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施路径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障碍

我们党选择的实施路径是由一系列制度体制组成的，这些制度体制的选择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性。道格拉斯·C·诺斯论证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他认为，同技术变迁一样，制度变迁也存在自我强化机制。正是这种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制度选择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将沿着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我们党在先前选择的制度体制，我们党曾经受到深刻影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等，成为党既定的路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形成了党的制度体制的路径依赖。在选择当前的实施路径时，我们党频频受到这种路径依赖的影响，经常会选择与先前相似的制度体制，甚至在某些方面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束缚，并遇到路径依赖障碍，深刻影响到我们党对相关制度体制的选择。

（一）主要表现

1.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障碍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是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必由之路。当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主要面临三道路径依赖障碍。第一，先经济后政治改革思路带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以及其它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小心谨慎、周密安排，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顾虑重重，担心过多，党的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干部选拔制度等弊端较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各项改革不能协同配套，影响了改革的全面深化，无法真正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新体制。第二，先试点后推广改革方法带来的改革步伐缓慢。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对此，我们党采取了先在某一领域、某一部门、某一行业进行试点，等成功后再行推广的方法。这种稳健的方法是必要的，但也导致我们党在关键部门的改革和关键领域的开放中缺乏理论勇气和开拓创新的精神，胆子不够大，不敢尝试，怕失败，在改革过程中走一步看一步，丧失改革的有利时机。第三，重对外开放轻对内开放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在对其它国家开放的过程中，缺乏国家范围内地区、行业、领域间的开放，导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

2.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路径。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三道路径依赖障碍。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带来的国营企业垄断。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民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为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石油、电力、通信、银行等产业都采用了国营经济的形式，这些国营企业凭借资源、行业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有些国营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第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和生产要素商品化的特点相适应，在分配领域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是必然的。在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严重分配不公现象，既挫伤了部分民众的积极性，又妨害了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第三，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带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兼有社会行政管理者、社会经济调控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多重身份，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够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经常不是进行宏观层次的调控，而是将自己降低到企业层次的地位，进行微观层次的调控；不是总揽全局，把握方向，进行总量目标调控，而是大包大揽，进行“婆婆”式的个量目标调控；不是主要地调控市场，通过市场调控企业行为，进行间接调控，而是把企业当作行政附属物，重走行政命令的老路；不是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调控管理经济，而是直接调控企业。

3.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路径。当前，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主要面临三道路径依赖障碍。第一，党的建设中发展滞后的制度建设。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必要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却没有将党的制度建设上升到作为国家制度建设核心的高度，没有深刻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对于整个党和国家建设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意义，导致我们党未能将很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可贵探索付诸于制度建设的实践，制度的不健全及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使党强化领导的努力大打折扣。第二，民主法制建设中相对落后的民主法制意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重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视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党忽视了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受传统君主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消极影响，民众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受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特权观念、集权观念的影响，民众普遍缺乏自主意识和法制意识。第三，政治制度中相对落后的政治体制。我们党在执政后实行的“一把手”政治体制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诸多障碍，影响到深层权力结构和运行体制改革；在行政体制运行过程中，政治生活的集体性、复杂性和不透明性造成政府机构中长期以来存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现象，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的维护，加之政府没有为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提供畅通渠道和有利环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

4.文化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主要面临两道路径依赖障碍。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困境。我们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国情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相对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然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党正在走入一个理论困境：面对适应社会结构、利益、价值观和期望变化的要求，如何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和连续性。第二，重文化建设轻文化批判带来的糟粕文化滥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着眼于建设，以立为本。然而，过分强调文化建设，造成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西方腐朽思想、封建主义余毒，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等缺乏必要的批判，未能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使得各种社会思潮甚至丑恶现象大行于天下，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5.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面临三道路径依赖障碍。第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唯GDP至上”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迅猛增长，平均发展速度超过8%，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唯GDP至上”的思维也深入各级干部之心。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年非典考验中暴露得非常充分。可以想象，如果非典传入农村，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存在的严重的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第二，对上级负责的行政体制带来的政绩至上理念。我国的各级干部基本上是由上级组织任命的，这种对上级负责的行政体制使得广大干部纷纷把经济发展奉为圭臬，把绩效作为维持政治生命的主要支撑。部分领导干部在政绩至上理念的指引下，片面发展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或者发展立竿见影的产业和项目，造成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第三，落后的社会建设带来的落后的社会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重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对忽视社会建设，带来了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人口、资源以及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安全、收入分配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各种体制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部分民众诚信缺失、道德失范，部分党员甚至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官员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仍然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较为落后的社会建设也带来了落后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体系相对落后，政社分开、社会协同局面尚未形成，社会管理体系尚未建成。

（二）原因分析

“历史是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我们党在选择实施路径时遇到的路径依赖障碍，主要是由于先前的路径选择而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影响到我们思维和行为的优化选择。由习惯性思维定势和僵化的行为模式造成意识形态刚性，带来制度体制选择的“滞后效应”，成为我们党在一定时期内应对社会改革、进行制度体制选择的障碍。

