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 年 2 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 2 月下旬起至 3 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 年 3 月10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自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 年 5 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 3 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4 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月 12 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 8 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

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12 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12 月 22 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

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此，在“文化大革命” 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原载《人物）1994 年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