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美〕阿瑞夫·德里克

我在本文中试图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视野出发来审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固然不无风险但却是值得的。说它冒有风险是因为就我所知，毛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些术语或者借助这些术语来思考问题。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明确提到过有关这些术语所意指的问题；危险就在于当人们用概念来解读与这些概念不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可能发生歪曲甚或导致无中生有。①然而冒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谓风险也是含混不清或带有矛盾的东西。如果说毛的确没有明确提到过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问题，那么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和毛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下面我力求通过考察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来把握这些问题，这一关系本身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最为深刻的见识，并同时使它所具有的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凸显出来。”①

现代化现代性

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

马歇尔·伯曼在其富有创意的著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一书中写道：

有一种富有活力的经验，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指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冲破了一切地理和种族的界限、阶级和民族的界限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这是一个充满悸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到旋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旋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旋涡。成为现代的，就是指成为这样一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①

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历史“状况”，而是一种历史性经验（包括有关历史

的经验）；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状况，那么它也是作为经验的状况，它总是在企图改造那些促成它产生的状况。正如大卫·哈维在他的《后现代性状况》一书中所提到的：

⋯⋯现代性即使对它自身的过去也不尊重，更这论对一切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了。事

① 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思想不同，它是中国共产主义关于革命集体经验正统公式的表述。由于考虑到其他人参与了毛的革命政策的制定，考虑到其他人甚至参与了写作毛泽东思想基础文本的建构工作，因此我在以下的论题中文替使用毛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概念。埋藏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那些矛盾，可以在毛泽东处理现代性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最为贴切的表达。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纽约，1988 年版第 89 页。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比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纽约.1988 年版第 15 页。

物的易变性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任何历史连贯性意识。如果历史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必须在变化的旋涡中去发现和界定，这个旋涡不仅影响着一切被人们讨论着的事物而且影响着讨论的术语。这样，现代性不仅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一切以前的历史状况，而且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意味着一个在自身内部永无止尽地进行着内部分裂和解体的过程。②

这样一来，现代化就是制造（和继续制造）现代性状况的历史过程：“科

学的发现、工业的膨胀、人口的变迁、都市的扩张、民族国家、大众运动—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由‘正在扩张且在急剧动荡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的”。③对于上面几个方面我们还可再加上革命这一项。

这些过程向我们指出了一个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并且作为现代性的生长之源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能够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蒙运动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隐含在这种创造力之中的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构成的“铁笼”之中。这样，现代性的经验也是一个不断努力克服上述矛盾的无休止试验的经验（这个矛盾有它赖以存在的根源）。为克服这一矛盾而不断进行的努力，具体体现为从摒弃启蒙运动，同时信仰理性的启蒙到宣称只有进一步启蒙才能弥补启蒙运动的缺陷这一系列行为（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术语来代替“启蒙”一词，这些术语代表了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这些过程的又一种描述，诸如科学、资本主义、市场、革命、社会主义等）。①所有这些试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试验中也包括那些摒弃启蒙的试验）都是受一种冲动所驱使的，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

伯曼把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们试图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成为它的主体，试图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一切努力。”①现代主义要与“现代化主义”区别开来。后者是一种致力于现代化的技术、经济以及社会过程的单方面努力。另外，现代主义与矛盾并存，它即与现代化的毁灭性并存又与现代化的美好前途并存。现代主义在现代化之中刻画出主体的位置，这个主体也认识到它在历史之中要不可避免地被客体化；这里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相一致的地方，后者认为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是从必然性之中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反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提出的（而也只有以现代主义为参照才可以被理解），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同样的矛盾。“成为完全现代的就是成为反现代的”，②伯曼写道。如果我把这一表述倒置的话，则可以说成为完全反现代的也就是成为现代的，这不仅是因为不参照现代的事物就无法理解反现代

② 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状况》，牛津，1989 年版第 11—12 页。

③ 佩利·安德森：《现代性和革命》，《新左派研究》第 144 期（1984 年 3—4 月）第 96—113 页。

① J·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演讲：第 12 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0 年英译本。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5 页。

② 同上，第 14 页。

主义，并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反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试图实现某些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现代的事物露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杰克逊·里尔斯在其研究美国反现代主义的著作《没有优雅之地》中争辩道，美国的反现代主义即使逃避到过去之中（如提倡中世纪主义或东方主义），就其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而言，它也是典型现代的，而不是逃避主义的或前现代的或反动的。里尔斯提醒我们，精英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工厂纪律的抵制，遭到资产阶级剥夺的农民带着农民式的乌托邦而进行的反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运动，这些所代表的不是一点残余的怀旧心理，而是来自不同阶层和权力位置上的人为克服现代性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努力

