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近代思想史的评价

［美］纪文勋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人，是影响最大的人。他的影响不是单方面而是包罗广泛的，涉及政治、经济、个人生活和思想诸领域。他“敢叫日月换新天”，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那么毛泽东思想的本原是什么呢？一般来讲，中国现代思想家大多继承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中国和外国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全然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以后我们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他的中国传统思想有着两个方面的来源：古籍和近代中国人。据说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对各个朝代的兴衰过程和原因尤有研究，他被认为发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农民革命。这种发现使他自觉地利用农民起义（用军事术语来说，叫游击战争）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从康有为和梁启超那里学习了许多现代思想。在求学时代他深受康梁影响，对他们十分敬仰，反复阅读过他们的政论文章，而且几乎篇篇都能背诵。

中国传统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宣传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给当时与后世的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醉心于其理想。许多学者指出，他的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很可能来

源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据可靠消息说，1949 年当毛泽东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胜利地进入北京以后，曾私下接见了康有为的二女儿。他说他从她父亲

写的《大同书》中获益匪浅。①毛泽东晚年常开玩笑说，他就要去见马克思了。因此，似乎他承认马克思和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我想康梁对毛泽东的影响决不止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很可能还从梁启超那儿学习了一定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梁启超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到中国，他行文流畅，饱含感情，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读他的文章。但是毛泽东真正接收了的西方自由思想可能少得可怜。我并不是说毛泽东天生就讨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问题在于，严复的翻译使人很难读懂，在《群已权界论》的译序中。严夏说有不少人抱怨他的翻译晦涩难懂，这大概是因为他用的是古文的缘故吧。试想，当时读严复译书的人大多是饱学之士，通晓古文体，他们尚且很难读懂，更别说年纪轻轻的毛泽东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所有诗词都是用古体写成的。他用古文写当代的事物，非常优美，使许多专业作家包括政治上反对他的作家都钦佩不已，赞不绝口。五四时代，一些人指责文言文是僵死的语言，不宜表达现代思想，而毛泽东的诗词驳斥了这种说法。他用古诗词来赞扬共产主义革命，而这是最现代的事物。还有，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强调文学应该用大众化的语言，但是他写诗词从来是用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学实践同他的文艺理论也是矛盾的。毛

① 这件事是张君励从中国驻印度的一位高级官员那打听到，后又转告给我的，但是据另一位曾到印度访问的大陆官员说，毛泽东确实会见了康有为的二女儿，只是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在他的住所。

泽东对古文体非常熟练，可以说是随心所欲，毫不费力，这更使我们感到他的思想定然充满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一定有传统文化的成分。

然而，尽管毛泽东诗人的天才在西方得到了承认和赞扬，但是他不过是位业余诗人而已，正如他是位业余哲学家一样。与革命事业相比，诗人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头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儒家经典对毛泽东影响并不大，相反，倒是一些小说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使他获益匪浅。他在写书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其中的典故，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其中《水浒传》对他形成农民革命思想很有影响。这部小说虽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却遭到历来的文人学士的咒骂贬损。毛泽东本人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但他之所以喜欢，首先是因为这部小说对他领导农民革命有很大帮助的缘故。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学者说他是一个天才，有的则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而已。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正确评价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我们所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纯粹抽象的、学术型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他根本上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的工具而已。因此，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种工具、是种武器，而不是教条。

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①

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马、恩、列、斯反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些把马列主义奉若神明、当作教条的人是愚蠢无知的。

同时，毛泽东阐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

的，否则“矢”只不过是件供人玩赏的古董，完全没用处。②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③

从以上引文来看，毛泽东不同意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人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而应当看他能在中国革命中实际运用多少。一个人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锐利武器，那么即使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无用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显然，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因为对其教条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与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打倒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两回事。毛泽东力图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了什么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79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1 页。（此段引文与《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文字略有不同。——编者）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4 页。

思想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的观念。毛泽东感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同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为了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毛泽东发动了数百万无地的农民同地主作斗争，然后由这些农民组成了数量庞大的军队，最终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毛泽东确信阶级斗争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他发动了农民革命、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最后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作为个人的毛泽东

