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美从何而来

欧洲绘画史上，有一则关于伦敦雾的风波趣闻。相传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1840－1926）在旅居伦敦期间，常在雾天作画。有一次，他画的伦敦西敏大教堂展出时，岂料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一直认为伦敦的雾当然是灰色的人们十分惊讶，因为画家把伦敦的雾画成了紫红色。他们大叫，伦敦的雾当然是灰色的。但当为此而愤怒的人们走到街上，再抬头仰望时，却发现伦敦的雾果然是紫红色的。于是，作风认真的伦敦人探究紫红色雾的根源。结果发现原来是因为伦敦工厂排出太多的烟，以及红砖建筑物的映射之故。不言而喻，这场由那幅笼罩在紫红色雾中的西敏大教堂的画引起的争论，当然是画家胜利了。于是务实的伦敦人又惊喜地称呼莫奈为“伦敦雾的创造 者”。这则趣闻地我们考察艺术美的创造，显然是极富于启迪意义的。

首先，它告诉我们，艺术美的创造根源于艺术家对现实美的精心观察和发现。固然，没有伦敦雾的紫红色，便没有莫奈对伦敦雾的美的创造。但画家能在伦敦人司空见惯的景色之中，发现伦敦雾的独特的色光之美，是他静观默察的结果。据说，他为了把握各种景色的色光变化之美，常在露天作画， 而且往往从早到晚定在一个点上进行观察、写生。他出外作画常带几幅画布， 当画到色光变化之时，该画便中止了，再在另一幅画布上捕捉另一种色光之美。有一天，库尔贝①看见莫奈在画布前大半不动笔，便问他什么原因。莫奈解释说要等太阳。库尔贝建议他可以先画风景的背景。可认真的莫奈没有接纳这个意见。他认为，“只有整个绘制过程是时常在同一的光的条件下完成， 才能获得完整的统一”。他的名作《花园里的女人们》便是这样取得成功的。可见，对现实美的执着追求，敏锐发现，显然是创造艺术美的前提。

苏格拉底曾告诫他的学生：“一个雕像应该是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

②艺术家对现实美的观察，当然应当包括对人的内在美的观察。对创造形象美

来说，洞悉人的心灵世界， 甚至比对人的外在形貌的把握更为重要。我国唐

① 库尔贝（1819—1877 年）现实主义画家，巴黎公社美术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 1872 年出狱后逃亡瑞士。

② 见《西方文论选》上卷第 10 页。

代有一则关于肖像画的小故事。说的是唐代有两个著名画家，一个叫周，一个叫韩干。他们二人都曾为元朝老郭子仪的女婿赵纵（亦当朝名将）事画像， 而且画都很像。郭子仪甚喜，将两图同挂于厅堂座后，但两画到底哪一幅画得更好？却难分高下。于是请出赵纵之妻来评判。她看完两幅画之后，就说， 韩画“空得赵朗状貌”，周画则“兼得赵朗情性笑言之状”。换句话说，周画以形显神，因形神兼备而取胜。而韩画正是在以形显神方面低于周画。可见，对人的内在美的把握多么重要。人们认为只有中国艺术强调传神。其实， 欧洲杰出的艺术家是十分强调现实对象的内在神韵在艺术美的创造中的地位的。法国十九世纪雕塑艺术大师罗丹甚至说：“只满足于形似到乱真，拘泥于无足道的细节表现的画家，将永远不能成为大师”。又说：“艺术家“能够发现在外形下透露出的内在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美的本身”。可见，重视对现实对象内在美的掌握，才能创造富于艺术生命的美的艺术形象。韩干画赵纵虽然未能深入体察他的内在神韵，但他的画马却达到出神入化的地

步。关于他画马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传说：他因画马而闻名，于是唐玄宗就把他诏进宫内封为“供奉”，专为御马画像。他被诏进宫后，唐玄宗曾让他向著名的宫庭画马名家陈闳学习。他却整天待在马厩之内。唐玄宗问他原因。他说：“臣下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由于他坚持以马为师， 长期对马匹神情姿态静观默察，因此，他笔下的马，匠心独运，神姿各个不同，使他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画马名家，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至今留存在《照夜白图》①笔墨简练，马匹那硕大的身躯，不安地蹬踢的四蹄，以及目光炯炯昂首嘶鸣的气势，十分传神地活画出唐玄宗这匹爱马虽身存马厩， 仍显“万里可横行”之志的勃勃雄姿。

