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廖盖隆一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这套书所选择的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主要是近十几年来国外有较大影响的带学术性的关于毛泽东的论著（有些是专著的摘译），共 90 余篇，分为《在历史的天平上》、《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思想的永生》和《“传说”的传说》四册出版。这些论著从总体来说，大多数是采取客观态度以分析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它们中的不少论点，对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有帮助或者有启发；但由于有些作者的价值观念不同或掌握材料不够，其中也有一些论点是和我们不一样或不符合实际的。但因为它们有一定的代表性，仍可以供我们参考。这里只对几位国外学者的论著作一些评述，以向读者作萏荛之献。

二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专家。他著的政治传记《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两书已有中译本，国内读者对他比较熟悉。他从事这项研究已有 30 多年。他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

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从 1989 年起，他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译出版多卷本的英文版《毛泽东著作集》。他的这个工作，对帮助外国读者了解和研究毛译东和毛泽东思想会有重要的意义。

施拉姆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施拉姆说：“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泽东已经比任何人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

施拉姆指出，彻底地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人民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按：这应该是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引者注），这是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施拉姆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可以肯定，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在他的思想中大量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如果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是属于历史的，是由各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算得上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源出于马克思的列宁主义传统，主要做出了三点重要贡献：（一）社会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

（二）虽然有觉悟的和具有广阔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他们不愿倾听下面的呼声，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三）农民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

施拉姆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和他要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中长期有效的成分。他还赞赏毛泽东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即他所说的有积极意义的乌托邦方面。他又说，毛泽东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为人类的最终命运而操心和战斗的人，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虽然他追求的理想社会如同毛自己所说：“草鞋冒（没有）样，边打边像”，而且有时陷入空想，但他向往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大同社会是能鼓舞人们去为之而奋斗的有望最终实现的理想。

施拉姆这样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毛留给自己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呢，还是一种方法，还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虽然他在辩证法和极为复杂的社会分析（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引者注）里加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但我认为，他在身后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方法，而是开放的和非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

讲到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时，施拉姆表示赞成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毛的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的评价。他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在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陷入了空想、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违背他自己的一贯思想的，并指出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早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受到唯心主义影响无疑有关系。但施拉姆有时又自相矛盾地根据这些事实就断言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甚至是“极端的唯意志论者”（而不是一个在他的晚年犯了唯意志论错误的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断言他一向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按：这两点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观点正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他的唯意志论的表现，这就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了。这就不可能解释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和用和平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他领导下，在 27 年间总的说来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为 1978 年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在讲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把毛泽东的作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作用相提并论，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传记

《毛泽东》中说，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的竞争对手，这也不符合实际。这些不足之处，同他掌握事实材料还不够有很大关系。

总起来看，施拉姆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是瑕瑜互见的，但瑕不掩瑜，他的大部分论述是正确的或有启发意义的。施拉姆对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发展民主，这也证明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

三

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是站在左翼立场上来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笔者认为，他的论文《毛译东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分析》（即 1981 年出版的《毛译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的第六章）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分析，就其一般理论分析而言，是富有创见的；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他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整体是由三个环节构成的：它以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然后肯定矛盾的特殊性，并以矛盾的辩证法（即可转化性）

结束。在内容上，普遍性、特殊性和辩证法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矛盾。普遍性说的是“现实即矛盾”或“矛盾即现实”；特殊性可以用主要的或非主要的“特性”或“特征”来表示；辩证法说的是矛盾的动态性和发展。

苏首先说明第一个环节：矛盾的普遍性。他认为“现实即矛盾”这一对矛盾的普遍性的简述，是毛泽东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这一简述可从它对现实的三方面的综合来说明。“现实即矛盾”的第一方面揭示了客观现实的“本体论结构”；第二方面揭示了主观现实或思想的认识论结构；第三方面揭示了现实的“实践结构”，即揭示了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作用的情况。“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确提供了指导人们的行动，特别是指导其社会行动的理论原则和实际方法。因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集中在他的实践概念上，即集中在旨在解决矛盾而不断地从实际到理论再到实际的过程上。”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或‘综合实践’，用它一方面可以获得理论认识，另一方面可以相应地改变现实。以这种观点来看，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它把对‘现实即矛盾’的理论认识与改变现实的实际手段结合起来了”。

第二个环节是特殊性。苏指出，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现实中的矛盾都是具体的、独特的，因此必须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了解那个矛盾的特性或本质，必须确定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或偶然的，矛盾的本质是起决定作用或主要作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在那个矛盾中起第二位的和非主要的作用。因而，毛泽东关于矛盾（简单的或复杂的）的特殊性的哲学观念可以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中任何矛盾的指导原则。苏认为，毛泽东提出了综合实践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灵活性，它通过四个三重运动来实现：客观——主观—

