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料的搜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是以他们广泛地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因而学术价值较高。

（一）毛泽东文献的搜集与出版

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问题，早在 30—40 年代，西方的新闻记者、外交官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也公布与介绍了一批毛泽东的文献； 50 年代研究起始阶段，由于《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提

供了更具权威性的文献资料。这些都为 60—70 年代研究高潮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欧美与日本的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注重搜集毛泽东的著作、论文、讲话、书信与批文。尤其是 60 年代中后期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量的党内文件泄密，毛泽东未

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讲话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相互传抄张贴，红卫兵编印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文选到处流传，西方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这些珍贵的资料。现在西方学者著述中常常引用的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的毛泽东文集，即是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文献。除此之外，西方学者还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库中，获得了革命战争时期为国民党所攫取的毛泽东的文稿。

国外学者编印的毛泽东文献主要有以下两种： 1.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

竹内实，1923 年出生于中国山东，1949 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50 年代曾把毛泽东的《矛盾论》等著作译成日文。1960 年 6 月曾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在上海受到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70 年代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当教授，主攻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论。1986 年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毛泽东与现代中国》、《毛泽东——诗与人生》、《现代中国的展开》、《毛泽东》等著作。他十分重视毛泽东文献的搜集与版本比较研究。比如 60 年代访华受到毛泽东接见，回国后即以访华介绍的形式整理与发表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耗费极大的精力，编辑了目前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毛泽东集》。

这部《毛泽东集》的特点是：第一，卷数多，部头大。竹内实在 1972

年 2 月出版了 10 卷本《毛泽东集》，收集了毛泽东自 1917 年至 1949 年的

429 篇著述。以后，在 1983 年 12 月又出版了

《毛泽东集》的补卷 10 卷。因此，整套《毛泽东集》共 20 卷，是目前世界上卷数最多、收文较全的一部毛泽东文献集。第二，汉字印刷，忠实原文。这部毛泽东文集，唯有第六卷最后一篇文章，用的是英文“To 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因为这是 1938 年用“MAO TSE—TUNG， Hon. Chairman”（毛泽东）与“LIFU—CHUN，Chairman”（李富春）署名的致美国纽约几位朋友的信件，其余用的全部是汉字，而且是中国现行的筒化字。可见《毛泽东集》的选编者是十分忠实于原文的。他们用汉字作为《毛泽东集》的大体，恐怕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的毛病。因为 60 年代在日本学界的毛泽东研究中，曾因翻译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在日本的

《矛盾论》译本有多种，包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收录的译本（尾崎庄太郎、浅川廉次译，曾出版多次，每次均有部分修正）、《毛泽东的矛盾论》（寺泽恒信翻译与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松村一人、竹内实译）、《世界教养全集》第 15 卷收录的译本（竹内好译）等等。各种

译本，出入很大。竹内好在 1962 年 3 月号《思想》杂志曾发表专文《如何理

解毛泽东思想？——关于（矛盾论）的翻译问题》，发起过一场论战。在 7 月号的《思想》杂志上，松村一人发表《兼听则明——答竹内好先生》一文， 认为竹内好自己在许多方面误译了《矛盾论》。当然，这场论战不只是翻译问题的争论，而是在翻译问题上展开的思想论战。竹内好说：“已出版的译文的译者虽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断言他们没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能力”，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连诡辩家都不够”。他说：“我发现他（指毛泽东—

—引者）的辩证法同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有质的不同”，“深刻地渗透了中国的阴阳二元论，削弱了扬弃的作用，对立即统一的观念比较强”。松村一人反驳道：“竹内好先生的自负和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痛骂是因为他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是与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的东西的缘故。”“这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被歪曲了的毛泽东思想被利用去批

