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取向难以及时适应民众需求变化

当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把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代表和反映广大民众在物质、精神和政治等方面的需求。然而，我们党的一些实践活动仍然无法体现民众各方面的需求或体现得不够充分，使党的价值取向难以适应民众需求变化。

（一）主要表现

1.不能及时适应民众的物质需求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需求始终是人的第一需求，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永远不会停留在原地，而是在已经满足的利益需求基础上继续向更高层次发展。当前，民众的物质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追求富裕的生活成为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阶层、一部分人群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共富。这使得我们党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领域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理解为可以优先为部分地区和部分阶层的民众谋利益。为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一般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体制。虽然市场经济倡导公平竞争，但事实上，这种竞争并非完全公平。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不管竞争参与者的条件和状况如何，无论其是否占有或占有多少生产资料，是否掌握新技术以及能否熟练应用新技术，是否掌握各种市场信号，是否具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把所有的市场主体纳入到同一竞争体系之中，按照市场机制要求的游戏规则展开竞争。结果只能是：

占有生产资料较多，掌握并能熟练应用新技术，获取、分析信息能力较强，抗风险能力强的的市场主体更能适应市场需要，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反之，则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获取或获取较少的社会财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现阶段普遍存在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如：地区之间居民收入不平衡、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不平等、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大等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的共同富裕，却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目前，国际上用于判断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是基尼系数[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 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贫富差距的存在并逐渐扩大，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几年，即使民众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贫富差距过大仍然产生部分群众的相对不公平感，这正如马克思所作的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3]我们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价值取向出现的偏离，造成党的政策向东部地区、城市、新的社会阶层偏移，许多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收入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小康水平，离富裕水平更远，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2.不能及时适应民众的政治需求变化

我们党为民众谋取的利益主要集中于物质利益，而相对忽视其他利益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已经不再急切地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其利益需求变得更加多样。民众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开始追求政治、精神等方面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法制意识、受教育程度均相应提高，其政治参与需求也相应增加。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4]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寻求政治参与，力求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身利益。比如，新的社会阶层中很多人在获得物质财富和一定社会地位之后，积极要求参政议政，有的还要求入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主、股份制企业的大股东、职业经理人，他们往往对政治地位十分敏感，对政治利益的需求异常强烈。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谋求进入政治机关参与国家或地方的政府管理，通过追求政治利益而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例如，2006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拟将“关于请求尽快把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列入地方立法的建议”递交浙江省人大，旨在推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一部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这是中国富人们影响立法的第一例。[5]这充分说明，某些社会阶层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以利益主体的身份通过立法、民主参与等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由于我们党偏重于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长期以来忽视民众对于政治利益的需求，以致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形式较为单一，民主参与方式较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造成部分群众只能诉诸于一些非制度化、非民主化、非法制化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部分民众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政治事务，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参与事务的实施过程，而很少参与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过程。从总体上说，民众对自己政治利益的需求尚未满足，某些利益群体无法或很难进行政治利益表达，难以实现政治利益诉求。

3.不能及时适应民众的精神需求变化

我们党在重点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党的价值取向偏离了民众的精神需求，民众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相对落后。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精神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给传统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敲诈欺骗、假冒伪劣等现象层出不穷。在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之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以自身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寻求利益最大化，导致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抬头，民众价值观的功利化倾向非常明显。受市场自发性和市场主体趋利性的影响，市场主体常常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诚信行为。如尔虞我诈、短斤少两、欺行霸市、制假贩假等等，甚至不顾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另外，市场化、工业化的发展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但城市居民之间、邻里之间的互信、互助、友爱、友情日渐淡薄，许多居民认为除了自己或家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值得信任；第二，文体活动、文体设施的普遍缺乏，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例如，现有设施的建设与文体活动的开展表现为“两头重，中间轻”的现象，即重少年儿童和老年，忽视了青壮年群体的需要；在已有的社区室内活动场所中，麻将室占有较大比例；在室外场所建设中，专门的健身场所，如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匮乏；社会上现有的健身俱乐部，由于其盈利目的、有限的项目和分布不均的地理位置，使它难以满足大多数普通居民的需要。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民众业余文体生活单一，在部分社区，麻将、电视、游戏机成为他们的主要休闲活动。

4.不能及时适应民众的社会需求变化

我们党为民众谋取的利益主要集中于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忽视了民众的社会利益需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偏离民众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要求。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广大民众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追求优美的生活环境，部分群众还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保障问题，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没有注意到资源、环境等事关生活质量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导致实践中为了经济的增长而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使得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不和谐状态。第二，偏离民众对安定有序的追求。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人口处于高流动状态，社区人口异质性强，社会结构缺乏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种越轨行为便大量产生并很难控制。由于我们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致使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管理水平滞后，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违法犯罪活动猖獗。这使得民众的安全感日趋下降，自我安全和防范意识随之增强，相互提高警惕，不愿交往。第三，偏离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导向使我们党的政策忽视了公平正义，使不少人钻了政策的空子，分享了改革的成果，而大多数人却承担了改革的代价。政策倾斜和牺牲部分群众利益，人为地造成了民众之间利益获取的不公平，受倾斜之利的群众获得超越他人的便利和先发优势，并借此获得他人无法企及的增量资产，从此在发展上遥遥领先；而被牺牲利益的部分群众则不仅现时利益受损，甚至还错失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从此沦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法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时期广大民众的重要利益需求，他们要求公平公正的待遇，要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即使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收入。适应广大民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努力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二）原因分析

