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的主编

1933 年 5 月，父亲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后，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足十天，又令他回到省委，原因据说是，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不久，父亲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

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朱月情。

朱月情的丈夫霍步青曾经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时，霍步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父亲、张锡缓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后来霍步青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和父亲也时常见面，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县委书记，关系比较密切。

朱月情告诉我说：“霍步青是四川齐江县人，和你爸爸两个人是老乡。他们两个人在江西，都是背驳壳枪、穿草鞋、打绑腿。他们有时在瑞金见面，就一起去吃面条。在那个时候，肉丝面条就是好东西了，鸡呀、肉呀都吃不上。你父亲虽然年轻，但很开朗。当时王明路线，许多干部受迫害，小平同志提出意见，反对王明的极‘左’，王明就打击你父亲，给予最严重的党内警告处分。霍步青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可是你爸爸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1933 年 9 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原则上绝不让步；对同志非常关心，为他们做实事但不溢于言表；对自己十分严格，无论遇喜遇悲都不轻率地形于颜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 年，阿金离开了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父亲赶上了。

生活上，他已是两度失妻（当然，原因不同），而政治上，其实这才是他遇到的第一次磨难，而且是最小的一次磨难。三十三年以后，他还将要遭受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世人评论，这三起三落，使得邓小平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

令人赞叹。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Uli Franz）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①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难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父亲在 1933 年经历政治和生活上的挫折时，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别人是三十而立，而年近三十春秋的邓小平，却早已经历得大多、大多。连政治上的大风大浪都不畏惧的他，当然更不会为个人生活中的不愉快而过分的在意。

阿金和父亲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 年 10 月，阿金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 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 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父亲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父亲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

《红星》。父亲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妈妈对我说：“1933 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串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工作，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

① 《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创刊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

中央档案馆尽其可能，将现在所搜集到的红星报汇集成册。虽不完整，但已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 年 12 月 11 日的创刊号上，庄重地写着《红星》二字，下方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上方通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红星报头期头版头条的“见面话”说得明白：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作。

“他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也可以答复。

“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这份报纸面对的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些从工农中来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文化大都很低，甚至还有许多的文盲。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当然更没有电视了，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从 1931 年 12 月到 1933 年 5 月，是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共出版三十五期，其中第一到第十二期，是铅字排版；第十二至第三十期缺收；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五期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红星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 1933 年 8 月 6 日到 1934 年 9 月 25 日，期刊顺序号重新开始从一排起，共出版六十六期，现搜集的集册中，缺第六十六期，其中有十期还是从国外搜集回来的。这六十六期为铅字排版。从 1934 年 10 月至”35 年：月，红星报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红军开始了长征，所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这一个时期，也就是从 1933 年 8 月到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这七十多期红星报，就是由父亲主持编印的。

红星报在遵义会议后又继续出版了十多期，到 1935 年 8 月 3 日后停止。停止的原因可想而知，红军已踏上了更加艰苦的长征道路，继续办报已经不可能了。

父亲并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报界人士，但是对于办报，特别是办革命

报刊，他并不陌生。遥想十年前在法国的巴黎，他就与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共和青年团旅法组织的刊物《赤光》，还被美称为油印博士呢！

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法国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

这十年，是令人眼花绦乱的十年，多少事件，多少人物侧身而过；多少体验，多少思绪长驻心头。这些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使得他办起报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有父亲手写体的标题。手写标题，显然是为了醒目内容和活跃版面。父亲那时的笔体，相当隽秀有力。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的确是的，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陈毅、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和社论，其中最多的当属周恩来，因为那时他是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

抛开数不清的各类文章、报道不算，仅就这些社论来说，可以说，比起当年在法国时，父亲无论在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上来说，都大大地跨上了一个台阶。撰写这些文章的这枝笔，政治思想成熟，充满战斗性，法国时期的那些尚带幼稚之气，已一扫而光。

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的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我想，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干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个人算得了

什么！”

现在听起来，有人会认为这可真是一句老话，一句套话了。但仔细想想，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那二代的革命者，那一代的红军战士，真的就是这样的。

在当时，面对艰难困苦而未丧志的，又岂止是父亲一个人？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都是这样顽强而又乐观地战斗着和生活着的。

李维汉的一段回忆，可以使你更加详尽而又形象地了解这些革命战士。“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大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

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下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下饱。吃饭前，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下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吁，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数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背上还背着布单于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在群众中威信很高。”①

是的，那时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艰苦的，那时的对敌斗争是无以言状的残酷的，如果不是有着军为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秀作风和传统，那么红军早就会被强敌打垮了。如果不是由于拥有这么一批无比英勇、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忠诚干人民，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 341—3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