判马克思主人。”他强调说：“的确，《矛盾论》中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扬弃’这个词儿。但是例如毛泽东曾说到必须研究从孔夫于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说到一般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否定一切’（《学习与时局》）， 这就是‘扬弃’的精神。”他指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和黑格尔不同的是： “他不仅强调认识上的矛盾的解决，而且强调现实生活矛盾的实践解决。” 而“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马克思和毛泽东之间丝毫没有质的不同”。由此可见，翻译问题对于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关系极大。竹内实是这场论战的当事人之一，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主编《毛泽东集》时，他为了避免翻译问题引起的争论，采用了汉字为编辑的文体，第三，有对照，重研究。在《毛泽东集》的编辑方针中，决定“排列的方法是编年体，原则上根据执笔、讲演的日期而排列”。如果同一著作有两种版本，那么选辑时就根据“哪种版本是最初印出来的、或是靠近最初印出来的，就使用哪种版本。就是按照出版日期的顺次，优先使用作为文本”。这时就会发生不同版本之间文字上的出入。编辑方针决定“不同的字句发生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就在每篇后面写注记表明”。“本集所收录作为文本的，现行《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 两者之间的不同，细大不捐地都要注明”。因此，这部《毛泽东集》是一个经过版本研究的文献集，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选的是 1926 年的原文，《毛泽东选集》中删去的字句就在边上打上“×”；修改或增添的字旬就在边上加上“1”、“2”等注的记号，然后在当页天头做注释说明。这种对照性注释，对于研究帮助很大。

但是，编者在选文时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有些是毛泽东的文章， 已发表在《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著作选读》中，他们却未收入。他们的编辑方针的规定是：“仅从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里面才能见到的著作，不把它们收录在本集里。”这里的要害是“现行”与“仅” 两词，即他们不相信我们编的毛泽东文集，收在我们编的文集里的文章只有他们过去或在其他地方得到佐证的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相反，有些虽然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文章，但他们认为是毛泽东的著作的，就可以收录。显然， 这样的编选方针带有很大的主观偏见，这就难以保证选文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比如《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本来是毛泽东 1937 年 7、8 月间在抗大讲哲学的讲稿（《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两章），但他们不相信这是毛泽东 1937 年的著作，仅仅依据 1938 年 4、5 月间《抗战大学》（手抄本）有这个讲稿，就断定它是 1938 年的作品，而不相信我们的《毛泽东选集》所标明的日期。后来，他们说毛译东的《矛盾论》是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抄来的，同这一写作日期的误判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尽管这部《毛泽东集》存在这样一些不足，但它毕竟是全世界部头最大的一部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集，因而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2.美籍英国学者施拉姆主编的《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即《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曾任该校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是国外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著名学者。自 60 年代以来，他发表的《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等著作和论文，在海内外影响很大。他多次访华，同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有较深的交往。1989 年，他返回美国，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从事毛泽东研究。

施拉姆相当重视毛泽东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多次到中国大陆与台湾搜集资料。目前，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整理、翻译毛泽东文献，计划编辑一部比日本的《毛泽东集》部头更大、内容更充实的毛泽东文集。他主编的文献集，影响较大的是 1974 年由美国万神殿图书公司出版的《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

这部文集的特点是：（1）收入的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竹内实的《毛泽东集》收集的是毛泽东自 1917 年到 1949 年的主要

文献，《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收入的是毛泽东从 1956 年到 1971 年的谈话与书信。正因为这两部文献集各有自己的重点，所以在国际学术界影响都比较大。（2）都是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献。这部文集一共收入了 26

篇毛泽东的讲话与书信。年一篇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篇是毛泽东 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南巡时同各省市负责同志谈话的摘要。这些文献，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施拉姆的这部文集出版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研究资料，不仅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者，而且其他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的专家对它备感兴趣。（3）注重搜集原文。从文集收入的文献及其内容来看，这些文章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红卫兵在“造反” 行动中获得的一些内部文件。不少是 1969 年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文献。他们经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了西方。因此这些文献被海外学者视为原文（Text）。如文集中收入的《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章，是 1965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的文稿，而不是后来