1.教条主义的影响

执政60多年来，我们党选择了许多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当前，在实施路径选择过程中，我们党仍然囿于过去成功的经验，受制于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制约了新的实施路径的优化选择。这种教条主义主要体现在：第一，注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要求，将实施路径与价值取向、目标体系混同。我们党历来注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建构，实施路径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在保证实施路径不偏离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的同时，在很多时候把制度体制混同为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没有把具体制度体制从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中分离出来，没有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实施路径的合理分离，没有给予制度体制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以致于总是围绕价值理想领域的本质、性质问题纠缠不清而最终贻误国家决策的实施。第二，注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将实施路径与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背离。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意识形态之构成要素的实施路径必然要与社会存在相适应。我们党在选择实施路径时，对于制度体制的性质顾虑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制度体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具体运行层面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我们总是担心其产生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不敢借鉴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的经验，从而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优化我们的制度体制的机会。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将设想的制度安排与实践的制度安排相混淆。在路径选择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设想，使他们的制度设想客观上产生了路径依赖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原则性制度规定演变为具体性制度安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的制度设想是非常抽象而又高度概括的宏观制度安排，注重理论的原则性，并没有教条主义地规定未来，没有给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规划出一套可操作的具体规则和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则性地阐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而没有规定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和复杂的内部关系，我们机械地把公有制这一原则性规定当作具体性安排，为保证公有制的规模而做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就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二是将时代性的制度设想演变为当前的制度安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他们生活的时代出发，从理论上论证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方向。如，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三者等同看待。我们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一度持批判态度，对私有经济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小心谨慎。三是将条件性的制度设想演变为无条件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制度设想的同时，提出了使制度设想变为现实的极为苛刻的条件，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没有自私性、计划实施者具有无限理性从而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并有能力处理这些信息等。我们党在做出经济制度的选择时，抛开实现公有制、计划的条件而单独选择制度体制，就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导致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负效应。

2.计划经济的影响

建国之初，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和苏联的影响，我们党选择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造成了新的路径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计划经济带来的公有、公平思维。计划经济的最初推行，使民众相信政府能够代表全社会和民众的利益，使民众相信政府建立公有制、推行计划经济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公平制度，从而使民众自觉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减少建立和推行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的阻力，从而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和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国家政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的推行，在党员干部和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中形成了强烈的公有、公平理念，在追求民众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目标之下，其公有、公平的思维习惯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优胜劣汰理念格格不入，这就阻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第二，计划经济带来的政府干预模式。建国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形成了一套集权式的政府干预模式。这一模式使得政府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将全部活动纳入到政府工作框架之中，包揽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模式仍然是计划体制下全能型的政府干预模式，他们常常凭借其拥有的资源，以“全能者”的身份通过项目审批、信贷干预、减免税收、封锁市场等手段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在这种干预模式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政府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甚至用政府替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干预模式的广泛存在，使政府行为延伸至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运行过程，造成了新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障碍。

3.政治体制的影响

保罗·皮尔逊认为，政治制度路径依赖的形成，与政治制度变迁的三个特征相关。“政治变革图景的三个特征值得考虑：竞争和学习的有效改进机制的缺乏或弱化；政治行动者的视阈短见；政治制度有着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倾向。每一个特征都使回报递增过程在政治生活中特别突出。它们提高了行动者扭转初始选择道路的难度。回报递增现在已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而我们认为，在政治世界中这些动力更为强劲，且常常更难以扭转。”[2]建国之初，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和苏联的影响，我们党选择了维护中央权威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服从的思维习惯弱化了竞争和学习的有效改进机制，而自上而下的行为模式以及受到强化的官僚主义则强化了维持现有政治制度的倾向，这就造成了新的路径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政治体制带来的服从思维惯性。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中央，形成了中央最英明、领导最明白、一切听从中央和领导的思维惯性。这种威权政治体制通过组织化利益控制，如党管干部等，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和民众对党政组织机构的追随与依附，大多数党员干部和民众出于对党和国家为核心的威权体制的畏惧，采取了服从威权体制的合作策略，以致政治制度内部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与政治制度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不同的行动。第二，政治体制带来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模式。政治变革模式存在两个方向，即自上而下的方向与自下而上的方向。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而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则主要体现政治变革的地方性与民间性。一般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方式，都是这两种方向的有机融合。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我们党常常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方式，其实质是一种强制性的变迁。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发展实践，导致了政治发展思维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然而，仅仅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力量推动政治变革，由于政治发展的根基阙如，以及民众民主参与的基础比较薄弱，造成政治变革效益低下，甚至只能变成一种“纸上”决定。第三，政治体制强化的官僚主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通过上下层次对应的部门设置，实行金字塔型的管理。各级干部常常把权力看作是上级给予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对上级负责，有时甚至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得上级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权力发生了异化：权力来源于人民变成了权力来源于上级，为人民和社会负责变成了为上级负责。这种权力异化直接演变成为官僚主义，形成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热衷于社会地位和权力，为了维护其获得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倾向于维持现有制度，阻碍政治变革，形成了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障碍。

4.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儒家文化统治的社会，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至今还深深影响新中国的制度选择。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造成了新的路径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儒家文化带来的整体观念以及和谐思维。儒家文化是以整体价值取向为主、以国为重的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的团体精神，崇尚整体和谐，淡化文化批判，坚持“大一统”和“集中化”思想，注重保持制度体制的相对集中和相对稳定。儒家文化的长期统治，对中国民众的思维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被改变。由于整体观念和和谐传统的惯性作用，我们党往往忽视必要的文化批判，在顾全大局或维护统一中维持现存的制度体制，影响了党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第二，儒家文化带来的固守传统的行为方式。儒家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缺乏个体保护意识及权力制约机制；以皇权至上为根本，形成长期的专制集权政体；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制度建构理念湮灭于等级制度结构之中；以礼代法，礼法合一，造成根深蒂固的人治环境等等。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为保守、封闭。固守传统的行为方式，使我们党在做出制度选择时，往往只信任当前施行的制度体制，对于任何未经实践认可的制度体制，抱有本能上的不信任感，这就难以依据社会存在的现实进行优化选择，进而造成路径选择的路径依赖障碍。

【注释】

[1]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 [英]保罗·皮尔逊《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何俊志等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