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包括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动因、依据、路径等在内的研究体系。现将其综述如下：

第一，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学术界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功能等角度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进行了阐述。

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看，主要有“两形式说”和“三形式说”。“两形式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作为基本表现形式和具体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道德、科学、宗教、文艺等，二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理论形态的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等；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情感、意志、信念等[1]。“三形式说”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规定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只是描述了意识形态作为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环节，然而事实上，作为现实存在的意识形态，基于它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不仅作为观念意识形态而存在，而且也具有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形式。

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看，主要有“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不仅是价值理想层次的意识形态建构，而且包括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层次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2]。与此相类似，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归结为知识要素、价值要素、实施要素三个方面。知识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是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进行知识层面的说明，是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特征。价值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实施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操作性”，全面表述了应该怎样贯彻政党的主张，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采取什么样的原则、策略、途径、方式、艺术[3]。“四要素说”认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即是执政党对价值取向、理想社会、批判现实、实践计划层面的意识形态建构。罗伯特·A·哈贝尔把意识形态的要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一套绝对化了的道德价值；努力实现这些价值的‘良好社会’的轮廓；系统批判（或如遇到与现存意识形态时则肯定它）现实社会安排，并对它们的动力进行分析；一套由当前指向未来的计划（如遇到与现实意识形态适应，则说明如何继续发展，将其建成现实系统。”[4]

从意识形态的功能结构来看，主要是“三功能说”。基于对意识形态功能结构的解析，“三功能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主要包括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的意识形态建构。何怀远教授把意识形态的内部要素分为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目标-策略层面[5]。由不同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在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三个功能层面上统一运作，完整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动因。学术界从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角度进行了相关阐述。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源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自身发展及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源于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目标及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执政党的要求。综合两个研究角度，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需要。石本惠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执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话语系统、政治神话以及特殊的政治忠诚的象征符号，人为地赋予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6]。这是因为，民众对于现成制度的认识，对于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中获得的。执政条件下，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就在于向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建构对目前统治秩序的心理和价值认同[7]。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总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存在主要就是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基于国际环境的考量，学术界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一是国际生存环境视角。任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都要基于国际环境而生存，基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伴随始终。李慎明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8]。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二是全球化视角。全球化的推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相互交融与激荡，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交往方式和利益格局，而且深层次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和坦克进攻，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9]因此，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的客观要求。王秀阁、杨立英等持类似观点。三是信息化视角。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执政党对信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舆论统一的局面开始瓦解。人们不再仅仅听从执政党单方面的报道和阐释，也不会盲目地追随执政党识形态的观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能说服人，为民众所信仰，难度越来越大。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这么说：“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10]基于国内环境的考量，学术界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一是社会转型视角。大多数学者认可社会转型是意识形态转型的根本动因。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建基于社会转型的要求。他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要提高中共执政能力，必须重建执政党意识形态[11]。张艳新则从三个方面说明意识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迫切要求：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及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党深入研究和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抵制和批判社会上存在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迫切需要意识形态变革与创新。二是改革开放视角。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利益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反映在意识形态中，就是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出来，社会思想、思潮日益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思潮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模糊认识、思想分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意识形态淡化论和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出现。改革开放实践推动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刘明君认为，当前多元文化图景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导致了民众精神和信仰的迷失与危机、价值追求的冲突与漠然、文化认同的困惑与彷徨及思想信念的无中心倾向[1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理念、理论创新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适应党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需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的观念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进行。学术界从三个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述：一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自洽性规律的角度。自洽性通常是指建构一个科学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之间、这些基本假设和其逻辑地导出的结论之间以及各个结论之间的相容性、非矛盾性。自洽性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种理论特质和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意识形态能否符合自洽性要求，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内部矛盾发展变化规律的角度。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邱柏生认为这些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运作主体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诸多形态表征利益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等[13]。意识形态出现真实与虚假、自由与奴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后，便形成“意识形态悖论”，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要拯救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推动意识形态创造性转型。三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发展规律的角度。韩源认为，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不同排列与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结构，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在众多可能的关联中，意识形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三个层次重叠，处于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具有集中性、单一性、排他性、教条性等特点，这种类型的结构与传统社会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相对应；另一种是三个要素合理分离，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开放性、吸收性等特点，意识形态自身发展也具有更多的自洽性、兼容性与灵活性，此种类型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相对应。因此，意识形态结构的这种转型揭示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合理方向[14]。