—客观，整体——部分——整体（或一般——特殊——一般），实践——认识——实践，以及过去——现在一将来，这一方法既适当又有效（苏讲到四个三重运动时，漏掉了毛泽东所说的每一次循环都进到高一级程度，即重复发展，而不是简单的重复的意思。——引者注）。苏说：毛泽东相信，为了找出特殊性，必须遵循一个双重的过程：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正确地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前者揭示了矛盾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而后者揭示的是这个或那个矛盾的独特的、具体的特征，即它的本质。换句话说，普遍性提供了一般的环境或背景，在这种环境中，特殊性展现了那个矛盾具体的存在的内容。“只取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正确理解矛盾，更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第三个环节是矛盾的辩证法。“它包括相对性、绝对性和可转化性这些

支配着矛盾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和原则。但是，矛盾的辩证法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毛泽东创造了这些新概念或新术语。其实，只有两个术语是毛泽东首创的；一个是‘相对地静止’，一个是‘显著地变化’，分别表示量变和质变。”苏说：“矛盾的辩证法的重大意义似乎在于，毛泽东不仅得出矛盾具有相对的（对立面的统一）和绝对的（对立面的斗争）这两重性，抓住了支配着矛盾发展的可转化性的基本原则，而且用相对性、绝对性和可转化性的辩证形式将它们表示出来。换句话说，矛盾的辩证法构成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即动态的灵活性）的灵魂，因而使这一理论（如果使用得当）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以相对性、绝对性和可转化性的形式表示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过程。应该指出，这一切是多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苏精辟地说明：“相对性仅仅是构成矛盾两个方面之一，因此不可能穷

尽矛盾发展的全部含义。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因为矛盾虽有相对稳定的方面，但由于其存在条件的不断变化，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如上所述，这种变化可以取‘相对地静止’（量变）或‘显著地变化’（质变）的形式。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矛盾的特定条件都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即对立面的斗争。换句话说，根据矛盾的相对性具有条件性，毛泽东看到了矛盾的绝对特征，它揭示了矛盾是不断变化的，或者采取相对静止的形式，或者采取显著变化的形式。以这种观点来看，相对性和绝对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二者都是矛盾在其存在条件下的组成部分。因为，就其对立面的动态统一而言，矛盾是相对稳定的（相对于其条件性）。就矛盾的条件性不断变化而言，矛盾是绝对的，它不断地以对立面斗争的形式处于变化之中。”

苏指出：“然而，相对性和绝对性都没有说明矛盾是如何变化的。这个任务由‘可转化性’原则（按：指毛泽东所讲的‘向对立面转化’）来完成。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可转化性原则是指导辩证运动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它说明了矛盾是如何从量或质上进行转化的。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条件性’。”

弗朗西斯·苏举出毛泽东论述矛盾的两个“独具匠心”的观点来加以讨论，他对于这两个论点都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一点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着矛盾，这两点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关于第一个观点，苏说：“教条主义的或机械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绝对的，不变的。经济基础总是决定因素，而上层建筑总是被决定因素。而毛泽东的观点则要机动和灵活得多。一方面，他肯定上层建筑一般受经济基础决定。另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其条件而言的。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可能充当依赖的角色——由上层建筑来决定。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受可转化性原则的支配，而可转化性又依赖于条件性。”“毛泽东引述了中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决定着中国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反帝联合战线（即一种机构）及其相应的政策（即思想意识）这些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就是决定因素，因而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苏讲的这些意见，同中国国内许多哲学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第二个观点，苏说：“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看的问题的解释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按：作者注明主要指当时苏联官方的解释者以及有类似观点的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矛盾，特别是没有对抗性矛盾。（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是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引者注）理由是：矛盾（按：应是对抗性矛盾——引者注）是由于阶级剥削，即一些阶级受另一些阶级剥削造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或国有制），产生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结构⋯⋯因而也就消除了矛盾（接：照列宁的观点应是消除了对抗性矛盾——引者注）。” “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运用了可转化性原则，他对社会主义存在矛盾这个问题的解释既灵活又有独创性。他似乎肯定（按：“似乎肯定”说明这仅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引者注）三点：（1）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存在

着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样受从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或从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这种可转化性原则的支配；（3）不同的矛盾，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必须用不同方法加以处理。”“毛泽东驳斥了那种认为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一切矛盾就会自行消亡的教条主义和机械的看法。然而，他的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尽管他也坚持认为有些对抗性矛盾会发展起来。毛泽东会说， 1956 年匈牙

