄口不言。“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只可能在极少的机会很简短他讲一点。甚至没能提到作者的名字。”②文化大革命不但没能实现革命爱因斯但主义的预言，反而产生了针对新物理学的斯大林式攻击。观点被当作斧子来进行攻击和破坏。在实验室里和在社会上一样，实际的结果恰恰是毛所希望的反面。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阶段刚刚过去，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同事就开始设法恢复经济、教育和科学工作。首都的两所主要大学受命起草一个报告，内容是如何促进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为了这个目的，周恩来请国际知名的华裔科学家来华提供帮助。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1972 年来访之后，周说：“杨振宁讲了真话。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也表示同意。”③这些著名的外国科学家很乐意协助周振兴和重组中国的科学工作，把重点放在有直接成效的实际研究课题、数学和基础研究上。毛尽管对继续进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感兴趣，④但也同意科学研究应该着重基础理论和实际结果。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受周总理之命撰写有关政策的正式报告。⑤

1973 年，毛又一次深切地对微观物理学及其意义表示关心。坂田在 1971 年去世，毛只好把坂田的妻子和同事们请到中国来讨论坂田的贡献。①毛还叫来了几个重要的帮手，如汪东兴和高级军事指挥官许世友，来听毛大讲特讲科学哲学。②

为了讨论哲学和无限可分性，1973 年 7 月 15 日，毛邀请了美国物理学

② 《北京周报》1980 年 1 月 14 日第 25 页。在 1980 年毛被说成反对林彪的理论——即中国已经达到知识的“顶峰”。也可能毛说了这话。然而，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多的政治理由，由于毛的讲话一直未公开，看来最好还是不要了解毛到底讲了些什么。

③ 周培源：《科学史的里程碑》第 43 页。

④ 朱洪源语。

① 朱洪源：《会见》，北京，1980 年 7 月 26 日。

② 朱洪源语。

③ 《围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5 页。

④ 《围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 页。

① 与坂田遗孀的会见，1978 年 6 月 22 日。

② 《光明日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

家杨振宁，周恩来和周培源做陪。“使我吃惊的是，”杨回忆道，“毛对基本粒子和结构‘感到强烈的兴趣’。显然，毛一直在追踪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发展步伐，特别是在基本粒子是否可分这个问题上。我告诉他，到现在为止就此问题还有激烈的争论，还没有明显的结论。”③

会见中毛泽东问道：“现在光的量可以分吗？”杨回答：“这个问题还来得到解决。”其实毛知道如何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毛评论道。④

毛此后再没有邀请杨来谈话。但是杨一直每年返回中国，与周恩来的人合作帮助中国科学争取创造性的成功。周着手重新启用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学无术者们批判和威吓的技术人才。

在周恩来生病以至最终因癌症致死之后，邓小平被重新启用，接过周的科学计划。周一邓政策认为，科学、生产等专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要由懂行的人来管理。为了给这种政策寻找理论根据，邓引用毛 1942 年在延安的讲话，毛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物理学的原子和电子理论。①邓开始非常自觉地在科学问题上取消毛的思想并加以改造。邓小平甚至嘲笑毛所认为的基础科学就是研究最大的、最小的和生命本身，就是研究宇宙、粒子物理学和生物学。邓在 1975 年 9 月 26 日评论说：“我要说考古学也是一门基础科学。”

②邓以他典型的方式，使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们明白，按照他的看法，即使是反

革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即所谓的“白专”分子，只要为中国的利益工作，就比那些破坏生产、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文革捣乱分子“更好”，后者“只是闲逛、制造帮派斗争、为所有的事情制造阻碍”。③

显然，这种态度与毛为科学建立哲学基础并甚至把它置于马克思的教条之上的做法相去甚远。毛的革命隐喻被周恩来的改革者们埋葬了，他们的努力是要使科学满足国家的物质需要。同样，那些不学无术分子实际上也抛弃了爱因斯坦、坂田和毛的革命隐喻，尽管他们自称是毛的文化大革命遗产的继承人，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引入中国的科学。这样一来，甚至当毛在 1973 年企图再次重新思考他的无限性概念时，中国政治的两大集团把科学引向两个极为不同的方向。从毛主义的最抽象的哲学基础来看，即使毛还在世的时候，毛主义也已经死亡了。

到 1970 年，由理论家陈伯达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用类似于斯大林主义反对相对论的逻辑，给爱因斯坦扣上了一顶反动的、资本主义学术权威的帽子。陈的权力被剥夺并不能够平熄斯大林主义者的怒火。姚文元和他的“上海帮”命令上海科学界组织一个“革命大批判”小组，批判爱因斯坦。姚的目标是“为自然科学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①