（而它同时并不反对现代性）。①最重要的是，反现代主义代表了（而且其关键就在于）对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追求；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者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这一诺言曾在理论上激励了现代化），那么新的现代化就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且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但它却不可能反对现代化性（更逞论现代化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构成同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境界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其未来理想里保存着对前现代人类共同体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仅仅以一种经过理性和现代性的主观目标加工过的形式保存着。这种矛盾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革命的动力。就社会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也许能解释这一革命的动力而言，至少在社会主义的外观上，反现代主义的矛盾性需要同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矛盾的赞美区别开来，后者对现代性之矛盾的赞美掩饰或美化了社会服从和政治服从。②我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一种革命运动。作为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由国家所指导和控制。一方面，它放弃了自身的由反现代主义所激发的乌托邦观点；另一方面，它又在自己力求加以控制的现代化的破坏力量面前显得脆弱无力（直到最近，这种作为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还声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加优越）。

①

在此有必要指出伯曼对现代主义所作的理论分析的三个方面，因为它们与我们下面的讨论是直接相关的。首先，伯曼对现代主义的讨论是出于恢复19 世纪现代主义创造性动力的目的，他认为这种创造力到 20 世纪已经丧失。

世纪的现代主义者之所以就其对未来的设想而言是创造性的，是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生活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这促使他们辩证地看到现代性和现代化、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以及向未来开放和向未来封闭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 20 世纪后来者极大地陷入了死板的极端和明显的绝对化之中。现代性要么被一种盲目而无批判的热情所环绕，要么被人们带着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蔑视所谴责；在任一种情形下，人们都把它看成为一个封闭的顽石，无法为现代人所塑造或改变。现代生活的开放眼光被人们

① 杰克逊·里尔斯：《没有优雅之地：美国文化的反现代主义与变形》，纽约，1981 年版。

② P.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第 112 页。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75—78 页。

的封闭眼光取代了，既此又彼被或此或彼所取代。”②于是，“倒退有可能是一种前进，即牢记住 19 世纪的现代主义能够为我们创造 21 世纪的现代主义提供眼光和勇气。”③

伯曼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作的区分体现在他对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

（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分析中。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非常具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讨论中，伯曼告诉我们，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性分析家，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最深刻矛盾（说他是位伟大的分析家正是因为他把握了“发展的悲剧”并把这一悲剧内在化）。①马克思的著作描绘出（资产阶级）现代化同作为它的文化表达的现代主义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在突破过去（包括资产阶级自身的过去，即它对生产进行不断革命的过去）所取得的成功的颂扬，和他带着亲身感受对这些成功所必须付出的文化代价的认识是相连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资产阶级的悲剧就在于，它之所以必然走到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②然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成就不是加以摒弃，而是为了另一个其本身也是现代化之产物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需要而对之加以赞赏。他认为，无产阶级将会从现代性中获得丰富的（解放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则由于其意识形态的缘故而被封闭：“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③就其历史基础而言，这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设想，会把那些马克思已经在资产阶级现代化中所发现的深刻矛盾带入马克思主义本身。伯曼富有洞察力地（如果不是预言式地）总结道，社会主义国家既推动现代化同时又限制现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现代化，同时又否定了现代化之最丰富的可能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代性的破坏性也会像骚扰资产阶级社会那样骚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的现代主义思想更多地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它的全部压抑性使矛盾的“辩证斗争”得以自由展开。马克思主义需要被人们召唤进 20 世纪末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不是作为“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让社会进入这些矛盾中去之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①

这一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现代主义的解读，以及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现代性中的作用，在特殊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作用所具有的意义是发人深思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对矛盾的涉及以及对待矛盾的做法直接同毛的思想形成对照；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讨论的那样，在毛的思想中，矛盾具有核心的作用）。伯曼的解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暴露了伯曼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如果现代主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一局限就必须被超越（除非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只是欧洲现代主义的简单延伸）。

② 同上，第 124 页—125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

①

②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36 页。

③ 同上，第 94 页。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部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98 页。

其实这正是伯曼对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构想，也正是我所要强调的伯曼的现代主义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在题为“不发达的现代主义”一章中，伯曼考察了 19 世纪俄国的现代主义，他把当时的俄国当成为“正在诞生中的

世纪第三世界的雏型”。②在俄国，现代化在人们的经验中被理解为“某种基本上还没有发生的事物，或者换句话说，它是某种在远处发生着的事物；即使俄国人偶尔涉足其间，也更多地把它体验为某种不符合人世的异想天开的事物，并不是把它当作社会的现实。或者说，当现代化在俄国发生时，人们只是把它体验为某种只是以最杂乱无章的、徘徊不定的、发育异常不健全的或者说遭到了严重扭曲的方式发生的事物”。于是现代性的经验在这儿采取了“对落后和不发达的焦虑”的形式。

