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择张力适度的实施路径

破除或者避免实施路径的路径依赖障碍，建立良性的路径依赖，需要我们党注重保持制度体制的延续性，同时又利用自己对制度选择的控制权来调整原有的制度体制，对传统体制进行有继承的批判，改变由习惯性思维方式和僵化的行为模式造成的意识形态刚性，选择张力适度的实施路径。

（一）保持实施路径与价值目标的适度张力

“张力”的最初含义是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相邻部分接触面上的相互牵引力。在这里，把“张力”引入到意识形态建构过程，指存在于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之间的相互牵引力，表征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关系。保持实施路径与价值目标的适度张力，可以使我们党在进行意识形态建构时做到稳定“内核”与调整“外围”的有机统一，增加意识形态的弹性，破除或者避免实施路径的路径依赖障碍。

第一，实现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的合理分离。在实施路径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让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实施路径各归其位，将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合理分离，在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选择和调整实施路径，不仅可以实现实施路径的优化选择，还可以保证党的意识形态的稳定发展。具体地讲，一是有利于保证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将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合理分离，也就是，我们党在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以及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将体现价值取向、实现目标体系的具体道路、具体方法、具体环节同价值目标相对剥离开来。这样，既可以在现实中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党性，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又可以避免牵强附会的理论学说，避免把党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减少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的现象，大大地减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冲击。二是有利于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由于党选择的实施路径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而采取的种种对策，我们党通过将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实施路径三个层次适度分离，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外围政策的变化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维护党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意识形态内核的稳定性，不断地对制度体制、政策措施进行改革与创新，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三是有利于保护党的意识形态的“内核”。在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实施路径三个层次中，实施路径处于意识形态的最外围，因而外界环境对意识形态造成损伤，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外围的实施路径开始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将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适度分离，可以把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转化为对民众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使党的意识形态的“内核”不至于因为民众对政策的质疑而遭到“牵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内核起到“保护”作用。

第二，给予实施路径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由于实施路径处于党的意识形态的外围，它们不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因此，我们党可以创造有利条件，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制度体制。给予实施路径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可以使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弹性化。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则，具有软约束特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式规则与体制，意识形态会带来一种“滞后效应”，使得制度变迁中呈现出意识形态“刚性”，造成执政党在一定时期内应对社会改革、创新理论的灵敏度下降。[1]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刚性的内在逻辑很容易使党的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缺乏灵活性与包容性，由此导致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在党的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实施路径三个层次合一的状态下，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形成甚至发生激化，但如果实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内部三个层次的适度分离，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外围的变化来弥补意识形态内核刚性的不足，就可以使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富有弹性，从而可以使这种矛盾和危机得以化解和避免。

第三，坚持以价值取向与目标体系为依据选择实施路径。尽管实现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的适度分离，有利于党的实施路径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党的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但是，我们党选择实施路径毕竟是为了体现党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党的目标体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选择实施路径时必须以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为依据，而不能偏离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把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作为制度设计、体制创新、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就不要把制度体制与政策措施混同为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也不要使制度体制与政策措施偏离理想目标的价值导向。这样才能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与灵活性，从而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凝聚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

（二）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实施路径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由于经济基础处于经常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在客观实际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要想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党……要在政策上进行经常性的调整”[2]。否则，我们党就难以制定出切合时宜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教条化，缺乏生命力。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实施路径，主要包括：

第一，根据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调整实施路径。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改革，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改革，各领域的改革须更加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须加快步伐；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基于此，我们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相适应。二是鼓励大胆创新。鼓励走创新发展之路，从整体谋划和推动创新。三是加大地区开放程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通过取消地方保护主义，实现国家范围内的完全开放；通过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以工促农、工农互惠的新型工农关系和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四是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形成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四位一体”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第二，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调整实施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多元的分配形式、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和多种形式下的经济实体，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更加突出。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使得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国营企业垄断、政府干预过多、收入差距拉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等。基于此，我们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依靠垄断地位的经营模式；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相关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二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三是加强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护奖惩制度，生态保护监管制度。

第三，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调整实施路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唤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培育了民众的自主、独立、平等、法治意识，民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增长。同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仍不完善，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参与渠道、缺少利益表达机制等问题。基于此，我们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保证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提高基层代表尤其是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比例，适当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二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扩大人民群众合法化参与、实行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的基础上，实现群众在城乡社区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三是切实推行依法治国。拓展民众有序参与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四是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包括：优化部门设置，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简政放权，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