要想研究毛泽东的成败，首先必须了解其性格。对此国内外曾发表过不计其数的论文。而毛泽东只对其中张奚若和陈铭枢的简短评价作过回答。张奚若曾是清华大学政治学院的教授，40 年代民盟的领导人之一，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长。张奚若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威望极高、富有感召力。陈铭枢是位国民党将军，参加过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逃亡香港。共产党政权成立后，他参加了新政协。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反对蒋介石。他们都曾给毛泽东下过简短的评语：

张奚若陈铭枢

好大喜功；2.急功近利；1.好大喜功；2.偏听偏信；

3.轻视过去；4.迷信将来。3.喜怒无常；4.轻视古董。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张奚若所说的第一点与陈铭枢说的第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张的第三、第四和陈的第四点也是基本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的第二点和陈的第二第三点在对方的概括中却没有。总的说来，他们所使用的便是中国人惯常使用的评价治国者（包括皇帝在内）的标准。这样，我们可以把对毛泽东的批评归纳为四点：（1）急功近利；（2）严重的喜新厌旧；（3）反复无常；（4）偏听偏信。毛泽东曾在三个场合回答过这种批评，前两次是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上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一次是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与其它正式的讲话不同，他的这几次讲话都相当老练而幽默。

针对张奚若的批评，毛泽东说：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然后又根据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例如第一条“好大喜功”，传统中它的字意是指一个人过于雄心勃勃，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大手大脚地做事，是个贬义词。例如秦始皇、汉武帝，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等，都算是“好大喜功”的人。毛泽东认为“好大喜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是什么人“好大喜功”，是革命派呢，还是反动派呢？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可以分为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好的是六万万人之大，喜的是社会主义之功。

张奚若的第二个批评“急功近利”是指一个人不愿付出相当的劳动却急于得到迅速有用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却指出，“急功近利”要看是不是为着主观主义的个人突出，是不是为着提高合乎实际的能够达到的生产指标。至于“轻视过去”，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重视过去，但也决不能每天都躺在过去的岁月中，而忘记了今天。关于“迷信将来”，毛泽东只是说人人都是如此，人人都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过去中国北方粮食亩产只不过 100 多斤，

南方也只有两三百斤，蒋介石统治了中国 20 年，钢产量仅仅四万吨，中国人要是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又能希望些什么呢？毛泽东最后说这几句话“提得很好”。

针对陈铭枢的批评，毛泽东回答说，一个人不可能不偏向一边。问题在

于偏向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那一边，是偏听右派的话还是偏听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的一些同志还偏得不够，要继续再偏一点儿。但是，我们的同志决不能偏听陈铭枢和梁漱溟的话。关于“喜怒无常”，毛泽东认为他是“有常” 的，例如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们只应喜欢好人，当他成为右派时，我们就不喜欢他了，就要怒了。在谈到“轻视古董”时，毛泽东巧妙地反驳道：难道小脚、太监、臭虫等古董不该轻视吗？其实，陈铭枢的原意是批评毛泽东轻视古代艺术品和文化。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凡“古董”多少总是有些落后的。总之，新事物总是要超过旧事物，所谓“今不如昔”是完全错误的。“古董”不能不爱，但不能爱得太过分了。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是或应该是张奚若批评的那个样子。每个阶级都“好大喜功”，如果我们不“好大喜功”，难道要“好小喜过”？历史上禹、孔子、墨子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禹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为了到各国宣传他的信念，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大搞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于什么？我们不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干什么？

