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 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凡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 1931 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

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

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 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

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 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 月 18 日、19 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 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下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

（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 10 月 20 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 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 1970 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

——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 1970 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