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带领苏俄（苏联）人民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苏共执政以后，也是积极而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只有符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逻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只能以失败告终。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总结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

从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看，苏共在执政初期和主要领导人执政初期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在价值取向的确立、目标体系的建立、实施路径的选择以及政党作用的发挥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

1.确立为劳动者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执政后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代表人民来领导国家的。列宁清楚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1]列宁认为，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体现一定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是要让所有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第一，实行代表大多数人意志和愿望的政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对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国家来说，要实行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政策，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对此，列宁指出：“土地问题，即如何安排绝大多数居民——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2]基于此，由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实行了代表大多数农民意志和愿望的土地政策。俄共（布）控制的苏维埃政权接连通过了《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彻底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拥有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均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无偿转交给农民使用，这样就根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共（布）提出的土地法令的真正目的就是遵从大多数农民的意愿，或者说是为了实现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列宁指出，“我们不愿意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是永远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3]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之前，出现了广大工农群众对余粮收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对此，列宁认为，“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

第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要真正为劳动者谋利益，就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赫鲁晓夫也认为，社会主义要胜过资本主义而成为人们的信仰，不是靠宣传，而是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实实在在地体现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优越性。“一个人从事劳动和活着，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5]，苏维埃应当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为此，一是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苏维埃的根本任务之一，苏维埃政权首先要增加生产，把提高生产同个人利益相结合，把国民经济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之上，而不能单靠政治热情。列宁指出，“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是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6]二是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保障公有制的建立。列宁指出，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危险，只要工农手中掌握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就能保证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保证国家资本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转变和发展。三是把商品、货币和市场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安排提供了广阔空间。四是把利益原则作为改革的基本依据。赫鲁晓夫认为，不讲利益原则，劳动群众即使成为国家和集体的主人，也仍然会缺乏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如对集体农庄的改革，赫鲁晓夫认为，应“定出一个恰当的价格标准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关心农产品的生产。……不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那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展”[7]。他还曾提出用市场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作为手段来消除人民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党群矛盾，把党对于人民的责任放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位置上。

2.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相统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使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结合俄国的实际，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17年8、9月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纠正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和做法，从当时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实际出发，认为只有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思想，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及“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现实的目标是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在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阶段，党的目标是发展经济，实现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建立计划经济并实行按劳分配，消除剥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发展和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文化生活。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很好地在党的目标体系方面实现了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的统一，既坚定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又满足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现实需求。

3.大胆探索并不断调整实施路径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只能自己摸索、试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真正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变成了一种实践制度安排，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现再到苏联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在尝试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试验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巩固和发展。

第一，大胆探索实施路径。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从事这样一个事业，没有现成的榜样和模式可供参考。对此，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大胆探索。列宁的基本看法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建设社会主义，步子要稳妥，要从搞国家资本主义开始。在实现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多数的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路径选择上，列宁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解决了苏俄向社会土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中间环节和政策等问题。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归结为：一是，经济命脉在我们手里；二是，土地归国家所有；三是，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四是，大工业（和大农业）在我们手里；五是，私人资本主义；六是，国家资本主义[8]。“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9]“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0]列宁进一步指出，发展国家资本土义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助于改变小生产占优势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因此，利用资本主义是苏俄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列宁强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按照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把苏维埃政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程度，这就要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他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11]基于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12]。

第二，不断调整实施路径。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实施路径的，这就决定了不免会出现失误而选择了错误的实施路径，在不断的尝试中调整其政策措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列宁总是力图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调整自己的对策。卫国战争时期，出于战争需要，列宁等领导人决定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征集制，对中小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一切阶级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实现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化。这对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普遍发生农民骚动，仅西伯利亚一个县，参加暴动的就有5万多人。其中典型的就是1921年3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事件显然是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实行余粮征集制引起的。对此，列宁深刻认识到，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规化，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径肯定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13]列宁很快承认了其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认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14]这一错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列宁认识到：“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经济政策同下层相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15]为了改正错误，列宁在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废除余粮征集制，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调整了当时苏俄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需要，人民群众的生活迅速摆脱极端贫困状态，工农业之间重新建立了正常的经济联系，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由此大大增强了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地位。