尽管伯曼认识到在欧洲之外的地区，“现代性的含义必然会更加复杂、难以捉摸和充满悖论”，①但就其对这些地区（不只是俄国）的论述来看，他的这些分析至多只表示了对第三世界社会现代主义的一种自圆其说的、单方面的鉴赏而已；这些分析同他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探讨相似②。把19 世纪的俄国描述为第三世界的“雏型”，体现了伯曼第三世界思想中的化约论特征。俄国也许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但是它的政权为“发达的”欧洲覆盖了一层阴影。俄国的现代性和许多第三世界社会难以相比，后一类社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象，它们与欧洲文化的不相容性并没有由于俄国和欧洲关系所包裹着的任何不确定性因素而稍有逊色。在这些另一类的社会里，正如伯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主义是某种将会发生且必然要发生的事物，如果它们要从囚禁它们的“伪浮士德式的”规划中获得解脱的话。③

佩利·安德森在其对伯曼的批评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来说明作为“仍然确确实实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社会”（在那里现代性的前途仍处在争议中）的特征的现代主义④。在安德森看来，“曾一度在第一世界笼罩一切的阴影”在 20 世纪的第三世界也出现了。然而在那些地方，一旦造就现代主义的历史环境消失了，现代主义还必然走上欧洲现代主义的道路。⑤

安德森对伯曼的现代主义研究的反对，从时间和空间这双重意义上向现代主义的历史性提出了质疑。其实值得争议的是，伯曼在单纯美学意义上对现代主义的解读，使得现代性问题被非政治化、非历史化了。他所理解的把现代主义建立在由历史确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解读，最终被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所作的现代主义的解读所推翻。在此，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系列打破了民族、阶级、性别等所有界限的态度或矛盾，不妨说，它是不受现代性之中变动不居的时间性的影响的。当伯曼把马克思请到 20 世纪末叶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中去之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不用说，这是一种对马克思所作的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的解读。在伯曼的论述中，马克思主

② 同上，第 232 页。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的经验》第 174 页。

② 同上，第 75—82 页。

③ 同上，第 124—126 页，第 77 页。

④

⑤ 佩利·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第 109 页。

义保留其政治内容，那么也就失去了现代主义的雅致了。马克思——或是正确地或是错误地——认为他为现代生活的矛盾提供了解答。而在伯曼的解读中，这些解答消失成为对矛盾的一种审美化的崇拜（这提供了一个和毛对矛盾的解读的有趣对照）。

在伯曼对第三世界现代性问题所作的探讨中，对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混淆同样是明显的，这使他有可能把 19 世纪的俄国当成了现代性的“雏型”。现在，我要转而讨论这一问题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体现。

毛泽东，第三世界现代性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谈论现代主义时将其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意欲何为呢？最直接的是这一问题引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浮士德的形象问题；毛将中国社会中一切可能有的矛盾都释放了出来，这可以从“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术语中推衍出来。大卫·哈维告诉我们，“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术语“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现代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来源于实施现代主义规划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哈维在描述这些困境时想到了毛泽东：

正如从歌德到毛泽东这整条思路上的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注意到的那样，你当然不可能不打碎鸡蛋来制作一个蛋饼。这一困境的文学原型⋯⋯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一个划时代的英雄准备去摧毁宗教神话、传统价值以及习惯的生活方式，以便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壮丽的新世界。然而浮士德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浮士德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为了主宰自然并造就一个新景观，他把自己和所有其他的人（甚至摩菲斯特）都逼到了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痛苦和疲惫状况的边缘，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成就，它拥有把人从欲望和需要之中解放出来的潜在能力。带着要消灭任何一个横亘实现这一崇高境界之路上的人和物的心情，浮士德极度恐怖地调遣摩菲斯特去杀死一时居住在海岸边小茅屋里的非常相爱的老人，仅仅是因为这对老人无法适合他的主宰计划。“发展的真正过程表现为⋯⋯即使它把废墟改造成了繁荣兴旺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它也在开

拓者内心再造了新的废墟。发展的悲剧性就是这样展开的。”①

我们知道“发展的悲剧”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是怎样展现的，但不知道发展是否“在开拓者的内心再造了新的废墟”。1958 年，毛带着“痛苦，也许是椰榆，但首先是自豪”对安德·马尔罗说：“我很孤单”，“我在大众面前感到孤单”。仅仅事隔几年之后，毛再一次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场反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形成的制度的行动，这一行动对于千百万中国人具有更加悲剧性的后果，也增添了毛自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悲剧形象。