第三，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依据。关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依据，学术界从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及历史依据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阐述。

理论依据。任何执政党在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时，总要以某些思想家的理论为基础或参考，尤其是在执政以后对意识形态的调整过程中。曾经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采纳的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就是以丹尼·贝尔、福山等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为理论基础的。正如丹尼·贝尔所说:“50年代是政治幻灭的时代……有不少社会学家——雷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S ·M ·李普赛特和我自己——开始把50年代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借此我们是要说明，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活力，它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15]他认为美国和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此后产生的政治理论如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为西欧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如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又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文化为出发点，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最终归宿，为美国及西方实现“后殖民主义”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为美国构建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以达到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目的。“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为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新的载体。

现实依据。影响执政党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概括起来，主要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利益格局、政党体制、党的阶级基础等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决定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更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迁决不是自己绝对独立的逻辑进程，而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变化、更新的[16]。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此导致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和趋势，决定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革。二是利益格局。李英田认为，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初始范畴，脱离了利益关系的执政党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活力来源于对现实利益关系的正确表达。意识形态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同不在于其理论本身如何完美，词藻多么秀丽，而在于其能否正确表达及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其反面来认识，即意识形态在认同方面出现的问题总是可以在其表达的利益关系中找到答案[17]。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执政党意识形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做出判断和解释。三是政党体制。王长江认为，当今世界的政党体制，按照体制内各政党的关系划分为竞争型政党体制和非竞争型政党体制两种。竞争型政党体制下的政党意识形态，包容性比较强，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迫于当时执好政和继续执政的压力，能够及时得到调整和完善。非竞争型政党体制下的政党意识形态，尤其是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其稳定性相对明显，除非迫于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执政党不会轻易地改变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三是党的阶级基础。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明显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必定发生相应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与此相应转变了分配方式，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的变化必须在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得以体现。

历史依据。学术界从各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及历史文化传统三个维度论述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依据。一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王永贵对新中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经验概括如下：在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开展两条战线思想交锋、运用三种主要手段以及协调好四个方面重要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与时俱进。把握一条基本原则即在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开展两条战线思想交锋即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战线，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界限。运用三种主要手段即在建设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建设先进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协调好四个方面重要关系即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性与文化观念多样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四方面重要关系，从而使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能够扎实推进[18]。王长江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经验作了总结：为摆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一些西方国家执政党在保持基本意识形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力求适应变化的实际，从新的角度对原有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或调整，即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19]。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教训。主要有：执政党意识形态简单化。“文革”期间，党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教条主义，排斥探索、排斥发展、排斥创新，凡是传统的、经典的、权威的一概否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后果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执政党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假性。“文革”期间，党的意识形态中有相当一部分理论、观点，甚至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指导观点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状，不是真实地、而是歪曲地反映着社会客观的联系和规律。譬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20]；执政党意识形态被演变。王秀阁认为，苏联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过程中土崩瓦解的。苏联和平演变的历程告诫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从未改变，和平演变始于意识形态的规律不会改变[21]。三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任何先进的意识形态，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殷晓元认为，当代中国实际上背负着三重传统：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柔和了佛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西风东渐后形成的反传统文化的传统(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中)[22]，这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大背景。

第四，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该部分是学术界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最多。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既包括“新建”，也包括“改建”与“重建”，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视角进行考量的：