4.党的建设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保证

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建立了在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建设为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保证和力量源泉。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建设为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组织保证。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6]在俄共十一大上，列宁提出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建设的两个支点：一是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列宁高度重视党内活跃的民主气氛，尊重党内不同意见。列宁本人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他不赞成泛泛地谈论党内民主，提出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民主制，在党员大会上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使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加强领导机关工作的经常性监督等等；二是继续加强集中。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禁止派别存在，加强中央机构权力，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等。通过党的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意识形态创新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建设为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章和党内一系列规范文件构成的法规体系，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和行为准则，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顺利进行。如党内监督制度。列宁在俄共九大上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17]。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成为与中央委员会平等的、在解决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时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领导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由中央委员会执行。要是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有不是意见，就把问题提交这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解决。如果两个委员会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把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监察委员会有效地减少和防止了“党内的社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18]。

第三，布尔什维克党的作风建设为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作风上的保证。布尔什维克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其实质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列宁等领导人努力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防止共产党员演变成官僚主义者，反对官僚主义；非常注意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视亲历亲为，亲自参加义务劳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强调：“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关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9]通过加强作风建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地探索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保证了建国初期党的意识形态的成功。

（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教训

从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看，自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执政后期以至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问题，在价值取向的确立、目标体系的建立、实施路径的选择以及政党建设方面出现了较大失误。

1.价值取向异化

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苏联共产党为劳动者谋利益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了异化，这一系列的异化使得苏共作为劳动者利益代表者的资格渐渐丧失，也就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为劳动者服务异化为官僚主义。执政后的布尔什维克党拥有了公共权力，其权力是为劳动者服务的。然而在权力使用过程中，党的权力逐渐失去制约，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斯大林时期，干部特殊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一时期，配给制发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包括：供家属用的，供职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0]。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认为，在苏联，“政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21]官僚主义的泛滥使苏联共产党为劳动者服务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异化，普通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怀疑，“许多共产主义原则被迫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22]

第二，为劳动者谋利益异化为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利益。官僚主义的盛行，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与劳动者大为不同的官僚特权阶层。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使所有的政治运作按照这个阶层的意志来进行的能力。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要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这个阶层内部的人）改变已有的规矩。利加乔夫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第二天，按照惯例，配发了一辆海鸥牌轿车。利加乔夫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轿车，就写纸条给苏共中央事务局局长，要求换一辆伏尔加牌的，却遭到了非常严肃的拒绝：“你想另搞一套吗？所有的人都要‘海鸥’，你同这些人不一样吗？……不要另搞一套，使别的部长处于难堪境地。你这一级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我们就怎样做吧。”[23]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便把自我服务作为目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服务，与“公仆”论、“先锋队”论等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反差。而在党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这些特权的合法地位，对这些特权又没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解释。民众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执政党是一个有特权的党，而是执政党是一个虚伪的、不承认事实的、说一套做一套的党。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掌权的道义基础。[24]在《莫斯科新闻》刊出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当接受调查的人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被调查者中回答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占2%；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回答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回答苏共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的占13%。[25]

第三，作为主人翁的劳动者异化为被统治者。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的旗帜。随着高度集权体制的强化，苏共对广大群众缺乏信任，群众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被统治者。斯大林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这不但使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而且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隔阂。斯大林把劳动人民内部关系看作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统治要求由一个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争议的内部纪律的政党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政治上的统治。结盟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同革命专政体制相矛盾的。我们指的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种结盟根本不可能，我们指的是共产党人同那些代表着落后程度和偏见各异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团体结盟。”[26]基于这种思想，斯大林时期，苏共甚至将政治迫害、掩盖、欺骗和粉饰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手段。苏共轻视人的价值，忽视甚至轻视人的尊严的价值，使党的价值取向大打折扣。