毛泽东对这些评价的答复方法，使我们很难搞清楚哪一点是他肯定了的，从而无从深入研究下去。但是既然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切当作无稽之谈而断然否定，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这种评价的。而且张奚若、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许多海外知识分子对他个性的评价、印象是一致的。因此，这种评价决不是信口雌黄。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中国学者们通常用学问和政治智慧两个标准来衡量政治家的杰出与否。最早，《汉书》在评价霍光时就使用了这种标准，作为一个大将军和政治家，他缺乏学问和政治智慧。从理论上讲，政治家可以分为四类：（1）既有学问又有政治才干，这是最理想的；（2）两者都缺乏，这是最糟糕的；（3）有学识但无政治才干；（4）有政治才干但无学识。前两类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典型，很多学者型的政治家属于第三类。例如，梁启超是位学问大家和有影响的作家，却没有治国的才干，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梁武帝和李后主学问有余而政治才干不足，结果丢了皇位。第四类人包括一些敢于行动的成功者。例如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位以政治才干著称的一代明君，但是却大字不识一个。一些声名狼藉的中国军阀可以列为两种素质都不具备的第二类政治家。至于说第一类，这种政治家大少以至人们怀疑是否能够找出一个来，倒是柏拉图设想的哲学王符合这个条件，可惜在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够集二者于一身。托洛茨基比斯大林的学问渊博得多，他咒骂斯大林是“灰色的、毫无光彩的庸人”，但正是这个庸人创造了历史，而托洛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天才不仅在政治上被这位“庸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还被这位“庸人”给暗杀掉了。我想毛泽东可能会把列宁当作第一类政治家，而且自信他自己也至少接近于第一类政治家。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与“Statccraf”（政治才干）相对应的中文“术” 这个词。“术”有极广泛的含义，很像英文中的“art”一词。它可以有表示高尚爱好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finearts”（美术）；也可以指高超的

技艺，相当于英文中的“artisan”（技术娴熟的工匠）；还有诡计多端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artful”（狡猾的）。总之，它的意思随上下文而定。这里，在政治意义上的“术”，是指必备的管理才干，如何团结朋友夺取和保持权力的才干。它有阴谋、残忍、毒辣等无情的政治手腕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是一种“术”。

毛泽东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自从他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领导权以后，就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去世。毛泽东深知应该如何利用人们为他的目标奋斗，如何赢得他们的忠诚。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坚决的支持者，甚至林彪也曾帮助他高居权位，毛泽东也是一位善于鼓动人民推翻政府的天才。他白手起家，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他学习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策略并加以修改，灵活运用，特别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显示了极高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以农民为军队的主干，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同《沁园春·雪》中，批评秦、汉、唐、宋各朝的开国皇帝缺少文采；成吉思汗也是个野蛮的人，他除了张弓射雕以外，什么也不懂。词的最后一句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中文表意不太明确，这句话的意思也就非常模糊。但是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只有在当前这个时代才会有伟人出现，毛泽东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唯一的一个伟人。读这首词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理解为毛泽东是当今时代唯一的伟人。毛泽东理想中的伟人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既有学识（马列主义知识和文学天才），又有卓越的政治智慧的伟人。

我常常这么想，由于他具有开国皇帝的多方面的才干，即使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能够成功地创建任何一种观念中的政权。但是，由于他以一个马列主义专家的面目出现，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者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更增加了他成功的可能性。用现代语言来说，毛泽东的愿望是想按马克思的设想来改造世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敢叫日月换新天”。他的成就可以从破坏和建设两方面来看。从破坏的一面来看，政治上他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经济上他消灭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私有制，消灭了贫富悬殊的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设想，经过破坏之后而从军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只不过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从建设方面说，我们将述及许多领域。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政府取得了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迅速的提高，同时妇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士兵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改变了过去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物质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在 30 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应当称之为伟大而具有重大意义，是否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水平，还需要重新估价。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很低，甚至比不上其它发展中国家。

尖锐而集中的问题是：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过一个十全的模式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谈到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很少谈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的实践措施。任何关于新社会的蓝图都不过是令人泄气的乌托邦而已，连列宁也没这么做过。在完成了对全国的军事占领以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幻想多于具体的计划。毛泽东所能学习的唯一的榜样是苏联。除此之外，他只好自己摸索解决中国问题

的特殊方法。1958 年中苏分裂以后，毛泽东被迫依靠自己的智慧，更加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

