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修正、完善、变革。执政党能否依据社会的客观需要、按照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决定着执政党意识形态能否获得成功。进入21世纪，时代正发生着急速和巨大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之所以如此紧迫地需要加以解决，就是因为国内外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我们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对此做出回应和解答。

（一）世界大转折的要求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每个国家和政党都不能脱离国际大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要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进行。

1.时代主题变动的迫切要求

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大大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也在消失或者减少，这就使得维护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有了现实可能性。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具体表现在：一是战后60多年，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保持着相对和平；二是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长期竞争共处，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三是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领域转向科技经济领域，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四是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众多矛盾，正在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所以，“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化。西方敌对势力以思想或学术交流为幌子，不断地向我国传播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主张，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的传播，在有意无意地否定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危害。在这种大背景下，有些人以西方学术理论为圭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走向；有些人提出应放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给民主社会主义合法地位；还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产生动摇。因此，“如果不对这种倾向保持高度警惕，任其泛滥，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危害党的执政地位”[2]。

2.世界格局变化的迫切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由于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而尚未完全形成，但世界政治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总框架是“一超多强”。从综合国力上看，美国独占鳌头，其他国家及其联盟实力也在增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不仅具有世界最强的综合国力，而且具有对世界的强大干预力和影响力。随着其他国家及其联盟经济的发展，各国主体意识的增强，美国独占鳌头的局势相对削弱，它对世界局势的控制、影响能力也有所下降，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开始衰落。美国对世界控制力的下降，使其独霸世界的野心难以实现，这促使世界多极化成为可能；随着苏联的解体，由于其经济、政治的因素导致俄罗斯从原来可与美国抗衡的两霸地位中迅速下降，其国力与原苏联相比有明显下降，但其仍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实力，仍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它不甘心充当二等大国，而是积极谋求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其经济正呈上升趋势，政治外交上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其发展潜力不可低估；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将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日本总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相当雄厚，将成为多极中的一极。日本凭借其在经济方面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态势；欧洲联盟诞生后，其综合实力迅猛增强，也将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西方国家内部因共同敌人的消失而使政治军事联盟趋于松散，把合作的目标转向经济领域。由于各自国家的利益驱动，各国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本着维护和发展其国家利益以抗御霸权者的威胁的目的，这促使欧洲一些国家走在一起。欧盟产生后，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中心地区集团化的趋势，必将推动政治领域中多极化的发展，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发展，也将在世界多极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蒸蒸日上，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威望更加提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成为多极格局的重要一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3]总起来说，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以 美、俄、日、欧、中五大力量及一些地区性大国或国家集团为基本框架的多极化格局已初见端倪。当前和未来的多极化，不是若干力量界限分明、彼此对立的多极化，而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体的多元化。各大力量之间既相互竞争、相互矛盾，又相互借重、依存共处，世界格局多极化将在曲折中发展。

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曲折发展，产生了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从未放弃称霸世界的图谋，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甚至不惜采用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手段干涉别国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国家的渗透与颠覆图谋昭然若揭。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和民族情绪，利用民族矛盾，加紧对我国进行分化，在国外联合达赖搞“藏独”，鼓动东突分子在新疆搞破坏，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当前，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仍将持续，为了使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及时地修正、完善党的意识形态。

3.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迫切要求

全球化特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入情入理的事件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4]。可以说，全球化是人类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动力，逐步超越各种障碍和制约因素，通过在各领域加强互动、交流，逐步取得共识，遵守共同的规则，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和过程。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国际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和密切结合的趋势。一般地讲，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球化，而科技革命浪潮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世界经济生活越来越国际化，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强。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跨国经济发展迅速，各国或地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全球化表现为技术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地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障碍而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现代交通工具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实现了信息流、知识流、物流的全球畅通，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时空压缩”，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再次，全球化表现为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有两个层面，一是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之具备世界性；二是各国间、各民族间的文化通过互相碰撞、融合而成一种世界性的新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之间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交流、冲突与融合，形成一种文化整合态势。最后，全球化表现为政治的全球化。当今全球化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它在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政治协作和政治斗争的过程。由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恐怖主义等）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共同利益，促成了全球意识的形成，政府间协商对话，共同合作成为当今全球化的重要内容。由于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斗争的存在，不同国家的民众在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等方面差别明显。尤其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将更加尖锐和深化。

