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不能满足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以满足时代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要求。一定程度地讲，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决定着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水平。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未能适应时代要求，尚需全面提高。

（一）主要表现

1.改革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的发展决定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老是一成不变，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都不可能保持吸引力和生命力。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内容上做到与时俱进，这就要求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具备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提升党的改革创新能力，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进程中，我们党的改革创新能力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尚需全面提高。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多维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是改革创新的前提，创新思维是改革创新的保证。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缺乏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思想意识，虽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不去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创新，也就不能及时把握和抓住机遇，审时度势地推动创新，不会有丝毫创见；有的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智力，但是满足于常规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去求异求新，也就难以发现新的思想火花，不能及时抓住改变现状的契机和机遇。第二，部分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改革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然而，有的领导干部抱守传统，把传统视为绝对完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领导干部迷信权威，固守权威、上级、书本、原理、经验，拘泥于条条框框，不敢怀疑，不敢批判，过于尊重知识、尊重上级，珍视经验，依靠专家；有的领导干部缺乏勇敢的探索精神，怕丢乌纱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四平八稳，不敢冒风险，缺乏敢闯、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和勇气。

2.形势分析能力有待提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党的意识形态，必定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我们党要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必定首先要对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这就要求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具备一定的形势分析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通过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提升党的形势分析能力，基本上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为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概括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世界大变动、国内大变革、党内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党的形势分析能力不能完全满足科学及时地把握时代变化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准确的形势判断能力。适应时代变化，表达时代呼声，是任何政党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然而，有的领导干部视野狭窄，观察不到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对国际、国内、党内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民众的基本要求缺乏正确的判断，甚至对新生事务知之甚少。第二，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全面的分析综合能力。在正确判断客观形势的基础上对客观形势进行全面的分析综合，是政党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条件。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缺乏准确的思维能力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去把握客观形势的趋势和主流而被细枝末节所蒙痹，对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的定性不够准确；有的领导干部不善于在比较中进行分析，不善于归纳总结，做不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3.理论概括能力有待提高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存在的理论抽象。我们党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利益诉求通过抽象的理论转换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过程。因此，我们党要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必定要在科学分析社会现实和民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最终形成反映民众利益的思想体系，这就要求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具备一定的理论概括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通过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党的理论概括能力，基本上能够对民众诉求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在全球文化交流碰撞、民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党的理论概括能力还是不能完全满足时代变化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进行理论概括的关键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当掌握的理论工具，只有切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将直觉和经验上升到理论，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在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深刻把握世界和时代的发展规律。然而，有的领导干部不善于进行理论学习，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的领导干部不仅不重视甚至轻视理论学习，放松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有的领导干部不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尤其是不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地、发展地、一分为二地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是机械地、僵化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第二，部分领导干部缺乏科学严密的抽象概括能力。科学严密的抽象概括能力是形成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党的领导干部的抽象概括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准确、是否易于被认可和接受。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忽视理论体系的严密规定性和科学准确性，在不少文章、文件和讲话中对某一概括的文字表述很不统一，有时甚至在同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出现不尽一致的文字表述。不够科学严谨的理论表述，容易使民众认为这种理论概括不成熟、不严谨，容易使民众误认为这一理论概括“尚未定论”， 从而影响这一理论概括本身的权威性，甚至给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以可乘之机。

4.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及民众对党的认同度，对于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意义重大。民众对党的信任度、认知度、认同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的。因此，我们党要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社会结构变迁，利益格局分化的今天，我们党的公信力受到很多民众的质疑，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主要表现在：第一，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待提升。执政党为了获得民众的持续信任，需要在广大民众之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种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执政党权威的主要表现。然而，我们党面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无法及时准确地表达其政治纲领，对于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界定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因对党的执政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非完全控制性而产生顾虑和担忧，缩小或削弱了民众对于党的信任和支持程度。第二，党塑造民众信心的能力有待提升。执政党为了获得民众的持续信任，需要通过执政行为让广大民众对其充满信心，使民众相信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会符合自己的意愿，这是执政党获得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我们党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理想时，有时没有通过各种方式对这种理论体系和社会理想进行合理性论证，没有对现实社会的困难和党采取的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使得民众无法得知党对社会现实的判断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民众无法通过党的理论的解释力、理想的吸引力和理性的说服力获得充足信心。第三，党兑现承诺的能力有待提升。执政党公信力的获得，与其做出承诺并兑现承诺息息相关。承诺的做出及其兑现，可以使执政党获得政治权威，可以激起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然而，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巨大变革，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有时做出不恰当的承诺，如承诺过多或过高，有时明知不可能实现也做出承诺，最终使我们党陷入信任危机；有些党的领导干部没有为兑现承诺付出相应的努力。有些恰当的承诺，兑现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于是，有些党员干部不愿意付出较大的努力，导致民众削减或收回自己的信任。有一项调查结果反映了民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程度：对于干部当官的目的，89.6%的弱势群体、86.7%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66%的农民群体认为是“为了个人利益”[1]，党员干部的社会评价体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原因分析

造成我们党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不足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主要有：