党的价值取向之所以在实践中不能完全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政治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从主观方面讲，是因为党对民众需求的认识存在偏颇；从客观方面讲，是因为民众需求的快速发展使党无法及时做出调整。

1.党对民众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偏颇

第一，对民众需求认识的片面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对着生产力落后、民众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基本国情，我们党认为，中国民众的需求主要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主要地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取物质利益，解决其温饱问题。党的价值取向存在的这种片面取向现象，反映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不成熟性。人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本身具有物质性、政治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而且，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充分体现人的物质性、政治性、精神性和社会性，满足人在物质、政治、精神和社会方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更加全面和多样，人的物质需求、政治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各方面都展现出来，党的价值取向应全面地体现人的各方面需求，而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或者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方面。因此，我们党对人本身物质性、政治性、精神性、社会性认识与把握的片面性，导致了党确立价值取向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科技与道德等的分离与对立。

第二，对民众需求认识的倾向性。当代中国的民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在内的所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公民。民众的需求也应该是涵括各个群体的共同利益诉求。由于党在某一时期根本任务的变化和发展思路的不同，党为民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有时倾向于先富群体，有时倾向于城市居民，有时倾向于东部地区的民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表现出先富群体、城市居民和东部地区民众优先发展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我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党对依靠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得劳动成果的人大力鼓励、赞扬，对于劳动及劳动人民，我们党没有体现出爱护、赞美的明显倾向性。尽管工人、农民的收入状况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到目前为止，普通工人、农民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负担还是很重，工人、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

第三，对民众需求认识的抽象性。作为一个抽象性概念，民众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具体性概念，民众是单一的个体。所以，民众的需求既体现为民众整体的利益诉求，也体现为民众个体的利益诉求。长期以来，我们党肯定民众需求的整体性，对民众需求的认识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使党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度强调集体主义。我们党认为，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了必须把以人民群众为利益主体和评价主体的集体主义，作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导向。这样，我们党强调党和国家的需要，集体和社会的需要，认为只要社会发展了，每个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对个体的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但是我们党把民众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多层次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中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是忽视个体的现实利益需求。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多种需要等待满足，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党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保证集体利益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实现社会共同利益，进而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在实践中，我们党忽视甚至否定个体利益来保护集体利益，把追求个体利益简单地归结为落后思想，理解为自私自利的行为。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是个体价值被无情地抹煞，社会对个体的尊重和满足与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相分裂，导致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发生偏离。

2.党有时无法及时反映民众需求

第一，党代表民众利益的无限扩大使其有时无法及时反映民众需求。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民众利益的代表。党通过反映和维护民众的利益来体现这种代表性。我们党把这种代表性无限扩大，认为，既然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利益需求，那么党的价值取向与民众的利益需求就具有一致性，党就可以代表民众将其利益需求反映在党的价值取向上。由于民众的利益需求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党无法及时反映民众的基本要求，党的价值取向也就容易偏离民众需求。

第二，民众利益需求的快速发展使党有时无法及时做出调整。民众的利益需求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众的利益需求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现实中我们党没有能够针对快速变化的利益诉求做出价值取向的具体调整，这是造成价值取向偏离民众需求的现实原因。民众的利益需求是多方面的，这些需求不一定同时发生，也不一定同样重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利益诉求都会被先后提出来。改革开放之初，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物质需求是民众的第一欲望，民众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物质方面；但在解决温饱之后，民众就会相继提出更高层次的利益要求。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的利益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逐渐由侧重物质利益向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并重、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重转变。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在短短30几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利益需求的发展变化非常频繁，我们党的具体价值取向随着民众利益需求的不断发展而调整的难度非常之大，以至无法及时做出调整，党的价值取向发生偏颇在所难免。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民众作为个体的地位、作用、价值被突显出来，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承担者。在平等、自愿的市场活动中，突出了民众作为个体的价值，培育了民众的自主精神、创新精神和民主精神，树立和增强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也激发了民众的民主诉求和精神诉求，这就打破了党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基本建构，我们党很难在这种剧变中及时做出多方面的调整。

【注释】

[1] 基尼系数在0-1之间，越接近于0，表示越公平；越接近于1，表示贫富差距越大；0.3 以下为“良好”，0.3到0.4之间为“正常”，超过 0.4 为“警戒”，一旦超过0.6，表明该国两极分化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2]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1-19/2079225.shtml.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页。

[4] [美]塞谬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38页。

[5] 参见：《东方早报》，2007年1月8日。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