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的文本。施拉姆在序言中认为，这样做至少能让人们欣赏到三个不同的图景：“首先，作为表达方式能看到毛泽东关于许多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的思想；其次，作为历史文献提供关于中国 1956—1971 年事变的知识；最后，作为生动活泼的文件能突出我们时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伟人的鲜明形象。”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施拉姆编辑的这部文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 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部文集在力图发表一些中国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献的同时，有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部文集在《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书名下有一个副题：“1956—1971 年的谈话与书信”（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照理讲，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文献或重要文献都应该收入，以便让大家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有一个全面与正确的了解。比如早已公开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 年 11

月 12 日刊于《人民日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6 月 19 日刊于《人民日报》）等等，都是一些极其重要的文献，而且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必须研究的著作，可惜的是，在施拉姆编的文集里却未收入。第二，施拉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另一些尚未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也由他有意删略不予编入文集。比如《工作方法六十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重要谈话，关于“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又红又专” 等重要观点都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但是，拖拉姆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与“文化大革命”的谈话都收入了文集，却有意删略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之类谈话。他在序言中说：“我的目的是集中一些最重要、最有特点的原文，在形成这本书的时候，尽可能使人们易于理解那些不必详述的中国的知识。”他说就是根据这个目的而删略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似乎理由不足。事实上，由于施拉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选编这部文

集的，他的视角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制约，他收入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用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所以，这部文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与不足。

除了竹内实与施拉姆主编的这两部毛泽东文献集外，前联邦德国汉堡的中国学家马丁在 1974 年出版了《毛的未公开著作》，在 1975 年出版了《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1960）》。①据传，科隆研究所托马斯·沙平和马丁、希拉赫等中国学家一起，还筹备过出版一大本 1958 年以

来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集。美国的《每月评论》也于 1977 年 9 月加按语发表过毛泽东的《论苏联经济》一书的节录，并宣告这部新书“将于年底出版”，还介绍说：“本刊的节录选自《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英国的《中国季刊》也介绍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稿及其评论文章。据《中国季刊》第 81 期报道，布朗大学正在翻译一套多卷本的英译本毛泽东著作，将由

美国出版；德语本的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已于 1979 年 3 月出版，其中第 1

卷包括 1949 年至 1955 年的文章，第 2 卷包括 1956 年至 1957 年的文章，第

3、4、5、6 卷是 1958 年至 1976 年的文章、讲话等，第 7 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每卷大约 600 页。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早期文稿》以及其他单行本毛泽东著作，海外学者都非常重视搜集。

他们还特别重视资料的比较研究。比如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原本与今本都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1976 年 12

月，我国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施拉姆在 1977 年 3 月就发表文章，将正式

发表的文章和我们党在 1965 年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的文件原文作对照，从删改的差别中研究我们党的思想意图与政策变化。所以，对毛泽东文献的搜集与辨正、比较，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时，十分重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二）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名字和中国共产党联结在一起，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海外学者重视毛泽东研究，并非是为研究毛泽东而研究毛泽东，而是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而研究毛泽东，从毛泽东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变化中研究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对此，拖拉姆在《毛泽东》一书的序言中已有论述：“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①因此，海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时，不仅重视毛泽东文献的搜集与研究，而且十分重视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与研究。

1. 日本

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在毛译东研究中，他们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同他们重视搜集中共党史文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有直接的关系。由蒲地式子、费正清、市古宙三合编的《1953 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19 和 20 世纪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书目指南》一书的导言指出：“日本关于中国学术研究的这一发展，首先必须从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20 世纪期间中国人生活中意义深远的革命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那些对中国的发展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中唤起了对它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首先是日本和美国，但也包括苏联和西欧国家。所有这些国家，

