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特点

（一）执政党的主要特点

政党按政治地位来划分，有执政党和在野党（或反对党）之分。“一般来说，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甚至是由在野党转化而来的。”[1]执政党的“政”，可做“政府”或“政权”之解，所以“执政党”可以理解为“掌握、控制政府的党”，也可以理解为“掌握、控制政权的党”。执政党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执政党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同时面临被权力腐蚀危险的党

从政党的地位看，执政党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党，同时面临被权力腐蚀的危险。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执政党手中掌握了国家权力。在成为执政党之前，该政党的活动受国家权力的约束，甚至可能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暴力镇压。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政党依靠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而成了权力的主人。一方面，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意味着它可以把国家权力作为工具，行使政治主导权和社会管理权”[2]。但在另一方面，执政党却同时面临着被权力腐蚀的危险，这一危险源自于国家权力的固有属性即权力与生俱来的腐蚀性、异化性。马克思曾对国家权力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国家权力在形式上表现为公共权力，是超乎社会的独特力量。在实践中，如果国家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地制约，将会必然发生异化，日益脱离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由人们用来统治和服务的工具变成统治人的工具。当权力异化为统治人的工具时，执政党就容易被权力腐蚀而处于脱离群众的危险境地。

2.执政党是体现为“整合的工具”的党

从政党的功能看，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有四个基本功能：一是利益表达功能。一般而言，政党总是代表了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把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的过程，就叫利益表达。”[3]二是利益综合功能。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使民众的要求对政治权力的运作产生影响和压力，而不是简单地像“传声筒”那样传达民众意见和要求。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指政党“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4]。三是政治录用功能。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就是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把社会上的精英按照他们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吸收到党内，储存起来，并把他们作为本党的人选推荐给选民。”[5]四是政治社会化功能。人们参与政治有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在此过程中，政党负有使民众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权益并不断强化这种认识的责任。执政之后，政党依然履行这些功能，但与执政之前相比，“党掌握整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要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所以说，非执政党偏重于特定利益表达，执政党偏重于整体利益整合。”[6] 在执政的条件下，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不同造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又由于掌握的是公共权力，所以执政党必须成为超越社会各种利益的力量，必须最大可能地整合这些利益，这就必然要求执政党兼顾和整合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尽量协调执政党与国家各自的利益、执政党所在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以减少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国家、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政党体现为一种“整合的工具”。

3.执政党一般是建设性的党

从政党的作用看，政党是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政党为了取得政权，可以采用合法的形式如议会选举，也可以采用暴力形式破坏旧政权而取得政权。而执政党则一般不是采用破坏的方式而是采用建设性的方式，以建设性的方式来承担起发展经济、治理国家的责任，通过实绩而不是口头许诺或政治鼓动来赢得民众的信任。这是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然后解决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永远不会终止，而只会逐级提升。因此，执政党要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民众的具体需求，把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赢得民心的基础，并进一步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在野党也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主要是通过批评、质疑、否定执政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体现这一点，而执政党则主要是通过政策建议和推动立法，以建设性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7]执政党也会审时度势，提出改革不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某些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立法建议，但这种改革也带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特点。

4.执政党是以稳定和巩固政权为根本目标和任务的党

从政党的目标和任务看，执政党的根本目标是稳定政权；围绕着这一目标，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积聚起来，造成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前的首要目标是推翻现政权以取得政权，政党的一切工作都必定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执政党掌握政权之后，必须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置于优先位置。任何政党获得并巩固其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得到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政治认同源于民众对政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的认可和赞同。政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实际上是政党在执政之前对民众的承诺，正是这种承诺使民众对执政党有了明确的期望。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兑现对民众的承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执政党把社会上的积极力量积聚起来，以共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果背离了这个目标和任务，它的执政地位就不能巩固。

5.执政党是坚持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执政方式的党

从政党的活动方式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朝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手中便自然拥有大量可利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从而使得政党发挥作用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化。而执政党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需要采用科学的、符合现代政治运作规律的执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运用权力来实现既定的目标。“所谓政党执政方式，指的就是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广义地说，执政方式还包括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因为说到底，体制和机制是这些途径、手段和方法的系统化、稳定化。”[8]执政党在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时，政党执政的权力运行过程是否科学、民主、符合法律规定，决定着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因此，执政党往往依法掌握公共权力并自觉按照各主要政党都认可的权力运行规则和范式行使公共权力，它们往往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行政权在行政活动中实现党的政策向国家政策的转化。如英国执政党“通过内阁提出大部分‘公议案’，再在本党议会党团的督促下，依靠在议会的多数地位，使议案顺利通过变成国家法律”[9]；美国执政党“利用总统的强大权力，影响和主导国家政策，体现本党纲领和主张”[10]。

