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35—1945）

〔德〕托马斯·卡朋一、导言：王稼祥，毛泽东的浮与沉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而王稼祥却只有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者才知道，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详细地研究过他的生平。但是，近来中国的出版物表明。有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经历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本文将揭示：王稼祥不仅在 30 年代那场权力斗争中支持了毛，并促使斯大林承认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身份，而且在建立毛泽东思想体系方面，扮演了一位起决定作用的角色。

毛泽东和王稼祥在 1931 年春首次相遇。当时，毛泽东正逐渐失去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地位，而王稼样则很快地进入了党的领导集团。20 年代末期，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王明与 1926 年到达莫斯科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秦邦宪一起，在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成为学生中的少数派，从而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闻名。1929 年至 1930 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陆续返回中国并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1931 年 1 月 7 日，斯大林的中国问题顾问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布尔什维克”们成功地排斥李立三，王明成为中共非正式的领导人。随即，王稼祥与前共青团书记任粥时被派入江西苏区，于 4 月抵达。此时，24 岁的王稼祥只有三年党龄，在政治和军事工作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但他还是被任命为主管外交的人民委员、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成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干部之一。

“留苏学生”在王明的领导下，不仅成功地在上海把李立三赶下了台，而且也减弱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影响。与此同时，由朱德、王稼祥和彭德怀领导的新军事委员会更削弱了毛泽东的地位。193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从而使毛泽东失去了军队中的任何决定权。次年，毛泽东成了反“罗明路线”运动的批判对象。毛泽东的许多战略思想受到抨击。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便失去了他在苏维埃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新领导人的政策却导致了苏维埃的毁灭，红军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

二、遵义会议

1934 年 12 月初，红军在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后顺利地渡过了湘江。之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在 1934 年 12 月 11 日的通道会议，12 月 18 日的黎平会议以及 1935

年 1 月 1 日的猴场会议期间，毛泽东由于他对军事战略的独到见解，一方面得到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到总书记秦邦宪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反对。据周恩来讲，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在我们从黎平向西北方向通过黄平，渡过乌江最后到达遵义的路上，斗争越来越迫切，在斗争中，毛主席得到了许多中央局的同志的信赖；他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伍修权作为李德在长征期间的翻译，支持这种看法：

⋯⋯遵义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实际上是王稼祥同志⋯⋯他经常同毛泽东同志见面并且在休息或晚上宿营时，他们经常分析当时的军事战线，在不断的谈话后，王稼祥同志

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1935 年 1 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体中作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

这些情况表明，发起遵义会议的当首推王稼祥。作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领导层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样，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还能说服一些支持王明的人。

遵义会议从 1935 年 1 月 15 日一直延续到 17 日，有近 20 位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参加。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秦邦宪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和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批评之后，王稼祥以自己的经历谴责了以往的军事领导井支持了毛泽东。聂荣臻最近有如下的描述：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最近在周恩来逝世 10 周年纪念日出版的周恩来中文传记中，也描述了王

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1935 年 1 月贵州的一个小城遵义召开，为了纣正过去的错误，认清将来的前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请求解除对秦邦宪和共产国际驻中国苏区的代表李德对军队的指挥权和总的领导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反复提及并一再肯定了王稼祥的贡献。1972 年毛泽

东再一次谈到了王稼祥：

他曾经给予我很大帮助，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在遵义会议中，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王稼祥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建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你（周恩来同志）和王稼祥——我们从王明的追随者手中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反复指出的，尽管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突

破，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军队的领袖。事实上，他在遵义会议之后，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常委还包括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秦邦宪和玉稼祥等。当秦邦宪和李德失去军事指挥权之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依旧保留了他们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同时，周还继续担任红军的总政治委员。