过去 20 年对中国产生普遍兴趣的焦点在于革命的根源和新制度的兴起。⋯⋯ 在另一方面，日本关于中国的学术得益于牢固的中国学传统和日本人更完善地利用中文资料的能力。”②自 60 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搜集与出版了大量的中国文献，除了前述《毛泽东集》之外，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集、王明著作集，等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 1963 年出版了《新中国资料集成》。他们大量搜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文件、著述、人物介绍与统计数据，作为他们研究的基础。比如 1992 年 2 月日本苍苍社最新出版的《中国情报人物事典》，收集了中国党政军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构与人事变动的情况，汇集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 1000 多人的筒历资料，可见功夫之深。

1. 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有较长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加强了对中国、日本与朝鲜的研究。尤其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秘密的与公开的国策讨论会， 研究对华政策。这种出于军事与政治目的的考虑，客观上也推动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尽管在麦卡锡事件中，许多学者受到迫害，研究工作一度停滞， 但是不久即又重新活跃起来。自 60 年代以来，一些大学和专门从事东亚研究的机构，耗费大量资金，多方搜集资料，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据报导， 在 60 年代美国用于中国研究的费用，己超过 700O 万美元（有人估计已高达1 亿美元），而这些经费大多数都用于中文资料的搜集、收藏和编辑出版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料、目录。这里，除了中国古代史的资料外，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文献。比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属东亚图书馆成立后购进了大批 1945 年以来的中、日

资料，中文资料包括中共党史、中国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远东史、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等。1961 年，馆长吴文津曾遍历亚洲各地搜集现代中国资料，重点为中共党史资料。他们收藏的文献中，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派的文件，陕甘宁边区史料与文献，1940—1945 年间华北、察、绥等地的地方报纸，斯诺在华北和延安收集到的资料，斯诺和斯特朗等国际友人和中国朋友之间来往的书信，韦尔斯所藏 1935—1936 年中国学生运动方

面的资料，等等。其中，1949 年前中国左翼出版物 1200 种 1800 册，包括小

册子、连续出版物、中国学生运动资料 90 种 150 册；1970 年又获得中共党

刊和报纸 775 种。此外，该馆还藏有 1923 年中共的文件。①美国其他许多大学与中国研究机构都藏有一批重要的中共文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料。

1. 香港

香港是海外搜集中国情报资料的重要来源。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尽快搜集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在香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麦克米伦和伯克利的文章《20 世纪 7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香港材料来源》介绍，香港的友联研究所、美国总领事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单位，都收藏了一批大陆的出版物、文件和情报资料。比如友联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党中国文献史丛书中，有《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1966—1967 年》、《刘少奇选集，1958—1967 年》、《彭德怀事件，1959—1968 年》等。他们大量搜集大陆的主要原始资料并进行分类，其中有杂志、报纸、书籍、小册子、传单和情报等。所有报纸和一些杂志都先拍成缩微胶卷，然后合订成本，复制品则按照题目加以剪辑并编成索引，如 1962 年出版的《友联研究

所收藏大陆中文报纸期刊目录》。搜集的材料中约有 1000 种红卫兵小报、700 种大陆的杂志、3 万册以上的书籍等等。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图书馆也收藏了一批中文出版物，他们还选编了《大陆报纸调查》、《大陆杂志调查》和

《当前实况》等重要资料，不少西方学者都引用他们的资料。香港大学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的历史文献，包括中英关系档案等，但它也独一无二地收藏了 1927 年在武汉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周刊《中国通讯》

（英文版）。中文大学图书馆 1949 年以后中国文献的收藏也不如中国历史文

献的收藏，但它同样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资料，如 1923—

1927 年和 1939—1952 年的《中国青年》、1915—1926 年的《新青年》等等。此外，香港大陆研究所等机构也藏有少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书籍与文章、大陆的报纸及其他出版物。①

在世界各国与各个地区的毛泽东研究中，原苏联与东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在搜集中共资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可惜，由于 60—7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由研究转入批判，致使正常的学术交往骤然减少与中断。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及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资料中，60 年代以前的较为齐全，60 年代以后的大为欠缺。东欧各国的情况大体与此相同。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做专门的介绍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