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早在 1965 年毛泽东就指出，战场就是学校①。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愈来愈怀疑正规学校的学习。他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看不见稻粱寂、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

人怎样作买卖。”②他以为，高等教育过多地涉及无用的抽象观念。而提供了对世界的较好描述的却是具体概念。他赞美说：

（小孩）⋯⋯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一些的概念。他家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

见了。所以，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年轻的，思想尚未受到空洞

言词纷扰的人。

历来的状元都是没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 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这种考试方法我看要完全改革。①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些学问不足的青年

人②。孔子开始提出他的体系时只有 23 岁，释迎牟尼也只有 19 岁。“耶稣有什么学问？⋯⋯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搞发明的英雄们（创造者，而非知识分子）总是年轻的：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年不过 30 岁左右。还有章太炎、富兰克林、康有为、刘师培、王伯、李世民、梁启超等等③。死记硬背和考试不是扼制了创造性，就是教人不切实际。人们的学问是靠实践获得的，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所以，学校的工作极大地浪费了时间④。

学习年限太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进行突然袭击。⋯⋯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大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但光学马列主义还不行，

① 《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讲话》，参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2 页。

②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2 页。

③ 同上，第 3 页。

①

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有误，应为毛泽东 1964 年 2 月 1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

——译注），《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48 页。

③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42 页。

④ 毛泽东：《边工边学》，参见陈志让：《毛的文章：选集和文献目录》第 83 页。亦可参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29 页和《问题和学习》第 64 卷第 79 页。

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①

正如毛在 1964 年指出的，人们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全国解放，整整花费了 28 年，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的政策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1920 年夏天，在读了柯卡普、考茨基的著作和《共产党宣言》之后，毛已经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他的行为的正确革命理论。次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组织领导了 1922 年秋的煤矿工人罢工，次年夏天他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在统一战线中。他从事联络工作。1925 年他出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这为他 1926 年间积极领导湖南的农民运动作了准备。在 1926

年末和 1927 年初国共合作的紧张岁月里，毛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合作。事实

上，直至 1927 年秋收起义，他与国民党的联系才完全中止。其时，他勉强逃脱追捕，进入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偏僻的井冈山根据地。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 1935 年结束的长征（现在一般讲长征结束于 1936 年——编者）为止。

1935 年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到达西北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主要地和非常巧妙地涉及了政治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际上，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1 月—2 月）（应为 1925 年 12 月——编者）表明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是混乱和含糊的。然而，1927 年在湖南和华南地区农村革命之后，毛的文章则自信得多，这表明他日益认识到农民起义的重要性。最著名的论述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也许就它忽视无产者而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就它主张政治斗争是解决经济冲突的关键而言，却颇像列宁主义①。更加具体体现他上述思想的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的通信和报告。当时他面临的任务是制定一套持久战和武装农民的战略以及游击战的战术，并对农村经济结构作一精确分析。最后，是从 1935 年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第

二次国共合作始于 1937 年——编者）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受列宁和斯大林的

影响，毛于 1949 年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毛当时的主要思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集团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下进行“一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②。

从 1920 年起，毛不断地受到几种影响，但是没有一种影响是理论上的，实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引导他提出了独特的颇为有效的游击战理论：一种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不很严密的马列主义阐述，以及一系列对党中央和苏联的指示的非常具体的见解（通常采用他所喜欢的“高潮”的形象比喻）。同时，他养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去创造和阐述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的习惯。但是，一直到长征结束，他才在 15 年里第一次有机会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事实上，从 1935 年后期到 1937 年 9 月这两年

①

② 毛泽东：《论教育——与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会谈》，参见陈志让：《毛的文章：选集和文献目录》第 22—23

页。亦叁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1 卷第 46 页。

① 此处我简要地摘录了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导言。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导言。

时间，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伟大的阶段，即抽象或理论阶段。

毛这时可以读到过去所读不到的著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时期（1935—1945 年）才得以翻译的，诸如苏联第一流的哲学家阿·德波林、米丁等人的著作，以及毛引用过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这不是说，1935 年以前中国没有人写过或出版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李季的《马克思传》和《对于中国社会吏论战的贡献与批评》都是相当成熟的著作。但是，直到 1936 年，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才公开流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年，在中共党内外开始了一场哲学论战。这场论战在当时可与苏联的德波林唯心主义者与布哈林机械沦者之间的早期论战相比拟①。

