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议

《沁园春·长沙》带有浓厚的议论色彩。中心论点是：毛泽东及“百侣” 这些革命家就是祖国命运沉浮的主宰。上半阕提出问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半阙未直接回答，却回忆以往的战斗生活，但答案却明确无误地含在这回忆里，只是手法上较为婉转些。

诗的表情达意要委婉，不宜平直；曲折方能深远，诗最忌讳的是浅露。抒情诗如此，议论诗也如此。当然，委婉是为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回味的余地，绝不是要把诗写成猜谜语一样的朦胧诗。压根儿不想让人读懂，反正不是面向工农兵的。

自然，在诗中发议论，还有多种形式，如“借典”，“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又如“寓哲”，即寓哲理于形象，“无限风光在险峰”便是。因在“一石击水使天惊”一节中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以诗的形式发议论，自古以来，有过不少争论。其实，问题不在于可不

可发议论，而在于采用什么恰当的形式发议论。古今中外以诗的形式发议论的佳作是不少的。裴多菲的《自由和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不是在发议论吗？不是在世界上广为留传了吗？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不也是发议论吗？自古以来，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又有谁能否认它是千古绝唱呢？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诗，全诗都是在发议论，所议人的生死价值，具有极强的战斗性，成了多少有志者的座右铭！

不过，用诗的形式，发好议论，实在不易。因为一般议论靠概念、判断、推理，靠逻辑思维，而诗要靠形象思维。一味地堆砌概念，又不讲音律，是不成其为诗的。清人沈德潜提出诗中的“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是对的。就应做到“缜细能精至秋毫，周密见天衣无缝。理密而不依赖形诸言辞，思精而不见做作。虽明明象有真迹可寻，但不能只凭理性来演绎；有意象快要产生的时候，奇妙的造化已经潜伏在心中了——即理念了”。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通篇都是鲜明的形象：大地、风雷、精生白骨、唐僧、金猴、千钧棒、妖雾等，评论的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事，阐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斗争策略。可内容深刻而形式缜密， 无懈可击。

另外诗中议论，不能象一般议论文那样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而必须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如《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猿相揖别”是从猿到人的形象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开头五字，飘然而来，写人类从无到有，是比喻。“只几个石头磨过”，指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把长达几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七个字之中，显然也是借助比喻。“小儿时节”，更是鲜明的比喻。指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喻为人类的童年时期。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上面所引三句是最好范例。“以小摄大，举重若轻，以俗为雅，亦庄亦谐，如话家常，饶有风趣”，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