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积极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证明，只有符合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逻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只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看，我们党基本上遵循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在价值取向的确立、目标体系的建立、实施路径的选择以及政党作用的发挥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

1.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和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价值取向。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后来，江泽民、胡锦涛都曾不只一次地重申党的价值取向。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又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3]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历史中，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一直贯穿于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执政60多年来，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建立目标体系和选择实施路径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4]这段话充分说明，当初邓小平复出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邓小平认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要以增加人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把发展生产力和增加人民收入这两个方面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更好地发展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人民至上的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5]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实践中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依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6]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党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发展为了人民”、“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其首要内容就是将人作为目的。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8]胡锦涛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在这里，“发展为了人民”、“以人为本”的论述明确表明了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就是通过科学发展切实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第三，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和以人为本的必然归宿。中国共产党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和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因素，重视在实践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出要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江泽民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0]。所以，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1]由此可见，江泽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党全部事业和工作的着眼点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鲜明地突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

2.建立体现人民群众利益且符合规律性的目标体系

第一，建立的目标体系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目标体系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由党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体现人民群众利益，必须是具体的、真实的。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人民群众企盼国家的富强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在1954年6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3]周恩来在本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4]。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更是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和落脚点。“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提出：第一步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要使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用“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鲜明而具体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最终目标的确立也是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邓小平强调要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不能抽象地就理想目标谈理想目标，而是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追求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相结合。“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5]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获得实在的利益，使人民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才能为人民群众所认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16]

第二，建立的目标体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社会递进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趋势，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7]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具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如“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用10年的时间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用10年基本实现小康，用50年便基本实现现代化——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以此种发展速度实现现代化，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精神支柱。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8]

第三，建立的目标体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就中国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始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实现工业化以及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经济基础“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健全”。与此相适应，我们党的目标体系必然建立在这一基本国情基础之上。“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9]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0]。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具体目标，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像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需要不断深化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体系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充实的。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又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作了总体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涵括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富强’是经济领域的目标和要求；‘民主’是政治领域的目标和要求；‘文明’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目标和要求，‘和谐’是社会领域的目标和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体系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统一。”[21]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目标，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2]。

3.坚持稳定的可持续的实施路径

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发展路径。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稳定的路径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直接动力。“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23]。随后，他又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24]“不改革就没有出路。”[25]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改革，而是全面和系统的改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6]从内容上讲，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27]。只有各项改革协同配套，才能确保改革的全面深化，才能真正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新体制。对当代中国来说，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以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推进。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改革和开放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经常把两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28]。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29]这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缺少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通过实行对外开放，不仅能够解决这些困难，还能够使我们在许多方面不必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向，与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息息相关。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这就需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的可持续路径选择。

党的基本纲领包含依据目标体系而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基本政策，认真执行和实现党的基本纲领是实现党的目标体系的关键。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30]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两手抓”的战略思想和方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制等全面发展的内容。党的十五大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要求，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制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33]进入21世纪，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我们党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完善社会管理，保证社会安定有序；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团结和睦。

4.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党的先进性建设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非常重视自身的先进性建设以增强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在加强先进性建设和进行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党的先进性建设良性互动。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党的先进性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组织保证、制度保证、思想动力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彰显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意识形态决定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决定和影响党的组织建设，规范着党的作风建设，引领党的制度建设，从而在各个方面彰显党的先进性。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科学建构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统一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反过来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保证了党的先进性。

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祖国统一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这一系列基本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解决了围绕姓“社”姓“资”争论而徘徊不前的思想问题，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充分体现在，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构建党的意识形态过程中，是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意识形态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

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解决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过程中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将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入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了建构党的意识形态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统一。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教训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看，自1957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以至“文革”十年，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曾经背离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出现较大失误。