随着各国经济、技术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交流日益深入，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21世纪的世界秩序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和意味着什么，虽然还很不确定，但无疑所有的国家、社会、公民、民族、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等正在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网络。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社会文化、全球生态环境将形成全球综合性的生活环境，并极大地制约着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5] 全球化的发展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考验，“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进程可能导致各种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混合为一种单一的同类的全球文化”[6]。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一部分人在理想信念上出现动摇，呈现出一种多样化、无中心、不稳定性的状态；有些人甚至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实行私有化和多党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鼓吹诸如“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要想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多元价值、多样文化的冲突中立足和发展，就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构，强化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尤其迫切和必要的是，我们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待全球化问题，给全球化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还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和发展。

4.网络化发展的迫切要求

信息网络技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它一出现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迅猛发展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其发展速度更为惊人。互联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多元性、自由性、共享性、交互性、平等性等基本特征，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络生存方式。互联网络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如今，互联网络已开始超越工具性手段，成为现代科技中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成为深刻改变人们生存方式、最具现代性意义的科技力量。

互联网一经产生，就迅速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工具，其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网络化发展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机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物质条件。通过互联网，各个国家、地区的思想观念、价值理想、道德理念和文化思潮在互联网上相互流动，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全球文化市场”。在这个没有统一市场法则和制度规定的市场上，通过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我们党充分了解和吸取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可以借鉴和接受的丰富资源。正如比尔·盖茨所言，“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的共享。”[7]第二，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技术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的产生、完善和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8] 互联网在变革人们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把人们带入了信息社会，互联网必定在新的时代渗透到意识形态之中，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使技术合理性变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支配的合理性。第三，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思想条件。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放的特点，使人们感知到了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价值世界，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被打破，其民主参与意识、平等公正意识和开放意识逐渐增强，为我们党充分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提供了有利条件，能够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完善增添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网络化发展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现阶段，互联网络对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所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党的思维方式的冲击。互联网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手段，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还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对于我们党而言，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交互系统，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中心”模式。我们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必须扩展认识空间和想象空间，努力从单向思维走向多向思维、从静态思维走向动态思维、从单一思维走向多元思维。正如托夫勒所言：“通讯手段的革命，必然意味着一场人们心理的革命。在第二次浪潮时期，人们沉浸在广为传播的形象的海洋里。为数极少的主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用评论家的话来说，所灌输的都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它们不断鼓励人们同为数极少的几个主要典型模范进行比较，并按照若干精心选定的可能情况，去评论他们的生活方式。结果，社会认可的性格类型范围，就相当狭窄了。今天通讯手段的非群体化，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多种多样的主要模式和生活方式，以供个人去对照自己衡量自己。另外，新的通讯手段并不向人们提供完整的大块东西，而只是零碎的形象，小片片和小星点儿。现在不是有一套现成的完整一致的性格，供我们去挑选，而是要我们自己去拼凑一个出来，拼合一个形象化的或模式化的‘自我’”。[9]第二，对党的价值观念的冲击。网络化发展使得互联网具备了价值工具的条件，逐渐深入影响到思想领域、认识论领域，对我们党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冲击非常明显。互联网上的信息源一般是单向的和受控制的。包含价值观念的信息流动符合这样一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信息主要涉及在世界政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几个高度发达国家，信息主要是从这些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流动的。[10]据相关统计，当前控制全球传媒市场的是30到40家大型跨国公司，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公司垄断。由于互联网络发端于美国并兴盛于美国，其技术应用带有美国社会的烙印并符合美国文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化的过程更像是一种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过程，甚至是一种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英语文化的殖民化过程。目前互联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英语84%，法语5%，德语4.5%，日语3.1%，其它语种3.6%。[11]在这样一个信息流动严重失衡的时代，我们党面对信息输出大国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抵挡住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守自己的价值取向。第三，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冲击。随着网络化发展，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必然与党的意识形态原有的一些基本理论发生碰撞与冲突。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存在严重阶级分野和阶级对立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使得党的意识形态中一些主要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等，必然带有阶级对抗时代的特点。随着网络化的发展，民众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决策的需求增多，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表达增强，给我们党现有的基本理论带来了深刻影响，给现实政治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互联网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意见的有效载体，可以迅速集中民众意见，以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这种网络民主越来越成为影响政治活动的民主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党的理论回答，网络民主同传统的民主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党应当如何引导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形式。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党完善和发展原有的党群关系理论、民主政治理论。

