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抵制“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 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1930 年 6 月 11 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 月，“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奇要求红七军禽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 月，红七军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六军的实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干人的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大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 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撤的职务， 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生怀疑，1931 年 1 月 3 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 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更加坚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 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①。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责邓小平等“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

① 《斗争》第 12 期 1933 年 5 月 20 日。

① 《斗争》第 12 期，1933 年 5 月 20 日。

全怠工”②，是对抗党的主张。打赣州，是当时“左”倾中央“城市中心论” 的突出表现，邓小平等人能够公开大胆抵制这种错误主张，实属难能可贵。四、反对“左”倾的“进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及其应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左”倾中央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地认为是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强调阵地战与正规战，主张“全面出击”、“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

邓小平由于反对和抵制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拥护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时处于“革命斗争低落”时期，敌强我弱是事实，不具备“直接的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根据形势发展而确定的，革命“只能是土地革命”，这就否定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措误判断。邓小平进一步认为，“左”倾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任务的规定为“进攻路线”，“是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是“不了解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①。而建立在革命低落上面的所谓“进攻路线”，只能是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基础的，这必然是冒险主义的，会遭受失败的，实际上邓小平是否定了“左”倾的“进攻路线”。因此，党的“左”倾领导者指责邓小平这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失望”，是“不相信群众力量”，是“对进攻路线的怠工”①。在军事战略方针上，邓小平主张“诱敌深入”，把敌军引到群众基础好的苏区举而歼灭之；反对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或者把敌军挡在苏区大门外进行“堡垒战”。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左”倾领导人主张打出苏区到白区作战，邓小平与毛泽覃等则主张应把红军部队调到兴国一带或河西（赣州以西）去集结。反对把队伍拉到白区主硬拚。“左”倾领导者却指责邓小平等是“退却逃跑”，是“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是“单纯防御路线”②。

邓小平被王明“左”倾中央扣上“右倾退却逃跑”的帽子，进行批判与打击，其主要借口就是“寻乌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32 年 11 月，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趁守卫在中央苏区南部红军独立三师开赴赣东北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动建黎泰战役的机会，乘虚向中央苏区南部进犯。邓小平当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立即召集三个县的党政军领导举行联席会议， 研究对敌之策。会议经过分析讨论，决定“有计划的准备退却”，诱敌深入， 以便乘机歼敌③。会后邓小平便率领会寻安三县广大军民“坚壁清野”，“布置后方”，“有计划的准备退却”。结果，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寻乌县被陈济棠部所占领。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邓小平这些战略战术，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诱敌深入”和游击战作战原则具体体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眼里，这是违背“进攻路线”的，是丢城失地的逃跑行为，罪不可赦。1933 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后，发动反“罗明路

② 《斗争》第 12 期，1933 年 5 月 20 日。

① 《斗争》第 8 期，1933 年 4 月 15 日。

① 《斗争》第 8 期，1933 年 4 月 15 日。

② 《斗争》第 12 期，1933 年 5 月 20 日。

③ 《斗争》第 12 期，1933 年 5 月 20 日。

线”，抓住“寻乌事件”大作文章，批判邓小平在敌军大举进攻面前，“将整个寻乌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①，后将他撤职调走，重新改组中心县委。历史证明这不是邓小平的过错，恰是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