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

从 1932 年 7 月到 1933 年 3 月，邓小平在会昌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九个月后，被调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在这段任职期间内，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力“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同遭厄运的还有担任江西省苏、地方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的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 1972 年曾说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实践证明，中央苏区开展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一场由“左”倾领导者发动、矛头直指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的党内斗争。

邓小平在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不信任”；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 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①邓小平等人同“左”倾领导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主要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 倾领导者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 “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均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青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者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提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人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的上述正确意见，都与党中央某些“左”倾领导人的主张大为相悖。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尖锐对立。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李维汉（罗迈）后来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①李维汉的评论，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左”倾领导人大反“罗明路线”的用心所在。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三十回合：第一个回合。苏区中央局于 1933 年 3 月下旬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纯粹防御路线”，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会前，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三期就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严厉批评”了江西省委。3 月 31 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

① 《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载《斗争》第 12 期。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

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②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第二个回合。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 4 月 16 日至 20 日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③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于是，“左”倾领导人便采取组织手段，对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错误的处置。5 月 5 日，经苏区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强行撤销了邓、毛、谢、占的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下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又降为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主编总政《红星》报。

第三十回合。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党内扩展到苏维埃机关。会议要求党的火力“要向着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肃清罗明路线残余”。①此后，在中央局的督促下，江西苏维埃政权系统深入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也发表文章鼓动，直到 1934 年 4、5 月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域时，才被迫停止。

历时一年有余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给江西苏区的党和苏维埃政权造成严重的危害，以邓小平力首的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优秀干部遭到错误的打击，江西省委、省苏亦受到错误的指责，会、寻、安等许多中心县委，县委被“改造”撤换，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令人痛心和难以挽回的。

邓小平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不惧“左”倾领导的淫威，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下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党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实事求是，忠于职守，从不敷衍塞责。从 1934 年 6 月到 10 月，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总政主编《红星》报，采编、选稿、校对、刻印

② 《会寻安三县党积汲分子会议决议》，（1933 年 3 月 31 日）。

③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载《斗争》第 12 期。

① 《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江西省的代表大会》，载《斗争》第 31 期。

等工作，大都一人承担，费尽心血。《红星》报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发行量达 17300 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红军战士称之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一十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和豁达博大的胸怀，体现了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崇高品质。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邓小平是在乌云压顶的

情况下开始长征的”，①时年 30 岁，仍为《红星》报主编。到 1934 年 12 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出山主政。

历史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四年多的政治生涯，是一篇光辉而曲折的诗章。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集体奋斗中的坚强领导，不愧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不愧为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典范。

（原载《争鸣》1990 年第一期）

①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