（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特点

执政党的特征决定了执政党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时，除了遵循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规律之外，还要体现执政党的基本特征。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特点体现在：

1.价值取向的确立体现普遍性、时代性

政党是代表着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因此，与一般政党一样，执政党确立的价值取向总是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总是维护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如法国社会党，“无论是领导层还是普通党员，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特别是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占多数。”[11]为照顾法国中下层的利益，法国社会党主张要在法国“消除不平等现象”，要主持“社会公正”。

当然，执政党要保持其执政地位，不能仅仅站在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还要照顾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分实现和尽可能维护民众的利益。这是因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以获得足够多的民众的支持为前提。而民众总是从自身利益实现的角度对政党做出评价，进而决定其支持的政党。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必须在广大民众面前表明其代表民意、实现民利的行为倾向。执政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 。因此，执政党确立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普遍性特征。如统一俄罗斯党宣称：“我们把人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许多世纪以来，人的生命价值在俄罗斯曾经遭到严重扭曲，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对于我们来说，宪法和国际法准则所宣布的一切人权具有同样的、无条件的和最高的价值，无论是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各种文化财富、社会保障的权利。”[13]其意识形态的价值是：“对祖国的热爱，稳固的家庭，健康的生活方式，高度的专业技能，公民的团结一致”[14]。

由于民众的利益是不断变化的，执政党的价值取向要反映民众的利益需求，必须根据时代要求、以民众利益为依据做出恰当的调整。执政党面对时代主题的变化，面对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组合，为了赢得选票和保持执政地位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协调全社会利益，以作为更广大民众的代言人”[15]。因此，执政党确立的价值取向要体现代表时代要求的时代性特征。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制订的《哥德斯堡纲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形势和社会现实作了解答，它宣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它决心把工业革命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使用技术而解放力量用于为一切人的自由和公正服务。”再如英国的工党，工党最初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发布于1917年的工党章程第四条第四款充分体现了工党的价值取向，该条款规定，“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制度成为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民众不再将公有制当成实现自身利益的唯一途径。为适应大多数民众的需要，工党在1995年4月的全党特别大会上将党章第四条修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下管理的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16]对于这一变化，布莱尔承认，工党已不再是工会的党，而是“全民党”甚至是“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

2.目标体系的建立体现包容性、合理性

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执政党的根本目标是稳定政权，主要任务是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要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整合社会力量，执政党必须在其建立的目标体系中体现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要求，能够充分反映、涵括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执政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特征决定了执政党建立的目标体系具有包容性。包容性，顾名思义，就是包含、容纳的性能和能力。执政党建立的目标体系所体现的包容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它有比较广阔的边界，能够把许多不同的利益需求整合在同一体系之内；二是“它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17]。具有包容性的执政党目标体系，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能够包含、容纳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得到众多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拥护。执政党目标体系的包容度越强，社会各阶级、阶层相互间的冲突就越小，社会的向心力就越大。所以，努力扩大执政党目标体系的包容性，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要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第3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中宣称，社民党“将改造整个社会，使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把公民们从对处于自己控制之外的任何权力集团的依赖下解放出来，使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让位给在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共同体。”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以后，坚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近期目标是要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的报酬，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进行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和自助精神。其政治目标为建立一个繁荣、公正与安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是“推动经济进步，提供工作，养活人民”[18]。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具有较强包容性的目标体系使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同，取得了长期执政的地位。

执政党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目标体系，必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目标体系。“意识形态毕竟是客观实际的一种反映。在客观实际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要想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19]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建立的目标体系必须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0]。执政党建立的目标体系的合理性特征要求：一方面，执政党将目标体系的理想因素与民众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执政党的目标体系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另一方面，执政党的目标体系必须与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反映民众的利益、需求和愿望。以英国工党为例，工党在1945年举行的二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党实现了其目标体系和民众利益的有效结合。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明确表示，工党最终的国内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其两大政策目标是国有化和“福利国家”。这些目标符合广大民众休养生息、享受美好生活的战后要求，使广大民众看到了这种抚慰人心的、美妙的前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世界潮流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利国家日益困难，导致社会危机，民众对以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质疑。这时，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了四大目标：一个建立在个人授权和机会基础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有活力的经济；一个铭记权利和责任的公民社会；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一项基于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21]工党新确立的目标体系实现了与民众利益的有效结合，增强了民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