1935 年 3 月 4 日，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宣告成立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指挥部。3 月 11 日，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它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1935 年 6 月、毛泽东刚在第一方面军确立了指挥地位，随着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汇合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张不仅是党诞生时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还率领一支十分强大的队伍。正因为如此，张成了军事委员会的第三位副主席。7 月 18 日，他取代周恩来成了红军总政委。直到毛的部队与张的部队分道而去，这场斗争才告结束。张国焘（和朱德）进入西康，而毛泽东则率队进入甘肃。当第一方面军到达陕西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于 11 月 3 日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从而毛泽东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红军军事领袖地位。

1936 年，当毛泽东无可争辩地保留了军事领袖职位时，他的政治和意识

形态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微弱的，因为在 30 年代中期，政治局仍由张闻天领导并被“布尔什维克”们及其同盟者控制。但毛泽东作为军事领袖在遵义会议以及遵义会议之后的崛起，主要得归功于王稼祥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迈向领导层的第一步。

三、王稼祥的莫斯科之行与六中全会

在红军抵达陕北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近况及变化，顺便医治他那日益恶化的创伤。在几经周折后王稼祥于 1937 年 7 月初抵达莫斯科。王稼祥在苏联逗留一年。在此期间，他几次会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准备在 1937 年 11 月返回中国，季米特洛夫决定由王稼祥接任。但是王稼祥也想回国，所以只是勉强答应并希望中央尽快派来新代表。王明、康生回国之前，和王稼祥同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这次会见给王稼祥一次报告中国情况的机会。在 11 月初的另一次更深入的会见中，季米特洛夫告诫王明：“你回国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

1938 年 3 月，中共派任弼时去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共产国际代表职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4 月 14 日，5 月 17 日，6 月）会议上，王稼祥和任弼时汇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以及中共的行动等情况。他们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1938 年 7 月王稼祥返国之前，季米特洛夫与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会谈。王后来写道：

季米特洛夫同我和任弼时诙了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 年 9 月 14 日，在王稼祥回到延安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在报告中说：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的报告最后还教训了王明：

在领导机关中出现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路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张闻天在 9 月 29 日致的开幕同与毛泽

东的政治报告，不但打破了王明想成为总书记的梦想，确立了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而且也结束了中共领导内部不团结的严重局面。

1935 年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军事领袖的转折点，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则对毛泽东成为政治领袖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的成功主要得归于对手的软弱以及王稼祥在此过程中的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王稼祥在同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时，努力使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相信：毛泽东应该以中共领袖的身份得到承认。事实上，莫斯科的作用远比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要重要的多。但正如 1935 年 1 月一样，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成功并没有导致党内领导出现戏剧性的变化。1938 年以后的四年里，毛泽东也没有由于自己成了中共的正式领袖而强大起来，更没有成为党

的意识形态的领袖。四、整风运动

1938 年夏天，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后，再一次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当主席毛泽东有其它的事，而另外两位副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不在延安时，王稼祥便有效地处理了军委的日常工作。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和总政常委会主席，他于 1939

年 1 月创办一份《军政杂志》。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写了发刊词，王稼祥撰

写了第一篇文章。当 1939 年 10 月《共产党人》正式出版时，毛泽东的那篇发刊词，便与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王稼祥阐释此决定的文章一起发表了。次年，王稼祥又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起草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和指示，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文章。1939 年 12 月，王稼祥担任了新成立的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职务。

王稼祥全力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不久，王稼祥起草了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这个决定于 1941 年 7 月 1 日经政治局通过，成为整风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1941 年 9 月 10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毛泽东发表了《反

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谴责了 1932 年（应为 1931 年——编者）

至 1935 年的政治路线，尤其谴责了那场反“罗明路线”的运动。在“克服这

些不正之风的办法”一段中，毛泽东建议成立一个学习研究组，研究自 1928 年以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文献。“中央学习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这一段讲话不仅证实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且也说明王稼祥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并且被期望在这场运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1941 年 9 月 26 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并成立了以毛泽

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研究组。王稼祥编纂了从 1928 年 6

月至 1941 年 11 月的 557 篇党的文献，并于 1941 年 12 月以《六大以来》为题出版，成为运动的基本学习材料。

1941 年 10 月 13 日，书记处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研究党的历史，并委托王稼祥起草有关中共历史的文件。据最新研究表明，王稼祥于 1941 年秋天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