在这里，我所想探求的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将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讨论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的探讨也许能向我们揭示有关毛泽东个人的一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它会展现作为第三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现象的现代性，会有助于我们把其间的“发展悲剧”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下，而毛本人则是发展的动因。在此我把现代主义看作是对发展的矛盾性的认可，它提示我们：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结构要素而把一种对现代性的极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嵌入了现代主义之中。此外这一探讨还会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把中国的现代性看作是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它自身的矛盾性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策略。在第三世界民族的情形中，前者表现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这一思想结构反映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

① 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的状况》第 16 页。

矛盾。后者则体现在毛力图解决那些与其理论的信念相对立的矛盾所具有的矛盾性。毛认为，矛盾使所有力图将其包容起来的努力归于失败。毛在其政治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信念后来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相互替代而又抵触的方面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发生激烈冲突的焦点。毛对于现代性的双重心理打破了社会和历史的目的论观念，这种心理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可以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多重复杂的矛盾世界中，未来正如捉摸不定的现在一样模棱两可；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思想把矛盾的概念指定为把握一个流逝、分裂、冲突的世界的最合适的工具。作为社会和自然的能动原理，矛盾被当作原动力，它使得表述了现代主义讽刺性的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成为一种认识论。

毛对于现代性的双重心理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但是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一种掩盖了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的片面解释。在官方发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本杰明·史华兹曾论及过毛主义的幻想：

目前领导层的官方看法是，无论人们对这种幻想的解释如何变化，这种幻想不仅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只有值得人们想往的现代化才是能融合到毛主义幻想中去的现代化。另外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这种幻想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现代化遭到了失败和困难的理性化表述。①

关于史华兹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这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我们有两点评

论：首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都把现代化当作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后一种解释比前一种解释更难于调和。毛泽东思想“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已经是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这在毛的继承人那里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种观点甚至极端地表现为认定毛泽东的画像是“封建主义” 的渣滓，认为毛主义者是保守分子，他们损害了中国的现代化。相反，毛主义音在他们那个时代坚持认为毛主义的理想会带来更好、更彻底的现代化。尽管这一观点具有说明毛的现代主义思想的优点（让我们回顾伯曼在前面对马克思的分析），但是它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基本评价准则，因而掩盖了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中所必然包含的矛盾。

其次，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释上的差异（同时似乎也是评价毛泽东思想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性含义中的差异。这种差异被那种坚持用一种现代化视角反对另一种现代化视角的片面做法勉强掩盖了起来，混淆在人们对问题的或此或彼式的探讨中。如果承认不仅毛泽东思想而且现代化都是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似乎相互对立的解释都是有效的。毛泽东思想确实“完全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这里的现代化是指按照现存的现代性模式所理解的现代化。但是毛泽东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它是通过现代性的一个视角以及一种有助于领袖人物进入这种现代性之中的现代化获得的。同那些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进步和革命特征的毛主义者相反，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这一现代性的视角又是通过一种融合在毛泽东思想之中的深刻的反现代主义思想而成为可能并获得的。这种反现代主义远不是什么妨碍现代性的“封建”渣滓，它本身正是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产物，它使得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工程远比以往

（甚至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更加复杂化和多向度。

① 本杰明·史华兹《现代化和毛主义的观点》，见《共产主义与中国：不断变动中的意识形态》，纽约，

1970 年版第 162—185 页，第 179 页。

马克思主义给毛提供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言，也正是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这类复杂性和矛盾最为明显。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独特的风格。因为当毛在中国的背景下阐述（准确他说应该是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时，他力求用现代性来说明中国的经验，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加以重新表述。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现代性上打上了中国历史处境的烙印，正是这一处境导致了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并因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个社会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而被迫进入现代性之中的。在这个社会里，现代主义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让人们“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问题，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作为自发的主体确认并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有的人已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家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它帮助中国的领袖人物进入一种真正可以选择的现代性中之前，必须使自己与中国的经验容易结合在一起。

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更广义地说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样的做法也发生在毛重构马克思主义这一工作的根基处，发生在他要求在全球马克思主义中有中国的声音这一行为中，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

毛的中国学生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这一看起来浅显的阐述掩盖了普遍真理（或理论）同特定环境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之过程的复杂性。斯图尔特·施拉姆把具体化说成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观念”②，这种含混观念明显地见之于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中，而所谓的“具体化”是服从于这类解释的。在一个极端，“具体化”只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而没有更深的理论含义，或者甚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实践取向的最终实现。在另一个极端，它代表着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的民族空间和文化空间中来，这一空间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源头迥然不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类解释认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并不相同，它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的“气息”或“风格”。