从执政党意识形态发展规律角度提出建构路径。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符合自洽性要求，必须遵循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一是依据执政党意识形态自洽性规律进行建构。坚持历史逻辑、内容逻辑和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基本要求。张国启认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历史逻辑，应当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各种思想观点、理论体系形成的先后顺序及其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当前，主要是科学阐释和深入探讨党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述的内在一致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内容逻辑，必须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及其时代化研究，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内在规律的揭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发展逻辑，必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要素结构与分支理论体系，并着眼于揭示其未来发展的规律与趋势[23]。实现意识形态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基本原则。陈利权认为，就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来说，在注重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制度化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形成观念化与制度化、社会心理化一体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24]。实现意识形态各要素的合理分离，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基本方法。韩源认为，应把具体的理论观点从价值理想和政策主张中分离出来，让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三要素各归其位，合理分离，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实现动态的统一，不能总是动辄围绕价值理想领域的本质、性质问题纠缠不清而影响和延误国家决策的施行。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首先是要提炼出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本质、可以凝结为最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东西。这些“最高价值理想”不同于“具体结论”，具有终极性和稳定性，是党的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要逐渐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通向“自由王国”等价值理想，都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都应该看作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25]其次是给予党的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以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这是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再次是要把“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作为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舆论导向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既不要把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混同为“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也不能使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偏离“最高理念”的价值导向[26]。蒯正明、孙凤仪等持类似观点。二是依据执政党意识形态内在矛盾变化发展的规律进行建构。侯惠勤、郑永廷、李方祥等从这一视角提出了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坚持批判与建设的统一。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不同社会制度、思想体系斗争的重要战场，这就需要在对错误思想进行抵制和斗争中建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不会自行停止，必须旗帜鲜明地与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绝不能姑息、纵容，甚至妥协、低头。当前，要构建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执政党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它反映一定阶级的基本政治立场和社会主张。这就需要执政党在维护和固守根本利益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保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排斥有损于本阶级的各种消极的或敌对的意识形态[27]。同时，社会多元化和人们思想多样化的现实，促使各国执政党必须消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进行整合，塑造一种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坚持继承、借鉴与创新的统一。执政党意识形态要发展、要创新，首先必须继承、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郭国祥认为，继承、借鉴是基础、是前提，没有继承、借鉴就没有根基，就没有思想、理论来源，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是目的，是方向，没有创新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必定显得保守、僵化[28]。这就需要执政党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必须借鉴世界其他执政党执政的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角度提出建构路径。执政党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为了得到执政的合法性支持，执政党意识形态在实践中选择实用性建构模式。主要有：一是实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这一特征在意识形态的表现就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较强的包容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产阶级出现并且数量急骤增长，社会阶级阶层格局变化巨大。作为政党，无论是从争取选票的角度，还是从其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都必须扩大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从而使其保证在不失去原有支持者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尽可能地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和调和。王长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基于此，执政党开启与反对党对话的大门，日益淡化其阶级政党的属性，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二是保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执政党意识形态是覆盖全社会的主流或一致性意识形态，必须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只有当意识形态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才能使它既能继续得到旧的社会团体成员的支持，又能得到新的社会团体成员的拥护[29]；既有助于全社会改革共识的形成，又无损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就要求执政党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张力。意识形态的弹性状况决定着一个政党适应周围环境、形势变化能力的强弱。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30]。随着社会变迁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与原有价值体系相联的意识形态必然受到重新审视，执政党应适应社会变迁而灵活地发展意识形态，使其更好地发挥宣传与阐释功能。三是突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作理念。张康之指出，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大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成的。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竞争行为迅速膨胀的过程，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大都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在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超越[31]。因此，各国执政党需要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提出建构路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需要在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中夯实现实基础，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根本保证。这就需要建设物质文明，为意识形态建构夯实物质基础；建设政治文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精神文明，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建设生态文明，为意识形态建构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建设社会文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意识形态建构的良好氛围；加强先进性建设，提高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最后一点是重中之重。石本惠从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协调互动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探讨。她认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互动”的社会平台，构建现代法治国家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制度平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构建执政党意识形态互动的持续“路径依赖”，政治合法性、公共领域、公共理性是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动力基础和科学路径。

从执政党自身和国家形象角度提出建构路径。侯惠勤认为，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问题。就当代中国共产党而言，围绕着“形象”问题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一是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从而确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二是解决传统与当代的平稳对接，从而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的统一性；三是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进行价值重组，以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以上三个方面，不管其在实践的深化中有何拓展，都体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格局。所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有三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时代潮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其中，“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及其创新发展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形象。这一理念表明，所有是非曲直、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标准，没有其他抽象的理想标准，所以不能离开这一根本标准搞抽象的争论。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中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复杂的社会多元利益，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主要是三大形象：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形象。[32]

第五，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研究的特点和未来研究的展望。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研究，有所发展但不成熟，仍有较大深入研究的空间，值得学人关注。