③ 杨振宁：《思想家、领袖、极为实际的人》，《新中国》（1977 年春）16 页。

④ 《光明日报》，1978 年 9 月 10 日。杨教授——我在 1979 年 12 月 5 日与他谈过话——与毛对待科学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杨继承的是爱因斯坦的理性主义传统。就是说，杨对发生“奇迹”的这几个重要地点以及数学的抽象美引出了决定性的物理学数据感到惊讶。对杨来说，这就是四维空间和狭义相对论、Reimann 几何学和广义相对论、希尔伯特空间和量子力学和纤继束 WitffopoIRical.Complexofiesandgaufe。

① 齐新（音译）：《四人帮之案》，香港，CosmosBooks，1977 年版第 228 页。

② 同上，287 页。

③ 同上，第 293 页。另见 Goldman 的《中国知识分子》第 7 章。

① 《批判姚文元的自然科学观点》，见《红旗》1978 年第 4 期 66 页。后来陆定一说姚的立场就是所有的

姚文元的小组坚持说，正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现在无产阶级的兴起也将产生一种崭新的科学观，压制资本主义的科学观。②从 1959 年以来姚就说，未经马克思预言的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不能被视为是科学的。对于姚来说，天文学必须清除掉宇宙的观念；物理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抛弃所谓的保守观念，如能量的保存、守衡以及许多东西的保存。在地质学、化学、历史等无论什么学科中，任何自称真理而未以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基础的东西部被斥为黑色，也就是反革命的。③

姚一伙企图低毁周培源的计划，并想威吓北京大学参与这一合作计划的人。张春桥宣布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人想用爱因斯坦、杨振宁和其他“著名物理学家来制服我们，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物理学家们来制服他们。”④

姚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人相信，周恩来依靠的是那些“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的老一辈科学家。①因此，“上海帮”网罗了一群年轻科学家，据信他们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来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周的老年科学家联盟。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这样一种思想所吸引，即科学应该政治化，否则就会像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科学家那样听命于一个可能是罪恶的国家政权。

“上海帮”似乎因为周恩来总理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很高而愤愤不平。周对来访的一个德国代表团说，最伟大的两个德国犹太人就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使姚和他的一伙人狂怒，因为周居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联系起来。③

诋毁爱因斯坦的任务被姚和张交给“上海帮”的理论写作班子，它的笔名是罗思鼎，由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两名毕业生领导。在复旦，他们收罗了一批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开展研究、讨论并发表文章，证明我们所需要的所有基本理论都来自马克思，证明爱因斯坦科学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亦指国民党政权——译注）和反社会主义的。

上海主持的讨论会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反映了“四人帮”一伙的无知的观点，以为相对论理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对爱因斯坦的攻击首先出现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其后的 1974 年又出现在“上海帮”的新刊物《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从唯理论的、经验主义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那里来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概念与毛的“一分为二”的观点，与运动的物质的观点十分矛盾。①这些不学无术者

答案都在“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里找，比如说“爱因斯坦必须打倒”因为“自然科学属于资本家”。

（《人民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第 3 版）。这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容不得毛的残余的人道主义—— 他认为古人也有智慧，比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在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问题上的洞察力。（与杨振宁的会见，1979 年 12 月 6 日）

②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红旗》1976 年第 4 期第 56、58 页。

③ 赵瑞强（音译）：《科学与哲学论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30—34 页。

④ 《政治斗争》，第 29 页。不学无术者们要求把参加国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送到农村去，用他们掌握的外语批判地主。（周培源，《人民日报》1977 年 11 月 20 日第 1 版）

① 《政治斗争》，第 33 页。

② 同上，第 39 页。

③ 《光明日报》1978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① 罗思鼎一伙对有些科学问题完全摸不着头脑，比如爱因斯坦想解释这样一种观点——太阳也可以被看作

的结论是，爱因斯坦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他的信念绝对化，这正是走向衰弱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是资本主义这种迫切的政治需要的集中反映。”②

据我们所知，毛从未赞同这种胡言乱语。“上海帮”也从未想利用毛对坂田和无限可分性的兴趣。他们的语言游戏作为纯粹政治学、作为对斯大林式谩骂的伪科学解释而告终。他们企图利用批儒运动给周总理抹黑。他们称爱因斯坦为“所有西方科学家中最伟大的儒家”。③他们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争论，说什么认为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表示仇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

思主义是理解自然的唯一基础。④被姚文元一伙控制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说爱因斯坦的观点受到“反动的不学无术者”的极大影响，所以走到“有限的宇宙”这种反革命理论，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比自然科学“更深刻”，它的观点也更有优越性。⑤