值得讨论的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容纳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对“具体化” 的认识（当然，不包括把由此界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疏远或背离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和一种历史情势的接合，中国社会则是这一历史情势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全球力量的推动下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够针对一个完全确定了的历史情势的多重需要来说话。它之所以具有长远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什么深刻的理论贡献，而在于运用它的思维结构表述了这一历史情势中的问题；它以全球性的

① 《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1989 年第 5 期第 4—6 页。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纽约，1971 年版第 112 页。

视角重铸了马克思主义，其结果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力求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包含着这样一种双重过程。人们可以以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方式来解读毛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这些互补的过程建构起来的，出于这一原因，这些对毛的解释无论在对毛的解读上.还是在另一点上，即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同毛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相反的本质上，都会陷入武断的化约论；这类对毛的解释总是在上述诸种对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择一而从，而忽视了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矛盾（以及这一思想给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矛盾）。

毛的（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性，也同它的推论结构一样，不是建立于脱离中国历史背景所理解的某种关于“中国”的抽象概念之上，而是建立于这一历史环境之中，这一历史环境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在人们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动力的认识中表现自身；而正是这一历史动力转变了中国社会以前的历史情景，并且无可挽回地把中国社会放到了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之中。

中国的历史处境在 20 世纪有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它们对于建构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第一个方面是它的全球意义。中国从 19 世纪开始就被卷入到了全球的历史之中，在这个历史中资本主义是其最主要的动力。中国是否完全被结合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或者是否在这一进程中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目标都是抵御这一结合过程。

第二是它的“第三世界”方面。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和北美，但它同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和非洲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南美社会）一道经历了历史及其动力——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本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异国霸权的产物。当中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结合为一体时，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且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

第三是它的民族方面。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着它自身的历史特征。中国和全球历史的结合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它的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型构一样。这里所谓的民族意义，表面上似乎一清二楚，实际上并不清楚。爱里克·霍布斯鲍姆发现，在资本主义把其它社会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从而创造全球历史的同时，这一全球化过程也促动了一个与之相反的运动过程：19 世纪末叶，围绕着主权的民族国家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政治上的重新组合的高潮，这些民族国家对历史有其具体且狭隘的要求。①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自然发生的民族主义对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依照欧洲经验所理解的普遍的现代性设想发起了最初的革命抵抗。继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其列宁主义的形式）为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在其反资本主义思想

① 爱里克·霍布斯鲍姆：《1780 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纲领、神话与现实》，纽约，1990 年版第 4 章。

中，为那些可能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所毁灭的社会展示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色彩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②。因此为了使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得不以民族声音加以重新表述。因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明放弃了普遍性要求的特定民族的经验；更糟糕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霸权的产物，但在普遍主义的外观下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走了资本主义霸权的老路。

然而民族声音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全部近代中国思想都很重要，而对理解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为关键。这个问题就是：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含？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 30 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

和 20 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 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具体的实践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 1927 年被赶到农村后，他们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面对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开展农村革命之矛盾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这使得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农村社会前现代的地方性文化面对面地相遇。不管这些源于其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何种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化倾向，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必要性需要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转译成人民的语言，特别是转译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和农民群体（甚至妇女）的语言。也就是说，在农村革命的形态下，阶级、性别和种族的问题使得民族语言的问题进一步变得无比复杂；而农村革命的处境并不适宜用一种都市的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范畴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这种“完全确定的”历史处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关键部分：（1）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的产物，这种现代化在欧洲缔造了现代性；然而这种现代性不是中国而是欧洲现代化的产物。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初遇到肇始于 19 世纪末叶的现代性问题时，现代化在任何有意义的物质层面或社会层面上都还处在未来的状态。诚然，“对落后的焦虑”是中国现代性中的一部分，它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下列事实而产生的，即现代化是正在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意味着中国的“落后”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种不可触及的现代性，而是强迫所有其它社会都进入其轨道，对它加以抵抗就会导致民族灭亡的现代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恐惧又伴随着人们的希望，即希望通过认识欧洲经验中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毁灭性，中国人也许能创造出更好的现代性，它不仅吸取欧洲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而且也吸收本土的资源。（2）现代性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它的直接的政治产物——民族主义问题上，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因素的希

②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目的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后社会主义与全球性资本主义：当代激进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即出版）。这里我可能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前景，而且，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第三世界社会的现代化时也有助于“解构”马克思主义，并展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以暴露其中的若干矛盾。伯曼坚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正确的。

