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充分的艺术个性

大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被称为“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的李逵。不是么，在闹江州后，宋江等商议上梁山时，他第一个大呼“都去，都去！便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上梁山的第一天，又是他大叫“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对封建王朝的反抗表现得多么主动，强烈！第五十二回写他见柴进被知府的妻舅殷天锡欺侮陷害，便要去打殷天锡，柴进劝他要依照“条例”打官司，李逵却脱口而出“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一顿拳脚，把个殷天锡打死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把封建次序放在眼里。他闯进寿张县衙门，吓跑知县，自己穿上公服。升堂问事，就是扫尽封建官府威风的嬉戏。对待陈太尉奉旨招安的事，他也与众不同。他根本不参加迎诏的行列，当萧让才读罢诏书，他便从梁上跳下，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曳拳便打，破口便骂。这就是李逵式的仇恨和蔑视。他自别于其他好汉对这个“混帐诏书”的愤怒和反抗。元夜闹东京后，李逵听刘太公说他女儿被一个自称宋江的强人抢掠了，顿时气得浑身发颤，劲望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上，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杰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抢上堂来，对宋江大兴问罪之师。这就是李逵式的纯直鲁莽。性格的这方面不仅同他的造反精神一致，而且同他在此事真相大白后，甘心认错，负荆请罪的憨劲；上梁山后便回家接贫困的老母上山快活的赤子之心；轻信李鬼胡编是为养九十岁老母的胡话的纯真等等品格，揉成了一个天合的整体，使他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呼之欲出。他有别于鲁智深，又与同样出身贫寒的武松迥异。他就是他，绝不与别的典型形象重复。这就是充分的艺术个性。

曾经塑造过众多艺术典型的文艺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无论是认识生

① 见钱钟书《谈艺录》三十五。

活或进入创作过程，始终不放弃把眼睛盯着“这一个”，立足于写好具体人物丰富的个性。研究他们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掌握艺术典型的规律。

曹禺在谈到他塑造《雷雨》中的繁漪时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繁漪，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高”。（《雷雨》序）在另一场合他还说：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家去玩。他有嫂嫂⋯⋯她丈夫是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要好的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什么了。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实在的繁漪。”（着重号笔者所加）曹禺见过众多的繁漪，而在他心里点燃创作火把的却偏偏是“这个女人”。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在文艺家塑造典型人物中，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说：“众多的繁漪”是艺术家艺术地认识生活中，从感性向理性飞跃的量变因素，那么，“这个女人”便是促使艺术家认识发生飞跃的质变因子。屠格涅夫在《六部长篇小说总序》中，谈到《前夜》时，也说过：“女主人公叶琳娜⋯⋯的身影已经相当清晰地在我的想象中显露出来了；可是怀着朦胧的，但却又是强烈的对自由渴望时叶琳娜所能委身给他的那种男主人公，我还能有找到了。读了卡拉节耶夫（作者在乡间的朋友。笔者。）的笔记本以后，我不由自主地喊出来：‘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主人公’”。（着重号笔者加）苏里科夫①花费十年心血创造巨幅历史画《女贵族莫洛卓娃》时，为寻找女主人公的原型。走遍俄罗斯，直至西伯亚。达·芬奇创作《最后的晚餐》，为寻觅犹大的模特儿，也曾费煞苦心。屠格涅夫打的是“这一个”，苏里科夫和达·芬奇要找的，仍然是“这一个”。

其他行业的人虽然也在生活之中，但却并不去注意感受和观察具体的生活及生活中的。生活留在他大脑皮层的只是一般的印象。科学工作者在生活中，则往往只注意与他所研究的学科有关的部分，并且只注意对“一般”的抽象。因此，他们不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条件，更谈不上塑造艺术典型。只有文艺作者在认识生活的全过程，始终不离开形象思维，不忘观照具体的人和事，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生动的细节。正如果戈里谈他认识生活时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人的外表的最细微的细节统统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能把这个人识透”。①把握住具体的性格，及其性格的具体呈现，才是文艺家“识透”生活的标志。如果说文艺家有什么特殊的才能，那么，首先应当是这种从个别着眼，洞悉个性，“识透”生活的才能，或称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才能。歌德把“对个别事物的掌握”称为文艺家必须闯过的“艺术真正高大的难关”。②这是多么卓绝的见地。许多画家要做画日记，许多作家也写文学日记，就是艺术地把握生活，加深对生活认识的一种手段。如果承认艺术家