（二）国内大变动的要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必然与当代中国的新变化相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化。这一转型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利益格局、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对党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改革路径和政策合理性的怀疑，对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迫切要求。

1.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

一般情况下，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间，经济层面的转型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和市场化，而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同时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实践过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制度形式的市场化的发展与深化，成为当代中国与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市场化生存方式，从改变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分配方式开始，到改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式和交往形式，最终引发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时代环境，必然推动着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展，催生出反映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意识形态。

我国建国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建立在自然经济关系基础之上，所以在这一基础上建构的意识形态带有明显的传统血缘宗法关系的迹象。这种意识形态既注重宗法式的人伦关系，重点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与稳定性，又突出人们的整体观念，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人治观念和特权意识。虽然这些观念和意识曾经在新中国建立后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日益显示出消极、保守的一面，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改革开放后日益深入的市场化趋势，极大地改变了民众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对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带来全新挑战。首先，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民众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和多种形式下的经济实体，作为变化了的经济生活的反映，多元的市场主体必然产生多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造成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的多元化，导致民众不再盲信并高度认同党的意识形态，而是理性地选择和评价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民众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急需完善和发展党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整合与引导。其次，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民众更加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关系进行深刻调整，增强了民众的自我意识和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实现个人价值开始成为民众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于是，那些更加有利于民众利益实现的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侵入其日常生活。民众在生活中更加现实，也就更多地从个人利益出发，依个人所得利益的多寡来观察和评判党的活动。因此，如何引导民众在追求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又能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做到既能自觉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能使个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迫切需要党的意识形态做出回答，通过科学的理论阐释，帮助民众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其投入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再次，不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尚未建立起来，市场化浪潮开始泛滥。这导致民众以赚钱和享乐为荣，社会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得以充分体现，并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经济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另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道德失范，职业道德异化，家庭道德败坏，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蔓延等等。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党的意识形态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迫切需要我们党建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意识形态来构筑民众的精神支柱。

2.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迫切要求

我国当前的政治转型主要表现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民主化过程。建国以后，我们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政治制度基础建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即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一系列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序、方式等等，如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的管理形式、选举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等。由于民主传统的薄弱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有些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2]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我们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基本实现，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内容不断丰富。同时我国的政治转型也存在着着一些问题，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仍需扩大，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这些问题对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建构。主要体现在：

第一，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唤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然而政治实践中却缺乏民主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致使民众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使党的意识形态强大的表达功能弱化。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培育了民众的自主、独立、平等和主体意识，民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增长。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民众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主体和国家权力的主体。“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3]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理念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我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主体是人民。这种主体的权力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意识，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特性。其作为一种民主政治观念，对每个个体都是同样适应的。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中独立、平等的主体。因此，平等主体的观念应当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特征。然而，由于缺乏民主参与渠道，民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还未落到实处，由于缺少政党的利益表达机制，弱势群体和利益集团在政治的博弈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及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本应平等的主体在政治权力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迫切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降低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自发的、非官方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有些民众对官员腐败行为不满，常常编出各种顺口溜加以讽刺，有些人还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一些出租车司机经常滔滔不绝地评论当前的政治生活。电视、广播、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经常开辟让民众说话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民众可以在这些节目里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带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形成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崭新观念。然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却仍普遍存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14]。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阻碍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尤其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它使民众的民主流于形式，极大地挫伤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严重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3.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迫切要求