1963 年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话直到今天也自然适用：“不管毛泽东将来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毋庸置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毛泽东关于在不发达国家里如何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榜样将继续产生着影响。然而他能否为中国、亚洲的其它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指出一条道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是一片空白。人们将拭目以待。”①毛泽东死后他的神话被打碎了，人们开始问：他的功劳是什么？他的过失又是什么？不同的人（包括共产党内部）评价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应该七三开；有的人则相反，认为过大于功，应该三七开；也有的人认为六四开或四六开或五五开。邓小平对此避而不谈，老练地说：让历史来决定吧，历史会作出明确而公正的结论的，后世的人总要比我们聪明一些。

为什么毛泽东是胜利者

在本书论述的九位人物中，只有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两位革命家不同程度地在其政治和革命生涯里获得了成功，而其余崇尚理论的人则仅仅是思想家而已。为方便起见，这里我们把六位学者——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梁漱溟、张君励和张东荪——称为学者群（the scholar group）。至于陈独秀，虽然我更愿将其视为学者而不是活动家，但他实际上既不是孙、毛式的革命家，也不属于学者群。现在我们来考察为什么单是毛泽东获得最终胜利的问题。

为王者师

革命家的成功与学者群的失败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原因——策略上的差别，前者进行社会变革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策略，而后者则是自上而下。显然就两位革命家自身比较来说，毛泽东动员群众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学者群则试图通过影响统治者来贯彻其社会改造方案。支配他们行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为王者师。王者师这种位置意味着其人兼有特别的职责和至高无上的道德声望。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在治国中一直居于顾问和辅佐的位置。他们自身从不是统治者。如果一位士子不能为王者师，那么他的下一个最佳选择便是做宰相。虽然这样有失清高，但为相也能使他辅佐君王，为之出谋划策。无论如何，正统士子所抱的思想总是不容他去自己谋求王位。

在现代，学者们仍然抱有为王者师或宰相的思想，只是形式不同了。自康有为时代之后，已经没有了皇帝，但学者们仍执著地试图为任何掌握权力者作导师。换句话说，他们想帮统治者就如何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来运筹谋划，但自己却无意像孙中山与毛泽东那样去努力创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我们可以用一段妇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种心理。这个故事出自毛非常嗜读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其依据是《后汉书》。

在三国鼎立时代之前，有一位名叫许助的智者，因品评人物精当而出名。后来篡了汉位的曹操当时尚是默默无闻的官员，他去拜谒了许劭，请求他品评自己。许劭起初不肯，但在曹操的一味请求下让了步。他评说曹操的性格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曹操听后大为满意。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私下谈话里常常伤感他说：“我们在治世会成为能臣，但在乱世却只是饭桶。”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莱格 1963 年版。

他所谓的“我们”是指他自己及其好友们，闻名的有胡适等学者。

古汉语里，“好雄”一词在某种意义上含义类似于背叛。而其现代含义可解释为与传统道德准则决裂的反叛者。丁文江借用品评曹操的那句话，用“饭桶”换掉了“好雄”，其意思是说他以及像他一类的人物只能在和平时期想方设法谋求大治，但在乱世却根本做不了革命者。这些学者被关于士子政治作用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又因缺乏无畏的勇气和创建新国家所需的过人才能而裹足不前。

而且，这些属于学者群的思想家首先是学者，他们的基本兴趣在于学术而不在政治。其政治热情来源于学者要担负天下兴亡之责的崇高传统。他们的政治作用主要也只限于顾问和辅弼。但毛泽东却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务实者，一位活动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虽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吟诗赋词，但却不会满足于做一位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一位沉醉于自然美景的诗人。相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诗词都不过是工具，得为实行他所构想的革命服务。换言之，毛泽东立志要创立自己的新政府，而学者们却没有这样的雄心。