第四，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调整实施路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代中国的文化空前繁荣，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和碰撞，大众文化已在中国广为传播。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满足着不同层次民众的文化需求，也强烈影响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基于此，我们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主流思想的话语权。二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鼓励以民众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为民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弘扬科学精神，抵制低俗现象，严厉进行“扫黄打非”。三是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繁荣。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广播影视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产业，努力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繁荣文化市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国外文化的甄别机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第五，根据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实施路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等十大阶层。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优化，造成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基于此，我们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一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二是改革干部选拔制度，摒弃唯GDP至上、唯政绩至上的理念。三是将民生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包括：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建立公正的高考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完备的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调节机制，增加居民收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处理好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

要破除实施路径的路径依赖障碍，需要我们党处理好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通过不断地解放思想，对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从而打破“唯书”、“唯上”的精神枷锁，依据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提出建设性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

第一，在批判的基础上选择建设性的实施路径。要实现实施路径的优化选择，必须对阻碍路径选择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进行批判，而要批判教条主义、传统的计划经济、威权政治以及儒家文化带来的落后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就需要我们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进行“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改变党的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这就要：一是在批判狭隘私利观念的基础上选择建设性的实施路径。我们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部分党员干部的狭隘私利观念日益强烈，在一定条件下，成为阻碍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制定和完善的障碍。因此，我们党需要对这种狭隘私利观念进行批判，打破私欲的蒙蔽，根据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选择有利于满足民众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二是在批判行为惰性的基础上选择建设性的实施路径。惰性是一种强大的习惯力量，是我们党优化实施路径的最大障碍之一。惰性给人一种舒服、满足、悠闲、放松的感受，容易被人们接受。加上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小生产方式，更是为惰性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温床，这就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容易贪图安逸，不图进取。因此，我们党需要批判惰性的行为方式，打破舒服至上、固守传统的惯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推动制度体制的创新。三是在批判思想偏见的基础上选择建设性的实施路径。在成绩面前，部分党员干部偏执已见，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对人对已都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尤其是缺乏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常常固守不完善的制度体制和不可行的政策措施。这就需要我们党批判这种思想偏见，把我们党置于一个永不停顿的自我改造之上，在不断学习中克服思想偏见，及时修正不完善的制度体制和改正不可行的政策措施，实现实施路径的优化选择。

第二，实施路径重在建设。所谓重在建设，就是把建设作为选择实施路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为本，持之以恒，务求实效。这就要：一是把建设作为选择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制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是为了实现广大民众的利益需求，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积极的、先进的、实用的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二是坚持破与立相结合。重在建设并不是只立不破。“立”与“破”是辩证统一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封建主义余毒，对恐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分裂主义当然要“破”。但是，这种“破”，不能像过去那样搞“大批判”，搞政治运动，而要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把这种批评纳入到建设的轨道上来。三是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我们党需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切实抓好当前的工作，认真选择当前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

（四）处理好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

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需要我们党在选择实施路径时，研究实践中的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在继承成功的实施路径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的改革创新，逐步消除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的路径依赖障碍。

第一，路径创新以路径继承为基础。继承性是发展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路径继承是指实施路径在内容上的古为今用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继承并不是对先前实施路径的全盘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此，我们党在选择实施路径时，需要将一定历史阶段上选择的、仍反映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继续保留运用；同时，我们党在继承以往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的形式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内容和现实条件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具体形式。我们党不仅需要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也需要继承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执政党意识形态作为代表特定阶级根本利益的观念体系，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既有阶级性很强的一些因素，还有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共同的利益的内容，尤其在现代政党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全社会、全人类的因素。近代以来，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如市场经济体制、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社会管理体制等等。这些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的共同愿望，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客观要求。这些反映民众共同愿望和人类社会共同利益需求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仍然有利于我国民众利益的实现，有利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有利于党的目标体系的实现，这就决定了我们党要将人类的这些优秀文明成果继承下来，并赋予其中国特色，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

第二，在路径继承基础上进行路径创新。创新是继承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路径创新是指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的实施路径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新的概括。我们党需要在进行路径创新时，将路径创新根植于对先前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的继承之中，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赋予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气息。当前，我们党在实施路径方面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革，消化和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逐步转换话语体系和内在论证机制。如，在选择政治发展路径时，把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人民当家作主与竞争性选举结合起来，将人权理论中的人民整体权利与个体自由权利结合起来，将法治理论中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结合起来，将共和理论中的协商合作与分权制衡结合起来，将国家建设理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结合起来等[4]。

【注释】

[1] 李沛武、范天森：《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启示》，《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6期。

[2]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 陈明明：《危机与调适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