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选择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基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方法论的理论反思。执政党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还通过将其体现的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为政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李普赛特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水平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状况密切相关，意识形态较高水平的一致化意味着较高水平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认同，是执政党获得政治权威的根本所在，是政党夺取或维护政权的重要方式。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的，而意识形态建构是实现认同的根本前提，是执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要求。建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对于执政党获得或保持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符合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执政党才能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这就需要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构成要素及其遵循的基本规律，把握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二，基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实反思。执政党通过建构、传播意识形态，使公众普遍认同其意识形态，为其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在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与执政党意识形态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是引发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是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环境。全球化进程既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意识形态性的一面。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不论是其模式，还是其话语都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推行其意识形态战略。全球化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积极建构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影响本国及他国民众，也促使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积极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吸引本国民众并抵御他国意识形态的冲击；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社会变革的演进，造成经济利益和社会阶层分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利益追求、分配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组织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大大增强了民众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多变性、独立性和选择性，民众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社会变革造成民众精神上的迷茫与困惑，社会关系多样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的现实使民众感到无所适从。对于我们党来说，对正处于社会变革中民众的心态和思想认识进行科学而合理的整合，并依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不仅是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严峻课题，也是现时代一个急需解决的理论任务。

第三，基于对世界政党政治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纵观世界上执政较长的政党，为摆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多选择在保持基本意识形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适当调整来适应变化的实际，从新的角度对原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即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比如，受中间阶层的扩大、科技革命兴起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都不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在左、右两个极端的位置上，而是相互向中间靠拢，力争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和愿望都包容进来。只要对本党有利，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把对方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吸收过来为已所用，而不再拘泥于一种既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执政党曾经将意识形态简单化、教条化，甚至解构自己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过程中土崩瓦解的。在哲学理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成为了哲学的主流思想；在经济理论方面，“市场万能”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理论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要重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失误，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被削弱和瓦解，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分崩离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敦促我们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以避免或减少失误。

基于以上三点思考，笔者选择了“执政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及之后的研究选题，希望能够为搞清楚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理论问题略尽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