成果显著，成就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视角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坚持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结合、历史层面与逻辑层面相结合，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视角进行研究，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中国期刊网中含“政党”及“意识形态”的文章，绝大多数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含“意识形态建设”的文章中，绝大多数文章涉及到了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二是建构了简单的理论框架。当前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集中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涵、内容、动因、依据、路径等方面，已建构起简单的理论框架，这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论素材，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三是形成了优良的学术环境。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得到诸多方面的支持，既包括各级科研领导及行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包括众多媒体、出版社、杂志社的支持，很多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或编辑部出版或发表过该研究领域的书籍或文章。这些有利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是该研究系统化、科学化的基础和条件。四是产出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许多研究成果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多集中于总结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及教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尚不成熟，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经验研究较多，理论研究较少。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多为经验型研究，多从工作需要、政治需要出发，并没能深入到“建构”的理论层面，以致学术理论意义上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长期滞后。主要缺点有二：一方面，缺乏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依据研究。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研究不能凭空臆想，而是在相应理论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者明显缺乏对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理论或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的研究，这就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缺少科学的理论支撑，许多观点也就难以立起来。另一方面，缺乏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基本逻辑的研究。怎样进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是研究的中心问题，虽然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路径，但是这些路径不是基于建构逻辑提出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相对欠缺，逻辑的严密性不够明显。二是成果重复较多，创新较少。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的成果重复性严重，一项成果被多人用来使用、借用甚至盗用。特别是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动因及路径方面尤其突出，研究者提出的许多路径相同甚至连文章的一级标题也几乎一样。很多研究人员习惯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某些方面进行过度阐释，却很少有人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作更深入地研究，从而导致了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研究人满为患，而在其他领域和方面却无人涉足的尴尬现状。三是平面式研究多，立体式研究少。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习惯于分解式研究和单一学科、单一角度切入的平面式研究，相对缺乏整体性研究和多学科交叉、多角度考量的立体式研究。主要体现为“四个欠缺”：首先是理论性研究欠缺。研究者往往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实证性研究情有独钟，但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抽象逻辑及学理推断则漠然置之。理论性研究的欠缺降低了实证分析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可行性。其次是整体性研究欠缺。现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某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或某一时代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进行点对点式研究分析。这种研究既难以体现出某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横向上的时代感，又难以体现纵向上的历史感，从而使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再次是关联性研究欠缺。许多研究人员囿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自身和国内狭小的圈子而就事论事，缺乏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和国际视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与传播、认同的关联分析，对中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比较分析等等相对欠缺。最后是跨学科研究不足，研究者常常就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学或社会学或经济学某一学科的范畴进行研究，缺乏从多学科的交叉角度进行探讨。

仍是前沿，值得研究。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是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志，学术成果的数量说明该项研究引起较多学者、专家的思考，学术成果的质量说明该项研究的成熟度。当前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研究现状是有所发展但仍不成熟，这恰恰说明该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应集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典作家等的意识形态建构思想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思想研究，国外政治领导人及政党领袖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思想研究，中西方思想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思想研究等，以打下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研究。这是解决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弄清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逻辑，需要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各构成要素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三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应重视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外参照研究，着重分析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特征、途径、不足，着重分析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借鉴意义。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应重视执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比较研究，从中探寻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规律。四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关联性研究。必须脱离就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就中国看中国的误区，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和国际视野，加强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关联性研究，如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与传播、认同的关联分析，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与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的关联分析。五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交叉学科研究。应综合应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研究，进行多学科交叉、多角度透视，全面分析把握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将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深深植根于全世界执政党实践的土壤，从中探寻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一般规律。

【注释】

[1] 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2] 韩源：《意识形态发展模型研究——兼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取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3] 张九海：《谈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非常态意识形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4] Robert.A.Haber，The End of Ideology；China.1.Waxman.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New York，1969，p.186.

[5] 何怀远：《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浅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6] 石本惠：《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7] 戴焰军，李英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8] 李慎明：《中华战略文化及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版，第141页。

[10] [德]托马斯·迈尔等：《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11] 郑永年：《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联合早报》2007年1月24日。

[12] 刘明君：《论和谐社会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样式的转型》，《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3] 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14] 韩源：《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党政论坛》2005年第8期。

[15] [美]丹尼·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16] 张衍前：《网络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危机及对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第27-31页。

[17] 李英田：《利益变迁:意识形态创新的逻辑起点——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方法论思考》，《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1期。

[18] 王永贵：《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9]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20] 徐伟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2期。

[21] 王秀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必需》，《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

[22] ⑤殷晓元：《.我党意识形态建设三大战略》，《求索》2006年第10期。

[23] 张国启：《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建设的科学内涵及逻辑向度》，《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4] 陈利权：《从意识形态内涵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浙江学刊》2010年第1期。

[25] 韩源：《政治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知识社会学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26] 韩源：《政治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知识社会学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27] 李方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8] 郭国祥：《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的几点思考》，《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29] 蒯正明：《国外主要政党关于意识形态资源建设的经验启示》，《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

[30]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31] 石国亮：《论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意识形态”》，《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32]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9-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