2.目标体系偏颇

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共建立的目标体系逐渐脱离实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甚至到80年代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为此，苏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看得极其短暂。在193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时，斯大林就急于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斯大林把社会主义某些条件的实现视为社会主义的“建成”，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合二为一，从而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十分短暂的历史阶段。这种错误认识一再向前发展：斯大林在1939年苏共十八大上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和任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重建，斯大林又于1952年宣布党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斯大林看来，只需要10-15年时间苏联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这种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错误认识，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消极影响。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的错误思想。赫鲁晓夫在1959年-1964年间，多次提出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口号，为此还制定了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这也使得苏联超越阶段的错误达到了顶点。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声称：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划。他将这20年的规划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第一个阶段，1961-1970年，实现苏联的人均工农业产量超过美国；第二个阶段，1970-1980年，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将赫鲁晓夫对于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社会成熟阶段的判断发展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召开的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的大会上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论断载入了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中：“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这些目标体系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超越了苏联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未达到相应水平时就急于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第二，脱离群众实际需要。赫鲁晓夫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等都超越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脱离了群众生活的实际。在许多具体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也存在脱离群众需要的地方。为了完成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目标，“强大的军工综合体吞食了大部分国家物质技术和劳动资源，结果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和重大社会项目的完成”[27]。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困难开始在全国出现，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都未能达到。苏联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民利益实现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驱赶进去的。”[28]长此以往，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目标图景与苏联民众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进一步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至20世纪80年代初，共产主义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脱离实际的目标体系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党的意识形态危机日益严重。

第三，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目标定义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认为，“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29]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实质上是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完全接受西方社会民主党标榜抽象的人道主义，背叛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受此影响，苏联民众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几乎荡然无存。至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在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明确体现了这种恶果：在回答“苏联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应效仿美国；32%主张模仿日本；17%的人选择了德国；47%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选择中国。[30]另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也是很好的佐证：苏联民众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76.7% 的人赞成实行资本主义。[31]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

3.实施路径僵化或者激进

在苏共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采用了一种所谓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路径来实现党的目标体系，期间进行的所谓改革，要么是继续坚持或强化这一模式，要么是在批判和抛弃苏联模式的同时进行了激进的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变革。这样的实施路径，在僵化和激进的变奏中引发了苏联的社会危机。

第一，采用僵化的苏联模式。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采用革命的思维，错误判断形势，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极端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崇尚“一大二公”、高度集权，奉行一成不变、不事改革、死板僵硬的苏联模式及其理论应运而生。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范围内进行。这种模式的政治体制由于集权过多，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滋生，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官僚主义、滥用权力和各种腐败，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损坏了党群关系。这种模式的经济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生产资料得不到合理配置，生产效率日趋低下，资源消费严重；经济的集中管理束缚和压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在消费服从于生产的方针下，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日常生活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长期短缺。赫鲁晓夫曾经试图改变斯大林的某些做法，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他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其思路仍然是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仍沿用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路线，用行政命令方式领导经济建设，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伊始，苏共似乎下决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不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后来也停了下来。既然苏联模式没有改变，其弊端也就愈演愈烈。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党政不分等，都在不断地定期重复且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采用激进的改革方式。面对着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便提出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但不久就在“道路”、“模式”、“理论”等问题上向西方政治价值观取向大幅度摇摆。当其最初宣布的“加速改建”粗放经济的改革口号落空后，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启动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的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和立论的前提是民主。他提出，“只有通过民主和发扬民主，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主义的强大建设力量开创广阔的天地”[32]。“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完成改革任务的主要保证。”[33]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在苏共十九大上，苏共明确提出要实党政分开并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把党的权力归还给苏维埃，苏联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将政权从垄断掌握它的共产党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手里”[34]。为此，苏共修改了宪法第六条。该条表述的关于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核心，关于用马列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苏共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内外政策路线，领导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以及序言中关于苏共作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等内容都被取消。苏共同时允许公民和社会团体自由组党与共产党竞争，实行所谓民众的“自由选举”，“把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议会制的好处结合起来”，实现苏维埃制向议会制和总统制过渡。要推进民主化，没有人们对党和政府活动的了解是不行的。所以，戈尔巴乔夫又打出了“公开性”的旗号。他提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35]然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公开性”，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攻击矛头对准了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和政治组织风起云涌，以“重评历史”为名，发表攻击苏联共产党政治思想言论。戈尔巴乔夫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70年一直奉行的苏联模式，同时带来了惨重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根本革新”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成熟，不但与传统的理论和观念相矛盾，而且自身也存在不少矛盾，这种激进的改革严重动摇了维系苏共和苏联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心理认同基础。