利事件中和 1966 年至 1968 年中国文化革命中的那些矛盾是这类对抗性矛盾的具体事例。”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重大问题。说毛泽东驳斥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是列宁的观点，毛泽东是肯定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并加以引用的。毛泽东并没有驳斥列宁的观点。不过这里说的对抗将消失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消灭了一切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 1957 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类矛盾，是指中国刚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这里说的，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的历史上基于阶级对抗而发生的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这些残留的对抗性矛盾，必须个别地（不是搞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依照法律予以惩治。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只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例如，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看成同阶级社会的矛盾一样而不加以区别，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有的国外的新左翼朋友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和路线，称之为“经济实用主义”而加以指责，这显然是既不正确也不公正的。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断言：“毛之后的中国从社会主义后退的势头日益增强”，“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判断完全违反了事实。它只是反映了

作者赞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十年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立场。

毛泽东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社会的矛盾是作了严格区别的。他在 1957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很可惜，弗朗西斯·苏在研究毛泽东辩证法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时，却忘记了或者抹杀了毛泽东这个最重要的论断。

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正确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的根本区别，但他在晚年却在实践上混淆了这种根本区别，而犯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忽视发底生产力的错误。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 1981 年 6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白地指出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指出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完全错误。弗朗西斯·苏对于“1966 年至 1968 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中国文化革命”及其理论（即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相反，是完全加以肯定的。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1966 年至 1968 年中国文化革命中的那些对抗性矛盾”呢？中共中央 1981 年 6 月决议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对抗是毛泽东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支配下，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造成的。这个决议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用苏的话说，这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可转化”原理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说，这种“转化”是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造成的。毛泽东晚年所犯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在 1985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因此，我们决不能允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任何范围内重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毛泽东关于以民主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所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正确地指出，自从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当阶级完全消灭以后，人民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关系。这就是说，到那时，如同列宁所说，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将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这就是保持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值得提到的是，弗朗西斯·苏在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时始终不提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思想，这大概是表示他对这个思想持有根本的保留态度吧。由于这个问

题极其重要，我不得不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以求教于弗朗西斯·苏先生。四

我还想简略地提到，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泰韦斯写的论著《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比较深入的，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毛译东的崇高历史地位，认识他在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威望，认识为什么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复杂问题。

苏联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 1989 年发表的《毛泽东与斯大林比较》一文，是客观地分析中苏关系问题的，它使人有清新的感觉，因为它与在此以前某些苏联学者充满偏见和敌意的论述完全不同。

笔者还想提到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前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他的重大贡献是主编出版了《毛泽东集》10 卷（中文版），随后又出版了《毛泽东集·补卷》10 卷（中文版）。其中包括附有毛泽东自己对 1951 年出版的《毛

泽东选集》第 1 卷， 1952 年出版的第 2 卷， 1953 年出版的第 3 卷和 1960

年出版的第 4 卷收入的著作所作的修改情况。这套文献集为国外学者提供了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的参考资料，因而享有巨大声誉。竹内实研究的专业是文学。竹内实在一本专著中，认为中国从古到今有四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一个是秦始皇，他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他是政治权力型的人物，没有留下理论著作；一个是在秦始皇以前的孔子，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但他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一个是毛泽东，再一个是邓小平，他们两人与秦始皇、孔子不同，是既掌握了政治权力，又有理论著作的，他们两人各自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竹内实的这种观点是饶有新意的，至少不失为令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

应当说，本书中许多作者，如史华兹、韦克曼、邹谠、弗里德曼、迈斯纳、陈志让、塞尔登、迪特默、派伊、墨子刻、井上清等都是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丰富的研究著述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这里译载的他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述，是其全部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就这部分而言，也只是他们关于毛泽东研究的部分观点。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可能对他们的著述一一评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多角度、多学科、丰富多彩的理论论述，是会对中国毛泽东研究事业有所稗益的。

本书第四册译载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两次大净论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对国内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当会有所帮助或启发。

五

笔者认为，这套《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是正在兴起和发展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把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的精粹部分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特别是介绍给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者，以促进在这个学科上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随着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争取国际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力量的日益壮大，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历史时代。各个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不同，都面临着共同的时代主题，面临着新的世界科技革命所激发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科技的剧烈竞争的重大挑战，而不能不从调整和改革各自原来的体制中寻找出路。在这种挑战面前，苏联、东欧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权力高度集

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已经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遭到完全失败；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 30、40 年代以来在不同程度上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办法而一度获得重大发展之后，从 80、90 年代起又陷入世界性的不景气而找不到根本出路，连创立“亚洲模式”的日本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旧体制进行了和还在进行全面的根本改革的中国， 20 年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却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这证明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的轻率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也将证明中国所走的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人类杜会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张闻天以及邓小平、陈云等都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做了许多重要的奠基工作。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同时，正确地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在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开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向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杜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的伟大旗帜。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国外毛泽东研究论著，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是有特殊兴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