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来改造中国，但是，只有源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而将民族的特性铸就出来，它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历史遗产又似乎和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回到或逃避前现代的过去，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民族则是服务于这个未来的媒介。在确定了这一使命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强调现代性的集体经验优先于特殊的个人经验以及阶级和群体的经验。（3）现代性的经验作为一种外来的入侵因素而造成了对现代性（作为统治工具）之价值的怀疑和对本土价值观

（从根本上讲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否定。民族主义必然要呼唤本土价值作为民族特性之源，从而强化了蕴含在这种现代性经验中的反现代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强调集体经验优先干部分经验，但它并不能包容现代性的矛盾。因为民族乃是虚构的，它的价值需要得到巩固；另外，当中国社会和现代世界的深刻结合把不同的社会群体逐渐动员起来时，这些群体对民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人们认为现代性经验既可能有解放意义又可能有压制性，这取决于其处在什么社会地位。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两者间的窘境就是：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民族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使社会视野多样化，并且相互对立。①

如果我们依据其结构的复杂性而把握了上述这种历史处境的话，那么毛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最恰当地理解为对这一处境的反映（这里必须把对历史处境的反映和对处境的反映区别开来）。作为一种语式，毛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推论结构中刻上了层次多样的历史处境的印记，毛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处境中产生出它的问题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两个共存的过程也是对立的。它们充满矛盾地建构了一种语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历史处境构成了阐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一观点在毛或其亲密同事的著述中随处都可找到证明。这些著述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① 关于本世纪早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参阅我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的第二章。

相连接。毛泽东 1940 年 1 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是这样一种登峰造极之作。这篇论文代表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经典阐述。“新民主主义”是指一种和中国的直接需要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结构（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混合经济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追求民族解放为目标的各阶级的联合）；但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进步适合于世界上一切与中国类似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命题是：

（1）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然而这是一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民族解放是它的主要任务；（3）它也是一场民族革命，一场旨在创建一个新民族和一种新文化的革命，这种文化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以及从外国舶来的文化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这里所指的从外国舶来的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①

说到底，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理解为二者之间的完全重合，让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中国的环境所淹没或者把中国的特点完全纳入到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去，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毛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如果这样，就说明中国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角色过于被动了，这不符合毛对中国特殊性的一再强调；还可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值得争议的观点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离之处。毛在过去以经得起考验的方式提出的纲领或“具体化”最有说服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包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即必须把在前述意义上不能结合起来的东西结合起来。这里有必要用一定的篇幅来引用一段毛的原文，在这里毛第一次（也是描述最充分的一次）使用了“具体化”一词来表达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并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纲领，而是试图借助比喻的力量来抵消这一纲领所具有的矛盾性：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多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

①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第 1 期上（1940 年 1 月）。

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①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不是为了解决其“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意识形态产品，在这一产品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决定因素，但是反过来用自己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帮助毛确立了他对新中国的理想，但是不能因此把这一理想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其它的基本来源。同样，对中华民族之需要的深刻认识是毛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但不能因为这种认识而把马克思主义淹没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之中。毛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包含着一些彼此不能化约的因素，这一点在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中得到了体现；这一路易·阿尔蒂塞式的结构明显表现在建构这一学说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虽然这些因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或者在理论结构中消失，它们在结构统一体中保持着相互矛盾的关系。②这一结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造成的，这一结构也正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按照本文的理解，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是决定因素；它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种因素，这一结构的建构有多种来源。毛的马克思主义依赖于建构它的不同因素所提供的不同的视野而表现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耦合中，那些不同的视野要服从于对其结构复杂性所作的综合性分析。

毛的马克思主义就其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仍然是普遍性（全球性）的，因为在其规范的理论表述中，它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是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派生出来的。①这一新的文本结构虽然在理论阐述方面带有分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但是在其它方面，无论是其政治宣言还是其理论概念都不足以把毛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相分别。毛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社会革命”，其中心内容就是阶级关系的改造。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也有全球意义，因为无论其起源还是其展开都是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所培育出来的这一话语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毛的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所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相比，很难说毛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更少。毛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改造世界的观念，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反恩中国社会，并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想来重塑它所反思的中国社会。毛甚至能把中国称作为一张“白纸”，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它上面描绘自己的图画！

然而在这一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毛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从第三世界的视野出发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全部历史中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 日—14 日）。引自竹内实：《毛泽东集》（10 卷本）第 6 卷第 163—263 页。

② 对路易·阿尔蒂塞关于思想的结构效能及启示的讨论，参阅：费德瑞克·詹姆森《政治的无意识：作为社会符号艺术的叙述》，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28 页。