德波林是俄罗斯哲学家，他领导了 1924 年对卢卡奇的批判。这一批判在

20 年代持续了 7 年。德波林主张“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基础”。

②德波林的对手、“粗俗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的机械论者”斯克沃尔佐夫·斯

捷潘诺夫等赞成科学的实证主义。正如同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的盲目力量一样，无产阶级的科学也要把不合理的黑格尔主义残渣从社会主义共和国里驱逐出去。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或儒家学者）任何危及原则的争吵大多是注经式的，他们辩论的主题主要围绕着 1925 年刚出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机械论者认为，恩格斯在临终前已认识到把哲学曲解为自然科学的错误①。

德波林反驳道：恩格斯一贯正确地维护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理论的不可分离性。不仅没有渗透价值的哲学假说的科学是不存在的；而且，如果苏维埃科学家们把科学与哲学分离开来以便维护“纯”研究的自主性，那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完整性就会遭到损坏，一种实际上更有害的实证主义哲学就会取而代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指出的：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②

德波林主义者们还论证说，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理论主张这两个相互

矛盾的因素不是势均力敌的，而机械论者则强调对立面的平衡。所以，他们的机械论就像 18 世纪的机械论那样否认了一种真正辩证法的内在性。

德波林的观点暂时获胜了。当时他所控制的战斗唯物主义和辩证论者协

① 以下从 1936 年到 1940 年期间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叙述，很大一部分引自 O.布里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

② 译自勒内·阿尔伯格：《一个被忘记了的哲学家：阿·德波林》，参见赖尔保尔拉贝兹：《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历史论文集》。

① 机械论几乎无法为早期的恩格斯辩护。例如，恩格斯在 1873 年从伦敦写信给马克思说：“亲爱的摩尔：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 ”他为有这一思想而激动，他害怕被人剽窃。他在信的末尾写着：“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82 页。

会和斯大林主义者一致认为，机械论者的理论（它否认德波林关于矛盾和斗争是所有存在形式的特点的观点）支持了布哈林关于党不应强化阶级斗争的“右倾”观点。在 1929 年 4 月的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讨论会上，机械论者很快受到了公开的指责。

但是德波林主义也没有长时间地占优势。1930 年，它的领导权受到了挑战。当时德波林受到了与他对机械论者的攻击相同的攻击。由于他有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他被指控为唯心主义，因而与托洛茨基主义有联系。那年 12 月，斯大林出席了红色教授学院党组会议。当时领导德波林反对派中心的是米丁、尤金和瓦西利·拉尔特塞维奇三位党员，而不是“纯”学者。会上，斯大林提到了德波林的“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这实际上是命令德波林承认错误。

德波林主义的优势也正是它的劣势。当它向科学的意识形态自主性挑战的时候，它同时也是党控制全国研究所的一个卫士。但是，当它试图将科学与哲学合为一体，肯定辩证法对各种研究形式都有效时，它也极易陷入独断的唯心主义。那样做太哲学化了，与党的十六大的实际决议太不相符了。米丁、尤金和拉尔特塞维奇在 1930 年 6 月 7 日登载在《真理报》上的抨击德波林主义的文章中，论证了这一观点：“现实正在使理论面临大量问题。必须立刻着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准备和从理论上概括这些问题。可是，我们注意到理论大大落后了。”①因此，德波林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地使哲学脱离国家的实际问题。

为了使自己免于被人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德波林公开作了自我批评。1933 年在哲学研究所，他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并劝说他的追随者也放弃他们的原则。

我们基本的错误在于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我必须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懂得因果关系，因为，我始终坚持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我们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之间建立联系，卧而我们使理论脱离了生活。②

此后不久，“德波林主义”就成为辱骂那些喜欢纯理论而放弃革命实践

的哲学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术语。当这一定义传入中国共产党内时，“德波林主义”的标签就被贴在叶青这样的思想家身上。实际上，叶青并不具有德波林的观点。

叶青（任卓宣）早在 1920 年留学国外时就参加了法国共产党③。他是一

个能干的组织者，于 1923 年任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的秘书长。两年后，因为组织示威运动而被驱逐出法国，赴苏联学习，1926 年回到中国，成为共产党长沙地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他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很快脱离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宣传家——至今他仍在起着这样一种作用。这在当时还不能算作今天所谓的转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民党还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政党。事实上，许多体面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叶的身边。叶在上海一家专门经销赫拉克利特、孔狄亚克、普朗克、爱丁顿、爱因斯但、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等“科学唯物主义者”译著的书局中任总编辑。他还主持了《二十