1.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了错误定位

党的意识形态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的，必然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意味着一定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具体的利益需求紧密相联，可能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能达到利益要求。但是，党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绝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关联的事物，从功能角度看，党的意识形态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扫清思想上的障碍，保持方向上的一致性。然而，1957年以后至“文革”结束的二十年时间内，我们党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甚至提出“穷革命，穷过渡”，“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社会主义”，严重偏离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这种“左”倾错误将“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靠外部力量强加于现实、强加于人民群众的东西。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现实性超越。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其利益需求的满足不会超越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一味人为地将其物质利益需求提高至一个不切实际的程度，不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而且会损害其利益的发展。1958年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较差，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没有认识到，受此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的。于是，我们党采取了一些忽视人民群众正当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的政策措施，如办公共食堂，采取吃饭不要钱的分配政策。毛泽东认为，公共食堂不但可以消灭三大差别，而且可以消除贫富差距。然而，这种吃大锅饭的做法并非是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所希望的，并非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大锅饭的长期推行，强化了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想，造成了普遍地把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相联系的错误观念。

第二，对人民群众精神利益需求的漠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严重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密而不漏的、过分单一的意识形态系统，违背了人的精神的层次性、差异性和丰富性特点，过分抑制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需求，造成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潜意识的反抗并在压抑中导致全民族的精神扭曲。

第三，对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错误判断。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民主需要的满足是人民群众政治利益之所在。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它必须通过具体的措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在此问题上，我们党出现了偏差，没有把民主当作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合理要求，而是把民主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并在实践中采取“大民主”的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轻视法制的作用，最后不但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需求，而且导致无政府主义和集权主义。

第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把人的发展包含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中，错误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党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受“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搞 “穷过渡”、“大跃进”，进行“文化大革命”，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极大成功，但与此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及人的生存环境的现象。

2.制订了脱离国情的目标体系

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制定目标体系的现实基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制定的目标体系都没有以此为基础，不是落后就是超越这个初级阶段，这样就脱离了中国实际，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

第一，目标体系落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较长时间里，我们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后来这个论断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基于此，我们党把目标和任务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34]。这一目标使中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深渊。

第二，目标体系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我们党制定的目标体系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人们的思想实际。一方面，用党的最高纲领代替最低纲领，号召人民群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党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样，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想，直接动摇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基本国情认识不清，提出的目标体系严重脱离实际，成为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争取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超英赶美，如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提出，农业要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要在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35]；在生产关系方面，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为了完成这些脱离实际的目标，我们党选择了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破坏生产力和生产秩序实施路径。

3.选择了违背规律的实施路径

第一，违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或者阻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是有局限的，片面强调甚至用刻意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结果只能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我们党搞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的形式调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甚至采用革命运动的形式，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不治，严重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第二，违背经济规律，以跃进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我们党为了实现被拔高的目标，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路径选择上，采用了跃进发展的方式，如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70年代末华国锋搞的“洋跃进”等。以“大跃进”为例，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我们党选择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也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第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未能实现全面发展。执政以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政策都出现过重点发展某一或某几方面而没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状况。建国初期，为了尽快建立国家的工业体系，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措施，致使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开展以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速2.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2/3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36]“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把重点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忽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也曾经单纯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导致“一手硬，一手软”，未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党的建设非正常化导致意识形态错误

第一，党内“左”的思想导致一系列错误的思想理论。1957年以后，党内“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受此影响，我们党犯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发展了其阶级斗争理论，他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他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这一系列“左”倾空想，既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他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如1962年以来他作为修正主义反复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实际上是党内外部分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错误所提出的一些合理的正确的意见。

第二，党的组织生活遭到破坏从而加剧党的思想理论“左”倾化。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党内民主生活开始非正常化。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倾向在党内广泛发展，结果造成无法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法提出或不敢提出新的理论，“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加深。另外，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大批党员干部被批斗，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甚至“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面夺权，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引发了“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抑制或者及时纠正党的错误思想理论。

第三，党的优良作风受到压制而导致党的思想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一段时期内，一些党员干部偏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去做调查研究，不考虑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敢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甚至明哲保身、但求远祸、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尤其是庐山会议以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缺乏了党的优良作风，党提出的跃进目标、人民公社化构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路线等等，都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第四，党的制度不健全从而导致党的思想理论个人化。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开始不容挑战，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倾向明显。“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毛泽东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更由于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如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党内监督制度等等。这样，党内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37]，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的过程中未能受到限制，也使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谈话成为党的思想理论。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1998年第24期。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5]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6]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7]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539页。

[8]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3月10 日。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1]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712页。

[13]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14]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21]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2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2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3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30]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31] 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3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3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34]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3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36]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