① 关于毛的全球关系的杰出讨论，见：R.瑞申达《毛的马克思主义》，载 R.梅利班达、J.塞维编《社会主义者名册》，伦敦，1971 年版第 53—80 页。也可参阅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困境：毛泽东、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新阐述》，载《近代中国》第 9 卷第 2 期（1983 年 4 月）第 182—211 页。

都表现为中国民族纲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为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地同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在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而无法和摆脱帝国主义霸权而获得解放的斗争分离开来。这一特点迫使我们修正毛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民族解放的使命使得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这一理论假设出现了问题（必然性的分离）；也是因为毛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承担这样的义务（这种义务和从资本主义欧洲起源的那个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即：建立国家以便使中华民族能够生存

（这最终还将面临建构一个“市民社会”的问题），发展经济以抵御帝国主义霸权（发展经济不仅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创立基础），此外还要进行文化重建。这些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共同享有的义务，对于这些社会中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展开有着意义深远的效果。毛对这类义务的普遍性非常清楚，他显然是从第三世界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最后，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它是被一个中国人用中国的本上语言说出来的，这个中国人通过马克思主义表达了他对本地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关心。从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异国观念；而且从社会主义对普遍性的主张来看，它还是一种霸权观念。因此用中国的本土语言来重新表述它，把它吸收到中国人的日常意识或“心态结构”①中未就很迫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主义的普遍化语言中有中国的声音。这里包含的内容还不仅限于引导第三世界把社会主义吸收到它的民族纲领中去。毛所进行的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声音。如果说第三世界把社会主义吸收到其民族纲领中去具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那么，上述的又一个方面则明显有着社会文化意义。它企图通过赋予社会主义语言以来自中国特有历史经验的术语和风格来使社会主义通俗化。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在毛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它不仅表现在毛正式号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当中，而且更加令人信服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当中，毛运用这一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中国的听众，在这一语言中中国过去和当前的历史都被当作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沟通的媒介①。在革命的年代里，这些听众就是中国农村的农民。这一点需要予以重视，它意味着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成功地协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特殊主义之间相互矛盾的

① “心态结构”（Guoqing）这一概念见于 R.威廉姆斯《马克思与文学作品》，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第128—135 页。这一术语对讨论“中国化”问题特别适宜。作者不仅把它视为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中国人所说的“氛围”与

① 施拉姆已认识到了毛的马克思主义中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参阅：《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13 页。尼克·奈特经对毛的哲学本文的逐字分析，谨慎地提出甚至在《矛盾论》这样的抽象文章中，毛也经常使用源于本土的语汇。见《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版本》，载《中国季刊》第 84 号（1980 年 12 月）第 641—668 页、658—659 页。关于毛用中国成语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最有趣的讨论，可见《毛泽

东八篇哲学著作成语典敌人物简要注释》，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要求，在这方面革命“风格”。它通常被用于从“民族境遇”到“民族情趣” 这样宽泛的意义范围。马克思主义是否与中国人的“心态结构”相一致，是这一时期人们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过程本身就表现为一个沟通全球理想和地方理想的过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成功地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结合在一起而言，本身也成了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相互抗衡。它们的抗衡本身是中国现代性的直接产物，在革命党人那里，这场抗衡带来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并让中国主动地出现在有关现代性的全球话语之中。毛于 1949 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里面既有自豪之情又有悲怆之感。

伟大的试验家 “矛盾”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即使不是唯一的关键词

汇），它不仅出现在毛的两篇论文的标题之中，这两篇论文（连同另外两篇）被毛的信奉者们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①；而且，“矛盾”一词在毛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并在认识论上被作为理解世界的关键。

毛在上述论文（1937 年的一个发言）中对“矛盾”的详尽阐述不仅是他制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对于理解毛的思想本身的矛盾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毛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而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把矛盾当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作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的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的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它们趋向未来—— 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来的未来；这样做的前提是，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明解决矛盾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其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效果则是破坏性的。

在 1937 年的《矛盾论》中，毛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处在不停息的、无止尽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在这个世界上，统一只能从其要素之间的矛盾性上来理解，没有一个实体是不变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矛盾而存在，也不可能在一个与其它矛盾不发生关系的地方存在。也许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以冲突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理论分析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多么不同的方式来建构冲突或编织社会结构，冲突这一概念都是在一些有限的范畴（生产、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内加以理解的，并且总是迫切地根据这些范畴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大小把它们列成等级。毛对矛盾的大量分析同这种排列的划分是对立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反对把矛盾归结为一些有限的范畴。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曾企图把矛盾归纳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描述中去；但是最终，由于他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产生了是否有可能进行这种归纳的问题，即使在既定的共产主义历史目标之下也不例外。

