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森

五六十年代，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文化大革命中，却又有许多人陷入无书可读的境地。

我也是其中一个。记得上中学时，与一个同学差点撕破了脸，原因竟是一本今天看来红得不能再红的书——《红岩》。但那时，《红岩》属禁书之列，我和那个同学虽有争吵，但谁也不敢大声，生怕隔墙有耳，被别人知道。

几年后，我下乡当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活儿再苦再累我也受得了，但时隔不久，我便觉得浑身不自在。到底是认识字的人，没书读不行。

《艳阳天》、《金光大道》早已吸引不了我了。我开始向周边的知识青年打探。功夫不负有心人，特殊的嗅觉使我寻到一本《茶花女》。当我死缠硬磨那个知青时，他笑着摊开手，说：“不在我这儿！”“在哪儿，在哪儿？” 当我得知这本书在几十里之外的某村时，竟连夜赶去。

一切顺利，夜半踏着月光，胜利返航。但书放在哪儿？没带包不能拿在手里，要是被巡逻的民兵发现，还不出事。我把书放在腰带里，紧贴在胸前。腰已不由自主地佝偻下去，然而又立即放松自己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直到进宿舍，才放心地取出已经温热的书。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无头无尾的书，黄脆的纸张，周边卷着卷，封面是一张画报纸。我在同学中是以读书快闻名的，然而，我看这本书时，生怕早早看完。早上出工时把书塞进被里觉得不妥，放在铺下，又怕人坐上去， 察觉出来，结果，出了院子，又跑回去，锁进箱子里。

不用说，那本书对我震撼极大，才知道，外国还有这么感人的小说。 那时，知青间的矛盾很大，很多时候，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有些知青

思想空虚，无事生非总要造出一些事端。他们敢把《毛主席语录》卷烟叶抽， 但不敢染指那些有问题的书，他们知道，无论谁去动，我都会找他们拼命的。另外，他们也很仗义，即使知道我手里有那些书，也不去揭发。要知道，这书一但揭出来，一顿批斗是免不了的。

插队期间，看的书极有限，有《古诗源》、《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先秦散文选》等，也正是这些书籍，给予我力量，填补了插队时的精神空虚。

如今不会有人偷偷摸摸去读书了，也不会无书可读了，想来我们今天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