① 译自阿尔伯格：《一个被忘记了的哲学家》第 137 页。

② 同上，第 140—141 页。

③ H.L.鲍曼：《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 卷第 216—219 页。

世纪》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使他的同时代人视他为德波林主义者的文章。1934 年，这些理论又出现在《哲学到何处去》一书中。该书论证说：哲学按照与宗教相同的发展规律，正随着反映工业社会纯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而逐渐衰亡。1936 年，她在《哲学问题》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种综合，两者被压缩成了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它对哲学史来说，意味着一种终结。

叶青的对手、延安的共产党员艾思奇和陈伯达立刻反驳说，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统一是无稽之谈。而且，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一种超历史的纯科学，忽视错误的意识，也就是忽视一切思想的社会基础

①。

至此，叶青的德波林主义和他的对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当陈伯达和艾思奇指责叶提出的两个不同事物之间有同一性的观点时，范畴开始变得模糊了。他们把叶的这一观点与德波林的“对立统一”混同起来，实际上是在指责叶有机械论者的错误。而且，许多共产党人如毛本人，也常常像叶青和德波林主义者一样坚定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等同起来。毛在 1938 年写道：“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的结论。”①事实上，毛以后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全部革命理论的唯一科学规律。他在杭州会议上论证说，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而当他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科学规律时，他热烈地欢迎有关相信他的一元论的任何科学发现或物理学理论的消息。他尤其为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③的著作所激动，坂田昌一在北京公开声称基本粒子是一个“错误概念”。他认为，这些亚原子微粒是实验物理学家近年来发现的，它们被错误地认为是物质的始基。依坂田昌一的观点，“基本粒子是单一的、物质的、有差别的和无限的范畴，它决定了自然的秩序”④。因而，坂田并没有把物质分割成不可分的基本单元，而是相信一种内含的物质力量，通过内在的对立或矛盾而结合和分离。宇宙中只有对立，任何东西只能被一分为二。所有存在物的背后是普遍的辩证法，它已经为科学自身的发展所证实。

当毛泽东想让中国的物理学注意到坂田昌一所表述的列宁主义的思想时，他似乎察觉到有他早年在《矛盾论》中所抨击的德波林主义的错误倾向①。

① 上述争论均见于布里勒《中国马克思主义皙学的成就》。

①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译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24 页。

②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第 90 卷第

2 页。

③ 坂田昌一在名古屋大学任教，他以《科学与和平创造》（东京，岩波书店 1963 年版）的作者而闻名。书的最后一部分收录了他 1956 年在北京参加和平会议期间的旅行日记。

④ 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参见《红旗》1965 年 6 月 25 日。

① 确实，他可能意指相信对立同一的错误。如我所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机械论者的观点。他抨击德波林主义与他在延安同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斗争也有一种联系。因为德波林在苏联是与托洛茨基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延安时期托洛茨基影响中国的程度的描述，可参见理查德·C.卡根的哲学博士论文《陈独秀》，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9 年版。

他说，“讲原子物理，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②在当时，“德波林主义”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可能仅仅是指那样一种人，他们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这点来看，叶青确实是一个坚定的德波林主义者，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方法论提升为经济科学。毛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加之这种经济科学在中国所遇到的理论困难，难怪毛泽东要解释自己的有关现实的学说。

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论争。所有那些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爱国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充满爱心而射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箭，脱离现实的革命目的是没有用处的。因此，40 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让这些新兵相信，他们所懂的东西并不比他们想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多。毛认为，只存在两种真正的知识：人类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因为书本知识（从前人斗争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就本身来说是“颠倒的，落后的和片面的”，如果学生们不想做“半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必须亲自证实理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毛认为，实际上困难愈大，就愈接近真理。打个比方，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因为“一本书放在桌上既不会跑也不会大声尖叫”①。

这样的夸张说法确实有助于破坏崇拜知识的传统态度。但是，这也把毛置于和马克思（他不是屠夫！）相对立的⋯种窘迫境地。事实上，毛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把马克思描绘成既参加革命运动又研究无所不包的商品的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②。但是，毛的最初意图不是不尊重马克思，而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事实上，在 30 年代晚期，毛在党内的日益增长的权威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然而当他达到这一高度时，他或许也已认为有必要仿效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普遍理论贡献。这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解释的毛的三部主要理论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何以都写于这一时期的原因。