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事实上是 1945 年最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雏形。

次年，王稼祥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该决定于 1942 年 9 月 1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1943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终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与此同时，王稼祥也因出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地位有所加强。

约三个月后，毛泽东要求王稼祥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22 周年和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的文章。6 月 5 日，王稼祥完成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并发表在 1943 年 7 月 8 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重要文章是最早运用和阐释“毛泽东思想”术语的文献：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

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1943 年 7 月王稼祥的文章出版后，“毛泽东思想”一词就经常出现在党

的文件和中共党员的讲话中。王稼祥对这一术语的阐释也出现在 1944 年 5

月由王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1945 年的党章和 1945 年 6

月 11 日刘少奇关于党章修改报告中的许多思想和阐释，都可以在王稼祥的文章中找到。

五、王稼祥与中共七大

1942 年夏天，王稼祥的病情日趋恶化，以至无力继续工作。1943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并安排一架飞机送他和正在生病的王明一起赴

莫斯科接受彻底的治疗，但此行耽搁了。一直等到三年以后，也就是 1946

年 5 月，王稼祥才飞往苏联，在那里接受手术。由于病魔缠身，王稼祥未能

参加 1944 年 5 月 21 日开始举行的七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由任弼时代替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王稼祥也未能参加中共七大。此时，王稼祥不仅承受着病魔的折磨，而且承受着整风运动的影响。当然，这场斗争主要是针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成员的，但是他不能避免别人对他的早期行为进行批判。他与“布尔什维克” 形式上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的细节和六中全会是党的秘密事务，只有政治局极少成员知道；由五稼祥起草和众多干部知道并遵守的决议和指示，通常是以中央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而不署作者的姓名；加上王稼祥身体不佳，他通常只能在办公室里而不能到公共场合向广大的听众发表演说。所以，当 1945 年 6 月 9 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王稼祥落选了。这一结果使许多中央委员尤其是毛泽东感到震惊。次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表示支持王稼祥，要求代表们选举王稼祥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得了 204 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去议。一次是 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 38 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的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样呢？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就是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 39 年巩固党的决定，41 年增强党性决定，42 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都是他起草的。⋯⋯

但上面这些是外面不大知道，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这里必须讲一讲。⋯⋯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支持王稼祥的干预行为清楚地表明：王没有成为正式中央委员不

应归于“主席方面没有明显的感恩”。没有毛泽东的帮助，王稼祥就不可能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七大选举也表明王明集团已经失去了影响。甚至王明的前支持者们（如王稼祥）早在 10 年前就已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也不能得到这一时期影响日增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追随者的信任。1945 年 6

月 10 日，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的二中全会上，他升为正式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任新中国驻莫斯科的第一任大使和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副部长，再一次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层。

六、结论

从中共六大（1928 年）到七大（1945 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着戏剧性的增长，王稼祥不仅是中共高级干部之一，而且还对毛泽东的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1934 年至 1935 年长征开始时，王稼祥促使遵义会议召开，并使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层。

2.1937 年至 1938 年逗留莫斯科期间，王稼佯（和任弼时）努力说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承认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最终导致了王明的倒台，从而确立了毛泽东作为党的无可争辩的政治领袖的地位。

3.王稼祥在 1941 年至 1944 年整风运动中的组织和理论贡献在于：促使

人们重视毛泽东思想，并于 1945 年把它作为中共指导思想体系写进党章。但是，在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崛起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并且他自己也得到

毛泽东的支持（在 1945 年的七大上和 1973 年的十大上表现特别明显）的同时，实际是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这当然得归因于他那糟糕的身体妨碍他出席党的七大，但导致他落选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与王明集团的早先联系。当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支持王稼祥时，500 名会议代表中的大多数却很怀疑这位前“布尔什维克”。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

钱宏鸣译自英国《现代亚洲研究》杂

志 1989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