其实，艺术美对现实美的这种依存关系，不独绘画如此，其它艺术门类如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等等亦莫不如是。没有当年法国大革命的如火如荼，又哪会产生贝多芬那具有永恒魅力的《英雄交响曲》？没有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为了爱情的坚贞不渝，对封建家长制的抗争，也不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美丽传说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动人戏剧。没有中国宋代的农民起义，哪有《水浒传》的诞生。没有曹雪芹的独特命运，当然也不会产生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生活大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就是神话传说《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乃至《西游记》《聊斋志异》也如毛泽东所说：“这种神话传说⋯⋯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的幻想的变化。”马克思也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

当然，没有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没有艺术家对现实美的艺术

① 照夜白，唐玄宗心爱马匹之名。相传唐玄宗极爱马，当时御厩内之名马多达数十成匹，心爱之马，玄宗都赐予美名，并有画家专为这些马画像。

掌握，也不可能有艺术。艺术美根源于现实美。但艺术美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具体艺术品所呈现的艺术美则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艺术美应当是现实美的升华。梁信在谈到他如何创造《红色娘子军》时，曾说到过吴琼花的艺术形象来自对三个原型的艺术概括。这三个原型都是生活中的女战士或女烈士。他说这种艺术概括：是在一个印象最深的人物身上”开始的。这个人物就是一位在梁信脑子留下一双火辣辣地燃烧不屈之火的眼睛，与旧社会势不两立的丫头出身的战士。既然是对旧社会有刻骨仇恨的丫头出身的女战士，那么“必然提出一条线索：敌我斗争的一条线索。又既然从她的丫头生活写起，那么她未来的对敌斗争中，必须还要痛苦地克服自己非无产阶级意识。这儿提出另一条线索，自我斗争的一条线⋯⋯为了记忆方便，我记下了这几个字：‘一个主角，在两条线索中三级跳’。‘三级跳’就是：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生活在的三个女战士都是美的，但艺术创造出来的吴琼花却更美。吴琼花已经不是现实中的原型，而是属于这一个艺术家头脑里创造出来的“这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美的形象。为表现这一个从女奴到女战士的吴琼花的仇恨，作家让她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中，路遇南霸天。她的仇恨突地爆发，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她竟忘记了纪律，忘记了身负的特殊任务，不顾一切地向南霸天开枪射击。谁能说这个情节不美！尽管是天琼花犯了错误，但观众还是理解了她， 从她的这个行动中，观众感到痛快，获得了美感。但你知道这个情节是从什么样的生活素材中来的吗？梁信的作家笔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那个海南的娘子军烈士“有一次和同志们在新区搞宣传，遇上⋯⋯一个有钱模样的人带个随身丫头，她非要动员那个丫头参军，那主人出面拦了一下，她用枪托打掉那人两颗门牙”，这就是上述吴琼花向南霸天开枪的情节的原始素材，是对这一素材的艺术改造。那么，为什么不把原素材直接搬入作品？从本质上看，那位烈士的行为虽然也可以理解，也是她内心世界的表现，然而，比较起来，剧中情节无论从视觉形象还是从人物关系看，都更能表现吴琼花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内在神韵，因而更美。由此可见，艺术家主体的艺术创造精神是艺术美的直接根源。正因为如此，同样的生活，才会有完全不同的艺术美的创造。这里有艺术家的具体生活道路，文化熏陶，审美情趣以及美好观念等等的因素，是这些因素的总和决定着艺术家对生活有着一双独特的眼睛。比如同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生活，有的艺术家注目于抗日英雄那金刚怒目式的美，因而有《红日》（吴强长篇小说）那样悲壮激烈的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有的艺术家却把目光投向一个独特优美的世界，如孙犁的短篇小说

《荷花淀》。作者在浩瀚的民族战争生活海洋之中，摘取的是一朵明丽欢快的水花，展现了翼中水乡年青女子水晶般纯洁、优美和乡土气息浓郁的抒情曲。再如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不是也有那样轻快自信、机智活泼之美的区别么。当代学者钱钟书主张艺术创造既要师法造化又要润饰自然。在他看来，“师法造化”也不是对自然的消极摹仿。因为“造化虽备众美，

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因此他认为师法自然和润饰自然，二者是“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①可见，艺术美虽然根源于现实美，但艺术美并不是现实美的翻版，即使艺术家眼中的现实，也已经不是纯客观的了。经过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创造和表现的艺术品之美，就更是艺术家的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因此，尽管生活和艺术两者都是美，但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美可以而且应当比普通实际生活的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独特，因而更具魅力，更能给人独特的美感享受启迪。正因为这样，人们有了丰富的现实之美猩无二之美，是不可代替之美。只有既承认现实美是艺术美的源泉，又看到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源于现实的独特的审美创造，才是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