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凡的科学预见性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读完郭沫若的史学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后， 思绪万千。他透过郭沫若描述的历史风云，思虑着这一部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警觉的兴亡史：因为胜利而骄做，因为骄做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所谓“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一个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政权，因腐败而上崩瓦解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毛泽东决定， 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发给每个党员，并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

1949 年 3 月，全国解放在即。胜利了，毛泽东那颗叱咤风云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他在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28 页）

这是毛泽东的预见，而这预见是以李自成的兴亡为参照系，以现实为依据，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预见。毛泽东的思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处在敌人的四面

包围之中，离开了人民，就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将成为执政党，党的干部也将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在新的考验面前， 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利，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侍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 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昔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

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

对于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的地方，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 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深。面对新的环境，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习和掌握领导和管理城市的工作艺术，反而经受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色的引诱而蜕化变质。

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象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对象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将多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的政策，将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面对新的工作对象，可能有些党员干部不是坚持原则， 对资本家进行团结改造，而是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贪图个人享受，吃私受贿，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进城以后的情况，确实被毛泽东言中了。这不是神机妙算，而是辩证的分析、科学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