这三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单独整体的组成部分。1936 年夏天，毛在延安热心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后，于同年冬天，就开始给党员和军队讲授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或许没有达到 50 年代以单独篇名发表的最后版本那样的理论成熟程度。但是，为了抵制当时党内的教条唯心主义而写的《实践论》的 1937 年版本与 1950 年版本显然是相同的①。

② 毛泽东，《与毛远新同志第二次和第三次谈话概要》，见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共产主义中国的译文》，亦可见《毛主席与陈伯达和康生同志座谈》（同上）。毛已经拜读了坂田昌一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关于基本粒子的一篇文章。

① 为了正确地理解毛，我们应设想屠宰一头动物的困难并不在于任务的复杂性上，而在于具体情感的倾注程度上。所以，他强调被动地翻书本与主动地屠宰尖叫的猪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是想教育那些脱离实际的书本理论家从事革命。用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来讲，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然而，甚至从本原意义上的认识论观点来看，毛在这里是故意把怎样做事情与为什么做事情混淆起来。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71—480 页。

① 这些文章的年代和哲学内容已经引起很多学术争论。毛的那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大多取自

《实践论》一开始就称赞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知识的历史进步②。因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知识有高低之分，它依赖于社会进步的发展阶段，在哲学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它的和人们的发现的确实性，只有当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达到他们所预言的结果时才能被验证。所以，毛在论文的开头明确区分实践和认识，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认识论观点来看，成功是社会实践证实任何观点正确性的尺度，成功是一定符合客观必然性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因而，毛的实践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更多地具有指导行动成功的准则性。如同《语录》（指《毛主席语录》

——编者）中的部分内容所述，《实践论》告诉了我们该如何去行事。由于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实践是改正我们的思想使之符合客观实在的规律的一种方法。毛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何以具有这种独特的实践理论的原因。辩证唯物论警告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主观情感来代替客观结果，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因而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为了证实这个主张，毛泽东没有进行本体论的讨论，而是首先假定物质，然后描述认识。他认为，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只看到作为感觉情感的反应的事物的现象方面。在这个感性阶段，人们仅有对事物的外在联系的一种粗略感觉。然而，反复的社麦实践终于在思想上引起了突变，产生出涉及更加多得多的现象之间外在联系的各种概念。就概念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这一点而言，它们在人的思想中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生命，它们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独立的判断：“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与其说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还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的“理性认识”。

正如毛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的，从概念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通过实践方式而实现的戏剧性飞跃。“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①达到这样的理性认识，并不表示达到了一个直接的和绝对的真理，它只不过是一种向真理逐步上升的螺旋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每一次循环都比前一次更接近于——但似乎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的实在。

于米丁发表在《苏联百科全书》上的同名文章以及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莫斯科 1933 年版）。后者部分地被译出并收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中。参见威特福格尔的《谈毛对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讨论》，载于《苏维埃思想研究》第 3 卷第 251—277 页。一些学者，如阿瑟·A.科恩论证说，1936 至 1937 年撰写的文章与 1950 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不相同。参见他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而且有人甚至暗示后一篇文章是在内战结束后才写成的。然而施拉姆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份 1938 年的手稿，

它证明所有这三篇文章事实上都是在 30 年代末期写成的，是上述系列讲授提纲的组成部分。参见施拉姆：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85—89 页。

② 我采用的《实践论》版本见于《“实践论”学习文选》（汉口，江南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14 页）。

我曾将它与《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第一卷（纽约，国际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82—297 页）作了核对。因为这篇文章很有名，所以我对下面的《实践论》引文不再作旁注了。此处的英译文大多逐字逐句的摘自国际出版社的版本。

①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0 页。

因此，思想与实在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毛虽然受到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显然没有接受 A 等于 A 的同一律。他似乎更接近于恩格斯。恩格斯的矛盾发展规律（即仅当 A 是非 A 时，A 等于 A）辩证地描述了客观实在。A 能同时既等于 A，又等于非 A，即 A 的绝对前提条件对立存在于互补性中。当事物从量变转化到质变时，对立面就会互相转化

①。这种辩证转化的观念也许激励毛对体现事物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和来源于

感性认识、但能指导实践的理性认识进行了区分。列宁认为，认识是从不知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种实在的反映，而是主体通过从具体的感性到抽象，从主观思想到客观真理的运动而参与其间的一种过程②。然而，对于毛来说，认识并不只是循着抽象规律而运动的，它是主体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冲突即它们的“内部矛盾性”的一个认识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者只发现事物的外部联系，而后者则了解它们的“内在的矛盾”。