政党的重要性

决定革命家与学者群这两组人物成败的另一个因素便是有无一个作为推行其方案之工具的政党。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其他政治思想家的经历。孙中山最初推翻清政府的成功就可以主要归功于其政党的活动。学者们则根本不组织政党，即使建了党，也是半心半意。按照政党一同的严格含义说，康有为的保皇党几乎算不上是政党。梁启超组织并参加了进步党，但态度并不认真。胡适拒绝加入任何政党，即使后来其爱戴者恳求他领导一个民主政党，他也未让步。张君励倒确实组建了国家社会党，打算让它作为反对党的象征发挥作用。然而，近代政党的主要功用是取得政治权力，而张君励却未遵循这一原则。相反，他及其伙伴张东荪却保证一旦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多党制度成为现实，就解散自己的政党。他们此举意在表白自己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原则而不是谋取政治权力。①梁漱溟发誓说，他及其追随者决不会追求和掌握政权。显然，他根本就没有组建政党的念头。陈独秀在其苏维埃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也宣布断绝和一切政治党派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共产党在不懈地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则是学者群的改革者们没有推行其方案的组织，而其个人行动只限于纸上谈兵。这种不想掌权的不现实态度植根于轻视实际政治事务的中国古老思想传统。于是，学者群的改革者们只能谈论和期盼着精明的政治领袖来屈尊求教和采纳自己的方案。有强大政党者的成功与没有组织者的徒劳无功，正是他们选择的不同道路的自然而明显的结果。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已看到，政党对于变革运动之成功具有重要意义，而没有政党支持的单独个人所进行的改革运动只能一无所获。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孙中山确实曾建立了一个具有严明纪律和社会改造方案的党。这个党是按照苏联模式组织的，其第一个纲领的起草者就是鲍罗廷。所以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必定还有其它关键原因。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

马克思主义远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理论吸引力，也远比它系统完备。它既有理想境界令人神往，也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因而深合知识分子的心意。极度张扬的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又迷惑了知识分子，他们冀盼着中国也能仿效苏联实行同样的计划。然而在我看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是更重要的因素，它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或苏联经济成就的榜样都更有分量，驱使成功的天平大幅度偏向共产党。在大陆失败前的最后几年里，国民党陷入腐败的泥坑，这突出表现为徇私枉法、裙带作风和蠢笨无能。有抱负的严肃的知识分子感到希望破灭。因为没有别的有意义的事业可供选择，许多人投向共产党。这种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的趋向实际上是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的决定性原因。胡适在 1932 年预言是颇有远见的：如果国民党竟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的生命也就到头了。

在更广的意义上，共产党长期被看成是各种失意或绝望的人们的最后投奔地。抗日战争期间就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只有投八路。”

共产党征服大陆前夕，心怀不满的军政人员们出于种种缘由都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期待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善。在国民党圈子里也流传着一句话： “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结果，由于人们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及国民党自身的士气瓦解，国民党政权整个大厦的解体比共产党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对资本主义的厌恶

中国传统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趋近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或商人左右一切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可能令人神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对于马克思描述的这种或许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很感兴趣。相反，他们珍惜中国传统所确立的那种人际关系，特别担心资本主义会导致这种关系的消亡。同时，马克思对金钱关系和冷酷算计的抨击也触发起他们的共鸣，因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个特征也为中国传统观念所憎恶。

致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的最突出的原因，就是对于个人或国家追逐利润的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论语》里，君子之道的基本标准之一便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开篇便是孟子对梁惠王的忠告：“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商人从不受人尊敬。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最低贱。从而一个商人控制的政府会受到中国人的憎恶。在社会上，金钱也总被看成不洁之物。

不难理解，从这种反对逐利的传统里会孕育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和友爱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正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契合——的热切向往，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理想成分之诱人魅力的心醉神迷。

共产主义形象的转变 “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文明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人们对

之心驰神往。但是，西方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却往往和对西方侵略的痛苦记忆纠缠在一起。对此，毛泽东有一段极好的阐述。他评论说：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决心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怎样复兴民族和现代化。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西方民主显得不适合中国的急迫需要，因而可能离题太远。况且，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增加了政治民主的吸引力。于是，知识分子所接触到的共产主义形象就既包括苏联模式的经济民主，又包括一种全面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与名誉不佳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极为不同。

1931 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变后，共产党为了联合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