1976 年毛去世而姚文元、张春桥等人被捕之后，毛喜爱的无限可分性爱因斯坦模型——层子模型被“放进了博物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朱洪源在 1980 年 1 月的理论物理学大会上发言，对毛的爱因斯坦主义与中国物理学的关系作了历史性总结，就是《回忆层子模型》。⑥

朱继续推进毛的所谓无限的进步的乐观爱因斯坦主义。他说自从坂田1955 年的文章以来的 25 年的实验“结论性地证明”：“物质的结构是有无限的层次的”。另一方面，朱承认：“在坂田模式结果和实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结果，从中国当时的研究项目中，“只拿出了夸克理论的结果”。朱主要想告诉外国物理学家的是 1964—1965 年间中国高级科学家们所做的有用的工作，也就是不学无术者们曾经埋没了的工作。朱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可以把层子模型交给历史，交给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坂田 25 年前（1955 年）的设想是探索 hadrons 的内部结构的开始，现在我们就在迅速走向对更深一层的物质结构的探索。看来我们现在正面临物理学发展

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①

虽然坂田和层子被“放进了博物馆”，爱因斯坦却被捧为英雄。他的形象被抬出来吸引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许许多多有关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哲学贡献和局限性的文章发表出来。②不同的人用爱因斯坦的传记支持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允许对爱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了，这却使有些人争辩说，在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中，重要的并非如那些不学无术者所说的二者都是资产阶

围绕着地球旋转。

② 《批判爱因斯坦的世界观》，《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 年。

③ 《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哲学研究》1979 年第五期第 59 页。

④ 若愚（音译）：《马克思主义不可篡改》，《红旗》1977 年第 7 期。

⑤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红旗》1976 年第 4 期第 53—58 页。

⑥ 《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7 日第 1 版。

① 朱洪源：《回忆》，1980 年 2 月 10 日第 19—21、29—30 页。这个立场在《高能物理入门》（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17—220 页的“坂田模式”中用详细的数学、物理学术语作了论述。

② 比如《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特点》，《光明日报》1979 年 5 月 8 日第 4 版；《正确评价爱因斯坦的哲

学思想》，《光明日报》1979 年 5 月 17 日第 4 版；《让我们讨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学习杂志》，四川，1979 年版第 26—33 页。

级唯心主义，或者像毛身边的哲学家们和上一辈的中国大学生们学到的那样，说爱因斯坦比玻尔高明，因为爱因斯坦不满足于玻尔粒子两重性，而是继续斗争去寻找深层的真理；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论战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科学真理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百家争鸣”。爱因斯坦与玻尔作为科学家有根本的分歧，但是他们互相非常尊重。即使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解决基本的哲学问题，但他们长达 30 年的论战使许多问题得以澄清，使科学得以发展。应该注重的是使他们的论战得以不断进行的条件。真理只能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才能得到完善。①

党内民主派写文章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也用新物理学爱国斯坦的事情来反驳中国的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有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证明，真理是尝试性的而且还要被不断检验，要变化，要前进，要接受新的真理，而爱因斯坦应该被看作这些科学家之一。到现在，爱因斯坦已经像其他最伟大的创造者们一样，被人超越了。②这篇列出一个“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的变化表的文章，与毛这以前讲的不断前进的爱因斯坦预言和非形式的民主一致。③

爱因斯坦的最有力的坚定维护者是周培源。他与爱因斯坦一起搞过研究，与周恩来合作过，也受到过不学无术者的批判。周培源说，爱因斯坦把科学与人性相结合，拒不受狭隘的唯物主义的摆布，与进步事业站在一起，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敬重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无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谬误是什么，他做的这一切远远超过这些可能的谬误。周培源做结论说，爱因斯坦的敌人就是所有进步人性的敌人。

为了替自己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热诚辩护，周培源引用爱因斯坦 1949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

⋯⋯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计划经济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的奴役。社会主义要取得成就，就要求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使行政官员手中的权力不致过分大？如何保障个人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力的民主制约？①

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于光远说，必须以一种不断的批判性理解

来看待爱因斯坦，这样才能使科学和民主共同发展。他还说，必须考虑到 20 世纪科学的特殊性，即科学和科学规律也是生产力。②曾经领导层子模型研究

① 《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哲学研究》1979 年第 5 期第 59—65 页。

② 《论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百科知识》1979 年 5 月第 44—49 页。

③ 见《红旗》1980 年第 5 期第 37—41 页。

① 周培源：《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962 年，中国的学者开始翻译、编辑一个多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这个工作在基本完成时被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从 1969 年开始，这些学者们受