要使自己的思想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矛盾），人们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来创立一个概念体系。康德的批判逻辑曾假定，材料是由外在于人类精神的一种范畴的必然秩序来安排的。毛把作为主体的人看成范畴的唯一源泉。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主观主义，甚至唯心主义，所以毛断定：这种“改造过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补充说，实践使自我客观化了。因此，即使毛的方法是辩证的，他的最终的认识结构仍然是一元论的。虽然这很可能是对黑格尔逻辑的反映，但是我确信，毛泽东可能更多地是受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早年曾信奉二无论，但后来他摒弃了早年的二元论。毛不承认受到王的启发，但他的文章《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特别强调了认识论二元化的有害结果。

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物质的事物，另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①

所以，实践就是主观参与客观实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

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人们为了得到一种感觉就必须变革它的来源。难道人们为了看太阳就一定要变革太阳吗？这样的谬误，在《实践论》中很快就被忽略了，因为毛把他的哲学论证从事物转移到事件，从而把参与等同于列宁的意识阶段理论。如同无产阶级通过斗争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或者如同五四青年（与盲目排外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大不相同）通过反抗帝国主义而获得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那样，人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自己的历史任务，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理论不是从观察者的脑袋里蹦出来的。毛对无所作为的哲学家们的蔑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生动的体现。毛在那里援引了马克思的名言：“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他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

① V.霍勒布尼奇：《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见《中国季刊》第 19 期第 7—9 页。

② 在阿瑟·A.柯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10 页）中有列宁观点的概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22—123 页。

界。”②理论产生于像恩格斯和列宁那样的行动者，他们亲自参加实践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改变现实。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概念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可以找到某种解释。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是先锋队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化。然而，作为这一理论的接受者，他却忽略了这一理论的来源。在他的分析中缺少作为一种自在力量的思想，而马克思的著作却有这样的思想。当马克思告诉左尔格“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者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时，他的意思是想表明，空想社会主义在唯物主义时代以后又出现，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①。但是，像《共产党宣言》一样，那句话也承认空想理论对共产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这种影响，毛却无法在严格的实践论范围内作出评价或解释。因为，他所描绘的真理性认识仅产生于内在联系为实践证明之时。对理性认识的最终证明就是它的操作效果，因此，它作为理论的重要性严格他说来就是指导行动。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②

认识不仅仅是认知。所谓认知，它必须是持续不断的、最充分地进行着

的。这种持续的过程不是一种目的的具体化（即一种自我实现的实在的创造），而是一个自认识达于行动的完整过程。因为，“理论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由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阶段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完全解决它的唯一途径是“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那么，最终结果是绝对的必然的真理吗？毛泽东似乎回到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说：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

但是，事实上毛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于列宁，毋宁说更接近于恩格斯。列

宁认为，一个绝对真理是所有已知的相对真理之总和。由于毛提到相对真理是“无数的”，因此，他把现实的绝对性看成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如同马克思的第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所述，毛也认为从来没有一种神圣的或绝对的终极真理。所以，也许毛没有读过《自然辩证法》，但他还是同意恩格斯的论点：唯一普遍的真理是运动的真理。他对于先天知识或对于思想可以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怀疑，使他转向了实践：从不断变化的意义上来说，真理也就是与客观过程的不断变化保持一致的理性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50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81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1 页。

①

路。”②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通向普遍变化的终极真理的一条道路，因此，它不可能是永恒正确的。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声称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本质。人类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断地拒绝把历史仅仅归结为经济必然性。恩格斯曾提醒布洛赫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种更加一般的变化学说：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②

显然，当马克思写到变化时，毛并没有驳斥他。他们之间的差别似乎只

在于：马克思这位承认变化的创始人为了控制社会的进程而从历史中概括出规律；毛相信那些规律，它们给他以自信。但是毛所感兴趣的不是如何引出规律，而是通过辩证的“知行统一”表明人们是怎样造就和改造自己及其环境，并借以指导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这样，自我在许多方面对毛比对马克思更为重要。如同泡尔生的著作有助于解放毛的革命自我一样，马克思的规律也使毛能够通过把它们主观化来实现自我。

由于这样会夸大区别，不妨让我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考察。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指出，真正的问题就是人的活动能解决的问题，其余的只不过是无关重要的经院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他是通过相信社会实践来解决物自体的两难问题的。毛泽东则完全不担心物自体。至少他在《实践论》中是这样认为的。由于认识就是参与变革客观世界，因此两者的统一是通过如下的分析阶段来进行的：外部世界/感觉/外部的量的联系/参与/推理的质的飞跃/ 理性认识把握对象后面的实在世界，即内在矛盾性/意识/对世界和自我的控制，即改造。认识是改造。毛的所谓自由意志决定于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的运动遵从同一种辩证原理。

