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访问罗朋谈话录 熊敏

梅飚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彼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流放”到了江西。或许是历史的巧合，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头”， 竟然是他 20 多年前大行山下的老部下——罗朋。

笔者幸得机会采访了这位当时的见证人，听到了他真实动人的回忆。1938 年，我从广东家乡北上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 年，曾在晋冀鲁豫军

区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从那时起，常聆听刘伯承、邓小平的教诲， 对刘、邓首长十分爱戴。解放后 50 年代，我在公安部武装民警局任副局长。

1959 年反“右倾”，被下放到青海省劳动。1962 年调到江西，任江西蚕桑垦殖场党委书记。“文革”时，江西蚕桑场改为人民公社，我再次彼作为“走资派”打倒。“解放”出来后，调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任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可万万没有想到，历史再一次地把我和邓小平联系起来。

一天，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突然来到新建我吃、住、办公三位一体的小屋，通知我：邓小平要到这里来。

我很早就认识陈昌奉。我在公安部工作时他任武警山东总队队长，他因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而闻名。在北京的时候，我曾问他：“你常去看主席吗？”陈说：“主席很忙，我不好经常去打扰，只是他过生日时才去。”一晃 10 多年过去。自从我离开公安部去青海，与陈昌奉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两人地位、身份已不能同日而语。很有意思，当我在新建见到他时，陈昌奉似乎完全下认识我，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他的谈话是指令式的。这可以理解， 他是省革委副主任，我是小厂长，互相“不认识”，心里反倒能平衡。地位摆正了，谈话方式也就自然了。

谈论就两入在场，警卫员没让进来。他说：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

这么大一件事，谈话前后不到 10 分钟。这大概是“老公安”的脾气，干脆、利索，剩余的，你自己去领会。

我久久不能平静，短短 10 分钟的谈话，足够我紧张的了。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的事，太突然了。我很激动，那天晚上一宿都不能入睡。这一生中所面临的事很多，但恐怕不会再比这件事更重大了。我想了很多， 回想起 20 多年前在太行山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他那铿锵有力的川腔仿佛还在耳际萦绕。人间沧桑，没想到干革命几十年，自己昔日的老领导今日竟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千头万绪，不管怎么说，我只想尽力去做，最重要的是把邓小平保护好。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布置“防范”措施。保密，是安全的最大前提。“邓小平要来”，消息只能限于本厂，切不可向外泄露，否则就容易出麻烦。全厂百余名职工，要做到保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召开了职工大会，宣布了“邓小平要来”的消息。规定全厂职工谁也不能泄露，对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传出去就要严肃处理。还决定成立一个党员保卫小组，做好防范保护工作。

说来也巧，邓小平来厂劳动的前天，出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将厂里

谁也惹不起的一个“造反派”处理了。一次开会，那个“造反派”带头呼口号，把“打倒刘”喊成了“打倒毛”。事出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将他调离了新建县。这有利于邓小平来厂劳动保持厂区的平静。

几天后，新建县一个有些身份的人跑到我们厂召开大会，作了长时间的报告，大批特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并要工人提高警惕。还向我们指示， 要严厉监管邓小平。

我自然不能正面与这位头头顶着干。心想，你说你的，我有我的打算。邓小平没有开除党籍，还是党内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时候。自己必须有主见，否则就难办了。

当时厂里贴了许多标语和大字报，都是“打倒刘邓”的。邓小平要来， 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我们把标语和大子报全部清洗了。还组织全厂来了一次卫生大扫除，整理厂容，并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供邓小平劳动休息时用。

说来有意思，我们这么搞“欢迎”，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也许因为邓小平的问题尚未定论，所以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我也并没有往“欢迎”这方面想，但却偏偏又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一种潜意识罢了。

1969 年 10 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来到工多少年没见过面，今日相见感慨良多。我激动地握住了老首长的手。当然，邓小平并不知道我曾经是“二野”的，在太行山时就是他的部下。

陪同邓小平和卓琳一起到厂里来的、是省军区派来的一位干部老黄。厂里有 4 个车间，当时，安排邓小平和卓琳在修理车间劳动。

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用挫刀把零件磨平。邓小平说，这个我行。 40 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但如今做起来，仍像个老把式。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作为一厂之长，我时常走动于各车间。而这段时间去的最多的当然是修理车间了，因为邓小平在那里。开始，我担心老黄干涉，所以在邓小平工作处只是观看操作，偶尔说上两句。

我与老黄接触，刚开始有所“提防”。我当时想，不能与老黄弄僵了， 否则他可能让上面把我调走，那样，谁将来接替我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那种年代和情况下，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与邓小平有特殊关系和感情的人来。

一天劳动，卓琳与一位女工谈话，说到开心时笑出声来。老黄不高兴。我打圆场说：“算了吧，老太婆了嘛。”

开始时，我和老黄互有戒心，后来相处得不错。正是由于这样， 老黄逐渐不防备我与邓小平的接触。久而久之，我还能够带儿子一块去邓家居住的“将军楼”。

1971 年元旦，邓小平一家在新建县团圆。邓朴方此时行动不方便，我们为他请了一位阿姨照料生活。

这些年来，邓小平难得心境这么舒坦。这时的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我们到他家时，邓小平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烧饭。见我们来了，他说，我现在从车间到家里，都是一个劳动力啰。

我们给邓朴方特制了一个床架，让他可以在床上运动。我问“这床架可不可以？”邓小平说，好，这床架好。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

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春雨绵绵季节，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去车间劳动，但他却说：要去，我一定要去！

1973 年，邓小平就要离开工厂去北京。我也接到调令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我与妻子年丰到邓小平住处告别。卓琳高兴地拿出桔子、糖果招待我们，我说：“厂里照顾不周，请原谅。”邓小平摆摆手说：很好，我们在这里几年，麻烦你们了。他还站起身打趣地址了扯衣服，说：在这里劳动，我心情愉快。这几年，人也胖了，看，衣服都穿得紧了。我说：“我也要离开工厂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邓小平说道：办学很好嘛。

我调走后，原副厂长熊延禄接替了厂长职位。

1975 年，熊延禄等人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知道后，立即派秘书代表他去看望大家。秘书热情地向熊延禄等人说：“小平同志很忙，脱不开身，委托我来看你们。你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有什么困难，说一声，我给你们办。”

熊延禄感动他说，“小平同志那么忙，还这么关心我们。请您代我们向小平、卓琳同志和他们全家问好。我们全厂工人、干部也都很想念小平同志。大家祝愿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邓小平没有忘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群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找到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向他嘱咐：你回去后，应该扶持一下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1977 年夏，熊延禄又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立即委托卓琳去看望。卓琳到他们住处时，他们已回南昌了，邓小平叫卓琳直接写信给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代表他向全厂工人问候。卓琳在信中写道：“在你们厂三年劳动、学习中，同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使我们感到难忘，每当提到那时情形，对你们总是十分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