到攻击和谴责。到 1974 年 9 月，文集又一次准备出版。1976 年 1 月终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在北京出了两卷，但是所有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并且在序言中说爱因斯坦的政治思想是“混乱而动摇的”

（《爱因斯坦文集》之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3 页）。第三卷在 1979 年出版，其中收有一篇

文章为爱因斯坦以及政治文章辩护。还有 1978 年 3 月写的序言，讲到出这几个文集的艰难过程。编者是许良英、赵中理、张宣三、李保衡和方大年。英文原文中的斜体字是“有深远意义的集中化”、“官僚”和“官僚的权力”。

② 于光远：《谈科学的科学和关于“物质”的概念的对话》，《自然辩证法》1979 年第 11 期第 12—14 页，第 24—30 页。

的钱三强在 1980 年 7 月 24 日对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做了三个小时的讲话，③主要讲于光远的这个观点。

钱三强还以嘲讽的态度谈到 19 世纪末物理学界的观点，即认为物理学已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他谈到爱因斯坦，“一个犹太

血统的德国物理学家”，说他“认识到了不可避免的革命发展趋

势”。“20 世纪物理学的基本点、特殊点就是：它打破了认为原子是绝对不可分的、永远不变的概念。”①

钱三强解释说，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神经机械学、系统科学等等——是“以爱因斯坦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它使科学与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所有的一切，从计算机、食品、生物化学到原子能，都会出现以持续发展的科学进步为前提的不断进步。因此，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上的距离，这样也就是缩小与它们之间经济上的距离。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阶级性。钱三强说，有开放与民主的气氛，科学才能最快地发展。物质生产反映着科学进步的水平。发展和民主要携手共进。②

钱三强以一种类似毛泽东早期的非教条方式讲述这种关于永恒变化的毛式爱因斯坦主义。“物理学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是没有尽头的，玻尔、海森伯、爱因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工作者对此做出了贡献，他们从许多不同的前提出发，但是做了扎实的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被作为一个变化表，作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未来必定会来到的一种诺言。

总之，党内民主派把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坚持的“全面专政”导致的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假如你不承认生活的不同方面有其不同的规则，你就会把一切都变成阶级斗争、变成压迫与专政。

然而，共产党民主派的反对者们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仍然企图把他们自己的观点注入毛的爱因斯坦隐喻之中。“在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上⋯⋯”，毛的正确性还是不容争辩，①而且没有人超越毛。为了能够与仍然起作用的毛的头脑保持一致，②反爱因斯坦的观点在继续。③

为毛、为他们自己和所有中国人的建设成就感到自豪的中国爱国主义者们，不同意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大跃进时期以来是一个灾难。如果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那么就必须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并且动员人民努力奋斗。那么就必须接受毛的基本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④这就

③ 《光明日报》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 版。

①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2 日第 2 版。

② 《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① 钱三强：《怀念毛主席》，《北京周报》第 42 期（1977 年 10 月 14 日）第 22 页。

② 邓小平的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指出，毛自己也说过科学实验是“人类三种社会经历的一种，正确思想的三个来源之一”，毛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时，它（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赵任强：《科学与哲学论丛》第 29、31 页）。

③ 曹志英（音译）：《批判“现代物理学的斗争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读书》1980 年第 2 期第 39—47

页。

④ 吴江（音译）：《一些问题：对毛泽东的知识理论的简短思想讨论》，《人民日报》1981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是毛爆炸性的爱因斯但隐喻。经 20 世纪 70 年代大庆模式的成功为象征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精神，就是这可贵的毛主义传统的一个极好例子。⑤

不希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过分独立的统治集团，以及需要为自己在政治

——文化上的不同政见找到理论基础的党内民主派，都很自然地倾向于恩格斯和列宁对待科学的态度——他们认为自然与社会都是以同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作为前提的。理解这些原则的共产党的领袖是当时唯一知道如何领导国家的一些人。姚文元及其一伙不学无术的斯大林主义就根植于共产党专政的为自我利益服务的土壤之中。毛的爱因斯坦主义——想以它来发动就业不足的中国人民、释放他们之中蕴藏的极大能量来满足中国经济的需要——为这种普通的斯大林主义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尺度。

层子模型可以被“放进博物馆”，党内民主派可以把爱因斯坦科学看作一种对科学兼民主的隐喻。然而，支持和赞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个人和机构还是强有力的。对这个隐喻的内容之争还在继续下去。

郭晓惠译自《中国季刊》1986 年

春季号

⑤ 《中央委员会关于学习大庆的文件》，见 FBIS1981 年 12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