1.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体现着高度集权的特点。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我们党牢牢控制了行政权力，也产生了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对上级负责的行政模式，造成了部分党员干部只听从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指令，也使他们缩减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改革创新的平台。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管理模式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形成了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控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受这种管理模式的制约，部分党员干部形成了遵纪守法、令行禁止、维护中央和上级权威的优良作风，保证了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与此同时，也使部分党员干部养成了凡事向上级“多请示”、“多汇报”的习惯，一遇到问题和困难，便等待上级下命令、给办法、定政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这些党员干部不善于思考，不大胆改革，只会“模仿”或“克隆”别人的做法。长此以往，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其创新能力得不到提升。第二，干部管理体制的束缚。在我们党的干部管理体制中，党的干部捧的是“金饭碗”，吃的是“皇粮”，待遇优厚而且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只上不下，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只要在领导岗位上按部就班，干好干坏都没关系。现行的领导干部考核和任用政策对干部的改革创新能力、形势判断能力、理论概括能力等要求不够，且缺乏明确标准，即使它们直接构成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也往往很难认定。久而久之，造成部分党员干部惰性大，责任心差，危机感不足，忧患意识不强，改革创新能力欠缺。

2.思维定势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国际、国内、党内情况日新月异，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然而，我们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维方式，容易使有些党员干部抱守陈规，用固定思维分析客观形势，不图革新，不去发展和完善党的思想理论。这些思维定势主要有：第一，权威定势和上级定势。在党的活动的各领域中，都存在某种权威；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存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权威和上级对党的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权威和上级容易成为党的活动的“定势”，造成一切唯权威是从，一切唯上级马首是瞻，非权威人士、下级干部的独立思考和改革创新受到很大压制。第二，书本定势。书本上的理论和知识是党的实践活动的指南，对于我们党正确地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但是，有些党员干部盲从于书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以为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是正确的，经典作家没有论及的就不敢越雷池半步。“唯书”的思维定势，导致了部分党员干部不善于学习，不能实事求是地判断形势并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进行理论的发展创新。第三，经验定势。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正确而充分地利用这些宝贵经验，能够使我们党少走或不走弯路。但是，部分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一切靠经验，没有对经验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而盲目地使用，也就不能科学判断客观形势，不能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

3.行为惰性的影响

多变性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我们党为适应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驾驭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需要不断地根据新的形势和时代课题提出解决方案，创新理论体系。然而，部分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按部就班，过于求稳，产生了一些行为惰性，迟滞了他们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判断，阻碍了他们改革创新的步伐。这些行为惰性主要有：第一，被动、消极行为。部分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被动消极地工作，只对发生的事物、情况做出反应，而不去主动分析形势、创造新环境、形成新思路。他们认为环境的改变和创新，要依靠外部条件的变化。只有当外部条件变化了，好的结果会自动送上门来；倘若未发生变化，就是时间未到，应耐心等待。还有部分党员干部害怕他人批评，担心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受到嘲笑，从而不去主动接受新事物，提出新观点。第二，习惯行为。部分党员干部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熟练掌握了某些理论和方法，面对新生事物，往往不假思索地做出习惯性反应。由于习惯的存在，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因循守旧，并总能找到理由来捍卫它们，从而对我们党的改革创新活动，对我们党科学分析客观形势并进行理论抽象产生障碍。第三，从众行为。部分党员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去独立思考问题，没有自己的主见，遇事随众附和。这种从众行为就是一种“随大流”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磨灭部分党员干部的个性，压抑党员干部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妨碍创见的产生。

4.腐败蔓延的影响

影响党的公信力提升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分配不公、社会不稳、腐败蔓延等等。当前，腐败蔓延无疑是致使党的公信力下降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我们党确立了追求经济效益的理念和社会平等的原则，但是，当等价交换的原则被移入社会政治生活时，便造成对党员干部思想的腐蚀，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等不正常现象，也产生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腐败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党和国家公信力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整体状况而言，无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还是窝案之深、牵连之广均“创纪录”，厅级以及厅级以下官员的腐败情况更是触目惊心。[2]党员干部中的种种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及权力寻租现象发生并蔓延，破坏了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对民众的信念、信任和信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原因很简单，党的公信力主要来源于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党塑造信心的能力以及党兑现承诺的能力，而这些主要通过党的言行来判断。在实践过程中，当民众发现我们党或者党员干部做不到言行一致，不能把自己所公开宣扬的与实际奉行的保持一致，不能将过去动员民众的口号付诸实践时，民众便会怀疑甚至否定曾经信任的党，我们党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势必下降。普通民众不是理论家，不会依靠历史和逻辑的推演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论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他们往往通过实实在在的党员干部的言行来分析这一切。所以，腐败的蔓延使民众看到的是我们党违反党的性质，违背党的宗旨，背离党的价值取向的实际，尽管我们党在理论上不断强化宣传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廉洁奉公的党，也势必在无形之中降低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降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也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注释】

[1] 樊浩：《当前我国社会思想“多”与 “一”的规律及其意识形态战略》，《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

[2] 张玉芝：《执政党软权力建构探析》，《齐鲁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