4.党的建设出现变异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建立了相应的党建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国家权力个人化，干部制度委任化，个人崇拜普遍化，监督机构无效化，党政机关官僚化，法律制度虚无化。[36]受苏共党建模式的影响，苏共党的建设未能取得长足进展，甚至在党政关系、党内关系以及党群关系方面出现变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党政关系异变。斯大林认为，党政分开就是党来做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来执行这些决定。“党管理国家”，“党是政权的核心”，党的领导就是党的机关作为上级机构对政府进行指挥。“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37]“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38]斯大林按这种思想和观念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模式，党通过行政手段全面控制国家和社会，甚至对一些琐碎事务进行干预。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干预甚至深入到一篇文章、一出戏。例如，1930年第6期《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文章。文章中认为列宁在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就是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大林亲自著文，对该杂志允许该文发表提出“坚决抗议”，并用“反党”等大帽子上纲上线，对文章的作者进行批判，对作者及与作者有关的学者给予审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罚。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共始终没有把执政党和政府区分开来，没有能够跳出党即是政、政也是党的框架，这就使得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形，党被放到了权力体系中的不恰当位置，处于权力的直接腐蚀之下。这样的国家和党，不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控制，使官僚主义盛行，人民失去主人翁感，而且反过来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使党、国家和人民之间产生严重隔阂。正是党和国家关系的严重变形，党逐渐偏离了为劳动者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第二，党内关系异常。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不得不实行的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当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惟一模式，使缺乏民主成为一种常态。例如，斯大林把禁止党内派别的规定扩展到对付党内不同意见。他强调，集中就是观点和意见的一致，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党赖以建立的基础。观点和意见的不一致必然与派别有关。这样，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党内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党内以清洗和镇压为手段对付党内不同意见的极端行为愈演愈烈。斯大林还大肆实行任命制，把干部任命制变成了党的领导的基本体现，把任命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到20世纪50年代，任命制进而发展成家长制的决策形式。斯大林在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建议民立25人的主席团。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些文件，向大会宣读了名单——新的主席团人选。建议与提名没有讨论就通过了。至于这个名单是谁提供的，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39]。苏共执政期间，党内民主逐步消失，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同志关系逐渐被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等级关系所替代。党内关系的这种严重变形，使党由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的党蜕化也了一个由惟一的至高无上的领袖独断专行的党，由一个充满探索精神的党蜕化成一个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党，严重影响了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和发展。

第三，党群关系异化。苏共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逐渐发生异化，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庭、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40]特权阶层在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必定产生腐败。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腐败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财产的贪污、盗窃和大量侵吞。如“谢洛科夫贪污案”。谢洛科夫是苏联大将，曾任内务部部长，其腐化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他把内务部从国外进口的9辆豪华轿车中的5辆留给自己，分别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和老婆使用；他在全国各地盖别墅无数，分给自己的亲属享用；他的所有家庭开支均从内务部报销……类似谢洛托夫这种无所顾忌地侵吞国家财产的腐败现象，在苏联具有普遍性。二是腐败在干部委任制的前提下发生，表现为腐败分子的不法行为有组织地进行。苏联实行的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如勃列日涅夫就喜欢作用和他一起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工作过的人，形成“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这样就促成了一个个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使得腐败现象带有组织性。特权现象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使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苏共也日益脱离群众，无法真正倾听群众的心声，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其意识形态创新也就脱离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注释】

[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2] 《列宁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页。

[3] 《列宁全集》第35 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5]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236页。

[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570页

[7]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238页。

[8]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页。

[9]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10]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1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12]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13]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209页。

[14]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15]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1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02页。

[1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0页。

[1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5页。

[20]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21] ③[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2] [美]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3]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24]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25]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26]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2-803页。

[27] [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28] [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9]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 页。

[30] 李慎明：《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之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3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8-149页。

[32]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3页。

[33]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43页。

[34] [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新闻出版社1995 年版，第423 页。

[35] [苏]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36] 刘靖北：《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37]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38]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39]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9页。

[40]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