① 苏里科夫，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画家。

① 果戈里《我的忏悔》。

② 《歌德谈话录》。

不靠概念的富有，而要靠生活的富有，那么，在文艺家的生活库存中，应当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众多活生生的个别人物和细节、事件；而绝不是什么抽象的“共性”，与同样是抽象的“个性”。

优秀文艺家孕育和创作艺术典型的过程，也是从个别人出发，再到个别的过程。被称为优秀古典小说的《红楼梦》之所以呈现了如此众多、如此缤纷的典型人物，其中很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熟知他“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又按他们自己的事体情理写出，“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只是写作时“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敷演故事。曹雪芹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言必大贤大忠，或写才子佳人“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概念化倾向，表示了他的鄙弃。曹禺有一段很深刻的话：“如果写作时，不是从那个具体的个别人出发，而是从某一类的人出发，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的东西，立志要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创造出一个什么典型来，那就比较容易走上‘简单化’的道路。有时不但写不出典型，甚至也写不出活的人物来。作者事先不可能知道他笔下的人物是不是典型，或者是什么典型。这只是事后由批评家与读者逐渐判断出来的”。①文艺家认识生活从具体个别着眼，进入创作过程也是从具体个别出发。只是前者往往是不完全的，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生活中实有的样子。后者则渗透了文艺家的心血，比前者更丰盈、更具体、更特殊，因而是更鲜明更充分的个别。文艺家只有立足于写好具体的个性，才能灌注生命于形象之中。

杰出的文艺家，都是着力于写出人物的个性的。他们的典型化方法，也多采用“融合”“补缀”等手段。清代在画家石涛则说他画山水画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② 迹化就是“融合”之意。达·芬奇主张好画师“须用心去看各种事物，细心看完这一件再去看另一件，把比较有价值的事物选择出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捆在一起。”③巴金在《谈〈春〉》中也说：淑英和蕙“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也并非完全我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我在我的姐姐妹妹和表姐妹们的身上看到过她们的影子，我东拼西凑地把影子改变成活人。”（所有着重号笔者加）鲁迅先生在谈他写的人物，也“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在其著述中，他还用过“缀合”“合成”，这样的词表述他塑造人物的经验。这一切都说明，作家的创造人物，可以而且必须对浩瀚的生活进行选择，可以把选择出来的东西集中糅合成一个新的人物。但全过程都是具体的，个别的。文艺家从生活中孕育的形象，开始时可能是模糊的，甚至还只是影影绰绰，但不能是抽象的意念。形象形成的过程，可以从模糊到清晰，但始终是具体的，它必须建筑在文艺家对生活“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的基础之上。

① 《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第 728 页。

② 石涛，清代画家，引文见《苦派和尚画语录》之八《山川章》。

③ 《西方文论选》上卷第 183 页。

艺术形象典型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生活进行选择、集中，然后加工再创造的过程。其核心是鲜明独特的单个人。阿 Q 不能换上一顶瓜皮帽，是由作为阿 Q 性格特征总和的个性决定的。个性化既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处。因此，典型化应当是充分的个性化。

充分的艺术个性首先表现在作品通过各种场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显现人物在其生活中必然形成的性格，使人物具有立体感，显得丰盈充实；同时也表现在有层次地将人物性格的诸方面，尤其占主导地位的方面揭示深透，使人物凸现出来，成为读者既似曾相识又觉新鲜独特的人物。我国十七世纪的金人瑞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用“都似旧时熟识”来赞誉《水浒》的人物描绘。他把《水浒》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几个品级，而将个性充分鲜明的李逵、武松、鲁达、阮小七等人物列为上品，并赞扬地说：“只是写人的粗鲁处，但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李逵所以属上上品人物，是因为“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阮小七则“写得另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

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而对神行太保戴宗，则认为“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故为中下品人物，由此可见，金人瑞所说“都似旧时熟识”，是以鲜明个性为前提，建立在充分个性的基础之上的。唯其如此，才更具审美特征、更有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