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眼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一段时光钟亚庆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同邓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共事近一年时间。小平同志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我担任会昌县政府军事部长。后来。我任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小平同志兼任三分区政治委员。我经常向邓政委请示汇报工作。他对我亲切关怀、支持帮助的动人事迹，至今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1932 年 5 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会昌任县委书记。当时任会昌县委组织部长的罗屏汉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跟他在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四十多里，又是一个大具，有十四、五个区，没有军事部长，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建议设立军事部，要挑选一个军事部长，便问屏汉同志：“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屏汉同志答：“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 3 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车头，亚庆同志带领部队迎敌。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呷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人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骨碎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电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经屏汉同志这么一说，小平同志就把我定下来了。第二天，屏汉同志打电话给我，我不在（因为那天十二军政治部罗贵波主任派我去江城区工作，一早出发了），罗主任接了屏汉同志的电话，叫我明天十点钟不要走，他要再打电话来。果然，上午十点钟屏汉同志的电话来了，说调我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长。我回答说：“我没有文化，干下了，我下去。”屏汉说：“小平同志已来会昌县委当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没有文化，有文书，不用怕”。当时，我还想在正规红军部队工作，总是不愿去。以后，小平同志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有本位思想，叫他催促我快去上任。他们先后又打了三次电话，拖至 5 月底，下去不行了，我只好背上背包步行到会昌夫。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杉塘区村时，突然遇到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间： “你这个同志，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府去坐坐。” 我向小平同志敬了礼，跟着他到了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政府。小平同志

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了电话批评罗主任（贵波），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袋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下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了，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这里坐了大约半个钟头，我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政府。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恰逢罗塘圩日，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就好，就是少了一项。”区书问：“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他说：“辣子！”区书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 5 月新番椒回来。饭后，告别了区委，出发上路。小平同志走在前，我跟

在后面，一同回到会昌县委（地点在大榕树背），小平同志又亲自派了一个同志，送我到了会昌县政府（大街上的许家伺堂）。

在会昌，我在军事部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平易近人，对我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

月，江西省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设在箱门岭芙蓉寨。分区政委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部主任由罗屏汉兼任，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军事部长负责。7 月中旬的一天，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了县委通讯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差，努力工作，此令。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下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去，你也得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屏汉同志奏！第二天，我去到县委，找了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连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尺手枪、一支驳壳枪，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 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他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我说：“晓得慨！” 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枪套、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最后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三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从会昌红色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一百四十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不久，省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瑞轩，参谋刘××（瑞金人）。吕、游二人都是从正规红军调来的，我怕领导丁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他们两人都鼓励我，小平同志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小平同志给我壮了胆，便试着干了。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部一百多敌人进攻太阳桥，我接到情报后，立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当面同敌人接头打；我的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集中人力把它消灭。但吕、游下同意。于是，我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敌人装备好，经过正规训练，来得凶；我们装备差，地形熟，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操的打法，比较有把握。吕、游最后同意我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我带一路，事先交代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汗火，战斗一打响，我指挥赤卫队先同敌人接上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我们两路部队一齐开人，敌人死伤八、九个人，狼狈逃回去了。这一仗，我们缴了敌人十二支枪，自己没有伤亡。那时，我把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小平同志，后来还亲自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战况。小平同志听后鼓励我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那里学来的？”我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谋的。”

同年 9 月，我们在福建东留又同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罗塘区，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大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叫罗所长回电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听候几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9 月天气炎热，我搭了一条小船到了杉塘区，傍晚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两同志就来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元，作营养费。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 1933 年 3 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槁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革命鞠躬尽瘁，对同志体贴人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感怀。

（原载《党史文苑》1990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