便对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933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即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1937 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共产党致电国民党，内容包括有要求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召开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组成的全国救国会议等。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又号召全国人民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参加抗日。①从而，共产党不仅成为民主运动的热情参加者，而且或许也被看作是运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即毛泽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卓越革命家。我们说过，他是罕见的集知识学问和治国才能干一身的人物。虽然共产党史学家认为是人民创造历史，反对英雄史观，但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历史无疑会走另一条道路。即使我们承认是人民创造着历史，人民也得被动员起禾去担负这一创造的重任。正是毛泽东的才华使他意识到这种必要性，提出了一套唤醒和组织民众的方法。

共产主义思想与非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理论冲突

共产主义自被介绍到中国之日起，就日益成为一股强大有力、影响广泛的思想潮流。甚至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也被迫将共产主义看成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强大势力，因为选择已经只有两种：要么赞成共产主义，要么反对它，谁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从而，我们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之间冲突斗争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主要是共产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及其各种相关相近思想之间的冲突。这些思想家里除了张东荪外，没有人是职业哲学家；也只有他一人对民主作过学术研究。他谦和地承认这工作已超出了其专业范围，只是因为没有别人来做他才去涉足。①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却告诉人们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② 我们考察的这些思想家，其民主思想或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染上了中国色彩就是打上了他们各自独特观点的烙印。他们的目的都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1470—1471 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56 页、174—175 页。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 2 页。

②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不是学术上的准确无误。下面我们要按照专题概述一下思想斗争情况，以使问题更加鲜明清晰。

阶级观念

所有中国的社会思想家都抱有一个同样伟大的目标——救国救民。对非共产主义思想家来说，中国人一词是指种族意义上的一切中国人，包括大陆的少数民族。而共产党人的态度却具有强烈的阶级意味。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先驱思想家丝毫也没有阶级概念，他们都自称力儒家，而儒家则奉博爱为美德。胡适热诚地捍卫民主，主张所有中国人一律平等。张君励也竭力倡导民主，相信民族意识能超越一切阶级差异。其密友和同事张东苏认为，在中国无法用经济术语准确地规定各阶级特征。至于梁漱溟，他干脆否认中国社会存在有明确的、彼此对立的阶级。传统上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部分只不过意味着职业分立而不是阶级差别。他有意识地用“乡村居民”一词代替了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农民”。

孙中山主张中国人民一律平等。孙中山自己这样谈过中国的阶级：“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①

接受还是排斥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之间理论冲突的焦点。根据对马克思理论的不同态度，思想家们对每个中国人便或者视之为“阶级的一员”，或者将之看作“民族的一员”。

总的说来，非共产主义思想家不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基于和平与亲爱的仁政思想背道而驰。服膺仁爱哲学、憎恶暴力的人们自然不会皈依这样一种学说。那些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们在推翻有产阶级之后，其仇恨的习惯仍会延续，致使他们将会寻求新的毁灭目标。这样的状况与那种理想社会是凿枘不合的。阶级对抗理论还与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势如冰炭。按照共产主义学说，人们彼此不再都是兄弟，只有无产者才会彼此友爱，有产阶级则是阶级敌人。完全消灭阶级敌人后，所有的人才都是兄弟。而依照毛泽东阐述的理论，这一目标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持续革命才能实现，其过程将是漫长的。

“阶级”一词内涵的扩展导致了相当的政治后果。毛泽东的阐释使阶级斗争时期延长了。他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确立后，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会十分激烈。毛主义者断言，刘少奇主张与此对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梦想阶级消亡和阶级斗争结束。他们还把刘的理论与苏联修正主义挂上了钩。

普遍真理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者确信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在中国这种信奉普遍真理的态度以前就很流行。传统儒家就相信儒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信念在五四时期开始动摇，随后即遭唾弃。现代思想家里，胡适最引人注目地反对存在着普遍和永恒真理的观点。作为杜威的门徒，他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声称实用主义者否认有跨越时空的真理，因为真理不过是人们为实用而

① 《孙中山选集》第 1 卷第 139—140 页。

创造的一种工具。他还不相信存在有一种能使社会飞跃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承认或否认普遍真理之存在的背后，存在着看待世界万物的态度方式

