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2 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 7 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 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 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 1971 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 年的 7 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 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

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

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同年 9 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有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

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拟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