3.实施路径的选择体现建设性、灵活性

执政党是建设性的政党，执政党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吸引社会上尽可能多数的民众认同和支持其执政地位。民众之所以选择某个政党执政，是因为他们认同该政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对该政党执政寄予厚望。但是，在选举过程中，选民并不仅以政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而更倾向实用化、具体化，更多地以政策的可行性、解决具体问题的效能作为选举投票的依据”[22]。这就要求政党在执政以后兑现许下的承诺，否则就会失去民心，这些承诺是大多是关于当下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因此，执政党选择的实施路径必须坚持建设性的原则，克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内容。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李光耀曾经坦言：“在一切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23]“我们面临的是一群人要找工作、领薪水、买食物、买衣服、抚养孩子这么现实的问题。”[2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以后，根据各阶层利益主体的利益和要求，从实际出发，把发展经济放在了国家方针政策的首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体现着时代的变迁，使得执政党确立的价值取向体现出时代性特征，建立的目标体系体现出包容性特征，也使执政党选择的实施路径在不断发展变革中体现出灵活性特征。“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25]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各国执政党在坚持基本价值取向不变的情况下，对具体的方针政策做出积极的调整。如英国工党，1997年工党再次执政，采取了比以往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在经济政策方面，工党基本肯定和延续了保守党近20年来的方针政策，下放决策权限，调整工业关系，其核心是撒切尔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与其以往采取的国有化政策大相径庭；在宪政改革方面，支持苏格兰和威尔士设立地方议会，各自负责治理地方事务，中央政府和议会只保留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防务、外交、财政、就业及福利的控制权。工党政府还对世袭建君主制和上院进行改革，废除了上院拥有的贵族世袭制，同时取消了英国王室在上院的代表席位；在欧洲政策方面，工党进一步接近欧洲，积极介入和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工党尽量贴近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通过灵活地改变政策以适应民众的要求，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并获得连选连任。

4.政党作用的发挥体现积极性、主动性

执政党建构意识形态是为了使民众了解自己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执政党进行自身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加有效地开展活动，通过对民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顺利实现政党的目标。由此可见，执政党建构意识形态与进行自身建设的目的是一致的。执政党在建构意识形态和进行自身建设方面都表现出强烈地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也有利于完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资格，有利于执政党发挥更加明显的主体作用，从而建构较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因此，执政党要保持其执政地位，必然积极主动地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以建构有利于其执政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工党，其“左”倾化的意识形态激化了左右两翼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党的力量和团结，损害了党的组织和领导，其党员人数也逐渐减少，“1990年只剩区区30余万人，到布莱尔领导时，更减少到了25万人。半个世纪减少了3/4”[26]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布莱尔和新工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澄清党的思想纲领，重塑党的形象，实现党的社会基础的多元化。工党在继承社会公正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阶级政治，寻求阶级合作。二是进一步削弱工会对于工党事务的影响和作用，加强工党领导机构的独立决策权力。工党在1993年年会上重新恢复了原先被工党左翼更改的领袖选举原则，“将其选举团的构成比例改为工会、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各占1/3（以前工会占40%，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各占30%），同时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27]。三是实现党员结构的年轻化和多样化，重视选拔和任用年轻干部，增强党的活力和创造能力。四是组织沟通的信息化。工党重视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作用，主动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和控制舆论，树立党的形象，积极推行“电子民主”。工党还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革新党的活动方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通过这些积极主动的措施，布莱尔重塑了领袖的权威，激发了个人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政治热情和参与能力，使工党得以脱胎换骨，以“新工党”的面貌出现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成功地建构了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新的意识形态。

【注释】

[1]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3]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4]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5]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6] 卢先福，端木婕：《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 216 页。

[7]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8] 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9] 陈元中、陶维兵：《中西方政党执政比较初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10] 陈元中、陶维兵：《中西方政党执政比较初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11] 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13] http://www.edinros.ru / text.shtml?10/9535,110030.

[14] http://www.edinros.ru / text.shtml?10/9535,110030.

[15]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6] 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

[17]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34 页。

[18] 韩福光、华仁、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论》，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3页。

[19]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57页。

[21] 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22] 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3] 李光耀：《新加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新加坡国际图书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24页。

[24] 韩福光、华仁、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论》，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3页。

[25]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8 页。

[26] 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27] 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