这一矛盾概念并不是毛的发明，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许多来源，其中包括本土的和外国的来源；①但是毛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含义，改造了以往的含义，使之能够用于说明中国的经验（借助于现代性）；这一点在毛讨论矛盾时所运用的语言技巧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毛看来，中国近代史表明并标志

① 这两篇文章是《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① 参阅：H.莱维那《辩证法中的对话》，伦敦，1984 年版第 317—347 页。

着“矛盾”这一抽象事物的具体展开。矛盾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因为矛盾不是中性的分析工具），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因为只有当解释结构同社会历史现实达到一致性时，矛盾作为认识论才会有效。我在前面曾指出，通过努力把一些相互矛盾的需要调和起来，“具体化” 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这一解读有明显的结构）；但是反过来，“具体化”又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它所包含的不同要素不能相互化约。在此我认为，毛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概念，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他阐明中国的历史处境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从结构上说，矛盾概念的核心内容是由其不同阶段的矛盾性，以及将这种矛盾性表述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在结构上加以界定的。在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民族革命要求和社会革命要求之间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候，一场事先并没有理论准备的革命实践就遇到了更深刻的问题：一场在农业社会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借助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说明的社会构成成份来发动。在这个社会中，革命家们站在社会处境的外围（因而在他们与社会处境之间也有矛盾），为了不引起群众的反对、使自己免遭危险，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运用策略去对待大众；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马上把他们遇到的多重社会冲突转化成相应的理论范畴，而是不得不把这些冲突看成社会处境的不可化约的特征，然后用理论来描述这一处境。除了在民族斗争的层次上表述中国的现代性之外，正是中国的社会处境要求人们从大量的社会矛盾出发来重新构造理论，这些矛盾正是革命在实践层面上所遇到的。

用“矛盾”来取代对生产方式的单线条分析所产生的明显问题是，它使得未来无法从理论上加以预见；或者说，它指出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从矛盾的眼光看问题，“客观实在”不再是客观的，而是变成了解释和建构的对象。革命实践也许会将某一直线型方向从外部强加给这一处境，但是在毛看来，革命实践本身是允许进行各种解释的，因为成功的解释必须在其结构中把革命实践环境中的矛盾表述出来。为了实现作为革命蓝图而制定的革命理想目标，必须有意识地运用必要的压制手段来解决矛盾。毛在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时，为了维持自己对矛盾的解释、反对对矛盾的其它解释，曾多次重复这样做过。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把革命实践理解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并把它们带到政治层面上来，这就混淆了寻求矛盾和解决矛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革命目的（革命蓝图）和革命过程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他的革命理想使得革命本身乌托邦化了。

毛的革命实践后来表现为一场带有矛盾的试验，在理解中国社会的矛盾及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中，它也是一条“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这场试验不仅并不是真正开放的，而且同时也并没有完全为其未来蓝图所束缚；因为矛盾的逻辑可以取消任何预先确定的走向未来之路，并假定革命的理想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来。

毛进行革命试验的语言渗透在他的文字之中。下述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其中一个例子揭示了他的理论的形而上假定，另一个是毛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实践例子：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有限⋯⋯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不变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

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①

⋯⋯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钢）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出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子，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好的因素，乱子不怕，⋯⋯①

不管在这些表述中毛把什么个人因素掺进了世界观的形式中，他的思想

矛盾以及他在革命实践中寻求矛盾的行为，都和中国现代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后者的表达，也许应该说是最明显的表达。毛的马克思主义在鼎盛时期曾热衷于使自己具有通俗性。因为，毛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内外的许多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许多人的关注重点产生了共鸣。但是它后来之所以失去了人们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在取得自己试图取得的东西方面太成功了。它继续绞尽脑汁地坚持一种新的现代性，以克服那些由现代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

相比之下，毛是中国现代主义的悲剧象征。毛能在千百万中国人（和其他人）当中激发起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能超越过去和现在而创造一个新的现代，其结果反而只是回到并使人们承受了最深刻、最富有悲剧性的现代性的矛盾。毛比歌德小说里的人物更加具有浮士德精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他似乎并不在意他的革命试验会使现存的人们付出的代价，那些坚定地追求革命理想的人们最终成了毛的试验对象。

毛的经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悲剧性的。毛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所发动的破坏运动损失太大，以至于彻底动摇了一种革命理想

（毛的学说也许是对这一理想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表述），又由此动摇了克服现代性的可能性。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的方面，文化大革命后来看来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最近 20 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显示，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性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

邓正来译自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 5 期，1993 年 11 月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纽约，1974 年版第 96—124 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纽约，1974 年版第 110 页、112—1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