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当代中国的文化空前繁荣，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和碰撞。既有社会主义文化也有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于是，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一方面满足着民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强烈冲击着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大众文化的流行。大众文化是采取时尚化方式，以现代传媒特别是新媒体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一种文化形态，包括网络文化、影视文化、流行文化、广告文化等。当前，大众文化已在中国广为传播，如铺天盖地的广告，层出不穷的歌星，纷至沓来的影视，缤纷多彩的选秀等等，已紧紧吸引了民众的眼球。以“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为代表，大众文化在民众的议论中制造了集体性的迷狂。大众文化对党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强烈冲击，迫切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做出回应。首先，大众文化容易导致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流行性，让民众在虚假的满足中缓解心中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在虚假的快乐体验中接受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主张，消解党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功能。其次，大众文化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日常渗透。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便是大众文化的输出。以好莱坞影视作品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大肆宣扬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民众容易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渐渐地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甚至向往西方的社会制度，从而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动摇。因此，要抵挡住大众文化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侵蚀，迫切要求党的意识形态通过修正和完善来满足民众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出来，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进行交流和碰撞，形成多元社会意识冲突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并导致价值真空和信仰危机，这种真空和危机源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的缺失。在多元文化及意识形态冲突中，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需要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轴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加以科学认识并予以发展，必须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蕴涵的新的价值体系进行及时的、理想的建构和阐释。因此，如何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

通常意义上，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关系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型[15]。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封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社会日益获得自主的地位并积聚了巨大的力量，必然会分裂传统社会进而影响民众对于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我们党进行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首先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其弊端和危机已经显现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我们才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这种特殊性使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更加激烈。在意识形态冲突过程中，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位次更替的文明及基本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转化为一种共时的存在形态，使党的意识形态在短期内无法形成一种支持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尤其是西方国家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的主流思潮由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强调绝对的自我，追求物质享受，出现理想目标危机和价值真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起飞阶段转型的国家，我们党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些非理性文化思潮对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危害极大。因此，如何抑制后工业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成为我们党意识形态建构过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当代中国正在迅速实现城市化。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人口自身依然是农民或其上辈是农民，他们依然保持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小农意识、封建意识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特别是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的自由空间，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从而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缺少独立性和创新性。因此，党的意识形态能否清算封建文化的历史旧帐，铲除封建文化产生的土壤，使中国在文化形态上建立适应城市化发展的以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为核心的全新体系，显得尤其重要。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6]等十大阶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关系的优化，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这样，社会转型期间，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致使各阶层社会性格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意识形态的变迁随之发生。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焦点问题，“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并使意识形态‘碎片化’。‘碎片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社会态度，不再是按照传统的阶级模式分野，而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的不同的分野”[17]。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必须要在关注社会焦点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和创新，在满足民众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三）党情新变化的要求

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执政党的角色看，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执政的环境来看，我们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情的新变化，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

1.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带来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优秀的政绩巩固了党执政的基础，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牢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时期，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一是党的领导干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执政后，党掌握了公共权力，有的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脱离实际，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按规律办事，滋长了官僚主义习气。这种官僚主义，同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二是容易产生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许多领导干部把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自己的名利地位挂钩，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不愿与群众同甘共苦，慢慢由人民的公仆变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主人。三是党长期执政容易使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随着党执政时间越长，有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捞取不正当利益的机会就会越多。这种既得利益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促使那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和扩大这种利益，从而形成与民众利益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四是党长期执政容易使党内的激励机制和自我更新机制弱化。党执政后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党员干部面临的外在压力减轻，从而使思想放松。思想放松，就会出现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同时党员干部的吐故纳新速度也会变缓，影响党的生机和活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着严峻考验。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解决出现的问题，通过推进自身改革，加强先进性建设。这需要党的意识形态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实现创新和发展。