这些原理，倘若不是绝对普遍的，至少在科学上也是有效的。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把哲学史描绘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军对战①。唯心主义，像任何哲学理论那样，是特殊阶级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社会学说的知识分子，会崇拜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而贬低以工人为主体的物质劳动。所以，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将继续下去。唯心主义是不会在争论中消失的，一旦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失，它也将不复存在。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4—13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6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44 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第 120—124 页中作了描述和分析。

毛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即能够认识到哲学是一种阶级的产物，这一点对他来说本身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具有科学性的证明，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甚至有两种不同的方向：相对（远看）和绝对（近看）。从其形式来看，意识形态似乎只是相对的。其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唯心主义哲学让位于唯物主义，阶级征服阶级，观念随时代而改变。不过，人们通过描述这种相对转化能把阶级意识现象客观化，从对于存在的唯物辩证的感性认识中引出绝对的分析原理或规律。或者直截了当他说：如果思想是阶级关系的产物，那么，（相对的）唯心主义思想是可以用唯物主义术语来（绝对地）描述的。所以，一个思想流派战胜另一个思想流派就是物质力量战胜精神，理性技术战胜非理性的宗教。征服自然，也就是人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有助于唯物主义的诞生。只有原始人无法驾驭自然力量，才不得不依赖于他们所笃信的神灵。“然而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①

由于科学的真理是辩证的，因此，它的绝对本质就是斗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条法则②。在其他的几次非正式的有关哲学的讲话中，毛甚至坚持说，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③。科学本身是斗争这一信念渗透在毛自 1956 年以来的许多理论著述中。例如，他在 1958 年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方法草案中写道：

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①

毛在生活中学到的一切，无论是理论的或是实践的，都证实了这一真理：

斗争就是一切。康有为无法忍受自然竞争的思想，而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的整个结构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毛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变种，它如果不是一种目的论，那么至少也是一种科学的神义论。另外，马克思曾用达尔文来证实阶级斗争的内在性，从而抛弃了目的论。他说：“达尔文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我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自然的、科学的基础。当然，人们不得不忍受天然的英国人的发展方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给予‘目的论’以第一次致命的打击，而且它的理性意义在经验上得到了解释。”②甚至对进化理论热心得多的恩格斯也同意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第 123—124 页中作了描述和分析。

② 毛泽东：《我们的战略》，见《中国法律与政府》。这据说是毛在 1967 年 9 月说的一句话。由于它被刊印在臼北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的《1968 年匪情年报》上，因此，它的可靠性是有些问题的。我还没有发现该文件与最近得到的其他文革材料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赞同《中国法律与政府》的编者认为它可能属实的说法。

③ 毛泽东：《我们的战略》第 10 页。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材料》第 892 卷第 6 页。

② 《马克思致费·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第 151 页。

说它最适于充当目的论的溶解剂③。然而，对于毛说来，达尔文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科学发现。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科学的：它承认斗争的必然性。事实上，马克思曾经认为已经驳倒的目的论，对毛来说依然存在于科学中。如果科学发展是进步的，那么人类历史就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阶级斗争和科学本身的历史。毛认为，所有三条战线的历史越进步，人们就越能巩固唯物论哲学①。因此，尽管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工具，但是他也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样板来构造所有的实在。由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原理——它叫做斗争、矛盾或辩证法——它解释所有现象，那种结构的各个部分才能保持它们的一致性。不过，这种辩证法缺乏德国逻辑的绝对两分法的范畴，往往成为一种统一的一元论原理。它像谭嗣同的“仁”一样，既是思想，又是情感。事实上，主体和客体、感觉者和被感觉者、行为者与行动之间都有辩证法。因此，《实践论》是名副其实的。为了成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模型，或者符合由他自己的成功证明存在的规律。而且，由于毛泽东不相信认识的绝对规律，因此，失败甚至比成功能更好地揭示那些原理②。只有当人们被实践逼近到失败边缘的时候，他们才相信他们能够而且必须转变方向，以便寻找另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钱宏鸣译自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历史与意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 1973 年版第 15 章

③ 《恩格斯致 P.L.拉甫罗夫》，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第 26 页。

①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译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24 页。

② 霍勒布尼奇：《唯物辩证法》，第 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