的根本差异。可以把这种差异看成是科学态度与独断态度之间的对峙。自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科学态度即赢得了学者们的倾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都趋向这种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们是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吸取自由主义思想的，所以引用西方人的论述可以更好他说明这种思想。中国人熟知的伯特兰·罗素指出：“哲学家洛克一直不懈地强调我们大部分知识的不确定性，其出发点并非是休谟那样的怀疑论，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可能犯错误，并且在和观点不同于自己的人打交道时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①中国人由此明白了知识和意见不会绝对不错，因而准也不应该固执己见、自以为是。

关于这种知识易误性的思想，戴维·斯皮兹在评述 J.S.穆尔时的一段话中有很好的论述：“穆尔整个态度中最基本的当然就是那非常有益的忠告：我们人类不会一贯正确；在完满和最终的意义上获得真理是不可能的；作为理智的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让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观点经受⋯⋯新材料、新经验的检验”。①共产党人一般都坚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胜利。这种信念一直激励着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分歧就在于是否明确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普遍和永恒的真理，或从更宽泛的意义说就在于接受理论的态度是教条的还是试验性的。

革命与渐进

中国救亡运动自始即面临着革命与渐进之间的思想冲突。较早的思想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渐进主义者。虽然康有为设想了极端剧烈的变革，但他从未提倡暴力或革命。其弟子梁启超也厌恶通过残酷激烈的灾难性革命来实现理想社会。康梁主张渐进的缘由在于他们只想通过立宪改良清朝统治。相形之下，孙中山则是一位革命者，他主张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然而相对于毛泽东，孙又是渐进主义者，因为他在革命倒满后却想和平地进行社会改革。其他思想家如张君劢、张东荪和胡适等都是信奉渐进主义者。梁漱溟也得归入这一类，因为他完全否认中国有必要和可能进行革命。胡适特别强调点滴改良才是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之唯一途径，厌恶激烈或盲目的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充满暴力的革命只会损耗国家的元气，激起盲目轻率的罪行，搅乱社会秩序，在人们中间播下相互屠杀的种子。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确认现在秩序必须扫除，而这必须诉诸暴力才行。于是他把渐进主义抛到一边，认为它是反动的或者修正主义性质的；还把胡适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毛崇尚通过飞跃或革命来获得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他断言中国革命无疑就是武装的暴力革命。而非共产主义思想家基本上在社会改造中是竭力谋求尽可能减少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尽可能避免暴力和流血。

民主与专政

近百年来，民主运动从无到有地崛起于中国。康梁等改革先驱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君的民主体制。孙中山在理论上赞成民主，不过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其追随者背离了他的民主主义。稍后的思想家如胡适、张君励和张东荪等则都是民主的热诚拥护者。他们既抨击国民党的

① 伯特兰·罗素：《讨人厌的论文》，纽约，1962 年版第 14 页。

① 戴维·斯皮兹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纽约，诺顿。

一党专政也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态度别有特色。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客观特征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中国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则是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照毛泽东的说法，第一阶段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运

动。始于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构成了一条分界线，这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把人类历史划成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在这以前，中国革命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自“五四”开始到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 1949 年，整个这一时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似乎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一种政体形式——专政，问题只在于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抑或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人称西方民主力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中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竭力追求的原则就是这种西方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

再者，民主主义思想家服膺个人主义，倾心于一种会孕育出富有创造性的独立个人的社会。而共产主义理论则在原则上强调集体的卓越，并在实践中用它来替国家的至高无上与个人的绝对服从辩护。胡适和二张所希望实现的具体措施不过是设立人民选举的议会、和平交接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和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但它们在中国至今仍未付诸实施。

最后我们谈谈对民主运动态度一度反复的陈独秀。在共产主义信仰幻灭后的晚年，他转而坚定不移地信奉民主的内在价值。在他看来，西方民主不仅力资产阶级所欢迎，也被一切人所向往；它永远是广大人民反对少数特权者的旗帜，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如此，到政治消亡的未来也完全一样，它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弥足珍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不同。除了这类理论阐述外，陈独秀还沉痛地指出，如果有民主体制制约斯大林，他就没法建立独裁。

许剑波译自《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纽约 1986

年版第 9 章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