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林茂生

经过若干年的辛勤努力，由萧延中同志主编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已编辑就绪，即将公开出版了，我本人是非常高兴的。这里，除了表示支持和祝贺外，还想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谈谈初读本书所收若干文章后引发的一些感想。

首先，初读本书，给人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在概念把握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上。中国学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意义上，它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这一凝炼的概括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如果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去定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适当、正确的。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贡献最大，因而以他的名字作为符号象征来命名这一思想体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一解释往往会无意识地造成某些错觉。例如， 我们接触过的一些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不能算作“毛泽东思想”， 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认为，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思想家本人的著述和言论不能称为他的思想，这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就像我们不能把康有为、孙中山、梁漱冥等思想家的一部分著述排除在他们的“思想”之外一样，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也应包括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创造活动。这样，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框架中就形成了两个概念，即“毛泽东思想”（Mao Tse-tune thought） 和“毛泽东的思想”（Mao’s thought），国外学者的绝大部分研究著述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进行的。虽然在中文的表达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则不大一样了。而且国外学者经常使用了一个更为筒易明了的概念：“毛主义”

（Maoism），这就与中国学者使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相差更远了。例如，最早提出“毛主义”概念的美国学者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 认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在一个纯粹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并因信奉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获得生命力的政党”；美国学者迈斯纳（Mautice Meisner）也认为：“毛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天才人物统治论与更早的民粹主义信仰之间踌躇不定。”这些看法， 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可谓大相径庭。

基础概念的定义准则，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框架与内涵。如果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使用“毛泽东思想”，那么它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理论准则和行为规范，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上使用“毛泽东的思想”，亦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那么毛泽东作为一个“人”，一位思想家，其区别在于其他“人”或思想家的固有逻辑、独立特色以及个性风格等等，则应当成为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方面。不进行这样的基本区分，“政治思想研究”就将与“思想政治工作”混为一谈，意识形态宣传和学术理论

研究都达不到最佳效果。

其次，许多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深思。例如，有些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之所以会形成“个人崇拜”现象，在理论上可归纳为“皇权崇拜传统”、“民间宗教神秘主义影子”和“小农经济的某种特征”等，这些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 如果进一步追问：流行于本世纪 60—70 年代的“毛泽东神化”与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各种“神化”究竟有何区别？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动力究竟何在？被崇拜者与崇拜群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相互期望的关系之中？那么上述解释就显得相当单薄了。怀利（Raymond F.Wylie）从 1942 年以后三年特殊的国际和国内历史事件的角度解释“毛泽东崇拜”的产生，是有说服力的，但对当时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充当中共最高领袖的背景则注意不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 1958 年 3 月 18 日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中， 讲得非常清楚。施拉姆曾对此问题提出过非常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应从“（1） 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基础，既包括旧中国的宗教和礼仪原理、也包括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的理论；（2）国家和权力的社会基础，不管是地方士大夫政权还是工农政权； （3）国家权力的组织基础，不仅包括法律和官僚制度，而且包括选举以及其它确立统治权的手段”这样三个“基础”， 展开对“毛泽东崇拜”的研究，但相对于这一庞大的研究框架而言，施拉姆的论证，特别是论据，则显得不够充分。我这样概括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绝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说面对这样一些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作为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过程的中国学者，应当更有资格拿出更有体验性和说服力的论证来。例如，“个人崇拜”问题如果被置入中国近代 100 多年的历史中去考

察，那么我们会看到，除 1945 年抗日战争中国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了胜利以外，其余绝大多数中外战争中都处于失败的地位。由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却仍毁于一旦；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都倡导“救亡图存”，可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更大，甚至首都南京都被敌方占领。100 多年，国上丧失，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民族压抑无以言状。试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情感氛围下，当1949 年毛译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中国人或欢呼雀跃，或沉默流泪，甚至有些人跪向天安门、毛泽东祈祷祝福，这难道是不可思议的“愚昧”吗？理解永远是批判的前提，舍弃现实的体验，理论将会变得僵硬。不联系中国 100 多年的屈辱史，诸如“个人崇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两个问题。但在一般逻辑上讲，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权威，后者侧重的是政治参与，二者或此或彼，不好共存。但事实上，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二者恰恰并行不悖，相互依托，其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那么，究竟二者如何联系，理论与行为机制按什么规则运行？坦率地说，无论国外学者还是中国学者，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最后，初读国外学者的研究著述，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谈及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无论是理论、文化、还是体制）的关系时，总觉得味道不足，相对薄弱，其原因勿庸赘言。中国学者在充分吸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有责任也有能力补上这一缺憾。可以说，只有在中国传统的丰富土壤中，才会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才会产生出那样的

思想。当然，这样的大题目，不是一篇序言所能承担的任务。

萧延中同志曾是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接触更多。在读书期间及其以后，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多思，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当年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前夕，他提出两个方向：一是从“思维范式”演换的角度，阐述 1840 至 1949 年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宏观结构；二是从新的角度专题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应该说，这两个方向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考虑，前者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要求全面掌握史料，当作长期研究的课题自然不错，但在短时期内要取得较大突破，实属不易。而当时毛译东研究虽已非显学，但作为过来之人，我确知其中分量，况且由于众多原因，那时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把毛泽东放到学术系列中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不算很多，学术空间较大。经斟酌我建议， 不要眼高手低，铺摊子太大，最好从资料较分散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入手（当时《毛泽东早期文稿》还未出版），立足于一个点，展开研究。萧延中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他数下韶山，查寻旧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 8 万余字的硕士毕业论文《毛泽东早期政治哲学思想论述》，答辩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同时，他还对毛泽东早年政治思想与其晚年政治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此基础上， 1988 年底他的著作《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一书出版。1989 年初，由他主编的《晚年毛泽东》一书随即问世。当时，这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者还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为研究性参考书。

那时萧延中同志已开始接触若干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资料。记得当年他仿佛有些忧虑，总是感慨中国学术界不能像研究卢梭那样研究毛泽东。据我的观察，这可能体现了试图摆脱某种不是歌功颂德就是全盘否定的模式，期冀接学术规范的基本准则去展开研究工作的渴望。从那时到现在 10 年过去了，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状况已大大地进步了。1991 年以后，他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动态特别关注，并开始编辑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文选。常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是支持他进行这项学术建设工作的，编辑过程中，我们也时有商榷。

这部论文集共分 4 卷 10 个专题，凡 150 万余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外

学者自 50 年代以来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成果。在我个人看来，它是目前国内己出版的有关专题研究中涉及面最广的编著。它不仅包括了我们通常较为关心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涉及毛泽东政治权威的起源、依据和功能问题；不仅广泛摘编了国外学者富有见地的分析结论，而且还有像社会心理分析、人物比较研究这样一些我们以前不大熟悉或少有涉及的领域。总之，这部论文集虽然侧重于政治理论的分析，但同时也包括了经济、哲学、军事、历史、教育、文学等多种学科， 而且在某一学科内，学者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使用的分析方法也不尽相同， 各有特色。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曾经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毛泽东毕竟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太紧密了。所以我赞成萧延中同志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一个观点，就是研究毛泽东一个重要目的是反思我们自己。当然，“反思”包括正面和反面的双重角度。我历来认为，历史研究从来都与现实社会

有着深刻的不解之缘。严肃、深刻的毛泽东研究，无疑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对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将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全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体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