2.党的阶级基础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不断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加强了党的队伍建设。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近70%的党员是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干部的新老交替和新党员的加入，为我们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新党员理论修养不够。新加入的年轻党员缺乏党性锻炼与艰苦环境的磨炼，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知之甚少，对新时期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犯错。二是老党员进取心不足。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崭新的事业，需要我们党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有的老党员存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态，明显缺乏进取心和探索精神。三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有等提高。有的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据问卷调查显示：有59%的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中58%的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较弱；67%的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弱；43%的人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比较缺乏；44%的人依法执政的能力较弱。[18]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为了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永葆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创新党的意识形态，用先进的理论体系引导党员、武装党员、凝聚党员。

3.党员干部腐败带来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在我们党内，有些党员是掌握大量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支配权的领导干部，有些党员是拥有上亿甚至数十亿资产的民营企业家，有些党员是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部分党员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而成为腐败分子。当前，党员腐败的特点有了新的变化：一是腐败向集团化发展。当前，腐败分子经常拉拢其周围的人形成一个相互依存、依靠权力获得利益的共同体。腐败分子经常以权力资本为核心而结成一个个腐败利益集团，腐败的“窝案”、“串案”呈上升趋势。此类案件涉案人员多，腐败势力大，腐败影响大。如上海社保基金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益集团腐败案。二是腐败向多领域发展。新世纪以来，腐败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城市建设、企业改组改制、社保基金等方面，并进一步向医疗、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发展。腐败领域的扩大，广泛地危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危害了党风、政风和民风，危害了党的形象和领导资格的巩固。三是腐败向国际化发展。许多腐败分子在非法获取大量金钱后，经常通过洗钱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腐败分子一旦外逃，往往很难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将其引渡回国。因此，大量腐败分子通过将其家属移居国外、建立境外银行账户等方式转移其非法资产，以逃避相关部门的查处和法律的制裁。“腐败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19]。为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正视问题，重塑党的形象，通过科学的意识形态建构为党树立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

4.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弱化带来的挑战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实际工作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表面上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行动上却在弱化党的意识形态。一是背离党的价值取向，奉行利己主义，背离民众的利益。有些党员干部在巨大的权力、金钱等诱惑面前，以利己主义为圭臬，忘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丢掉了“三个代表”，为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侵犯民众的利益。二是弱化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大搞政绩工程。有些党员干部在自己当权期间，大搞政绩工程，突出个人主义，将政绩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却不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忽视理论修养，实际上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行为。三是产生虚假意识形态，言行不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有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持”[20]。这些党员干部嘴里喊着要学马列，要科学发展，心里却与党背道而驰，不讲奉献，不讲真话，不讲诚信，甚至与民争利。党员干部意识形态的弱化，强烈要求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构工作，通过建构切合党员实际的、令党员信服的理论体系，强化党员的理论营养，在不断增强理论修养过程中净化党员的思想，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

总之，党的意识形态是与现实联系着发展的。“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21]。 “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22]。面对现实的深刻变化，党的意识形态迫切需要随着时代主题与时代背景的转移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在正确回答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为党的意识形态注入时代内容，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明确党的任务提供指南。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2] 邵云杰、颜杰峰：《意识形态工作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1期。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5] [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6]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7] [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辜正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4页。

[9] [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新华出版社1996 年版，第433页。

[10] [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 1990年版，第61-63页。

[11] http://www.ccyl.org.cn/dcyjwz/files/ydcyj021107.htm.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1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5] 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7]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8] 奚洁人主编：《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19] 本书编写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0] 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19日。

[21]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