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漕运与漕粮

北宋由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养有大量军队，对漕粮的需求大大增加。开封、南京、陈等重要城市都仰赖外地的漕粮，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南宋漕粮主要沿江运往各军事重镇。

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海运主要是将南方粮食由海路的调运。元代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不仅都城开封的粮食需由南方供应，就连南京、陈州等地也开始仰赖于漕粮。在宋太宗时，宋代每年的漕粮需要量，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多时还增至800万石。

宋代的漕运量之所以这样大，主要是由于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由本地取给的粮食数量越来越少，而仰赖外地供应的数量越来越大。

宋代的官僚机构重叠庞大，常有一个官五六人共做的现象，做官必须食俸禄，高级官员每月要支禄米100石。官吏一多，国家支出的粮食自然就多了。

宋代朝廷还养着大量军队，军队的给养也大多仰赖漕米。有了以上的客观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代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滩阻较少，而且不需接运，所以宋代每年漕运量，成为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代主管漕运的官员，在朝廷内是三司使。三司使，是朝廷主管财政的大员，他的地位仅比宰相和枢密使低一等，号称计相，职权很大。各路都设有转运使掌管漕运，因此转运使又称漕司。

宋钦宗靖康年间，北宋的国都东京被金兵攻破。接着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后来又将国都迁到临安，这就是南宋。

南宋的国都就处在这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区，漕运路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于湖广、四川等地，当时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这些地区的粮食，就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

元代首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南方的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运往元都的漕粮，在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300余万石。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350余万石。

元代并在直沽河西务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受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赴大都各仓。

元朝朝廷对漕运管理非常严格。当时，朝廷规定，在漕运过程中如果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

元朝朝廷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1282年起，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3次。

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10多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代海运机关接受船民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的船只进出。后又接受船民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9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

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4月中旬开始，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朝廷大规模的挖河造船，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

在航行实践中，元代劳动人民在航途上树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我国东部海域的航运做出了贡献。

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元代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旁注]

宋钦宗（1100年～1156年），宋徽宗赵佶长子。北宋末代皇帝，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为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之变时被金人俘虏北去，后病死于燕京。

崇明岛　地处长江口，是我国第三大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世界上最大的沙岛。崇明岛不断冲涨，现在形成了马家浜、平洋沙，长沙等沙洲，其中的长沙即是崇明岛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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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相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有一年从海南北返，他半袒上身，乘一叶扁舟，由后河入运河，驶向东水关。在通济桥河段，当地人同说大文豪苏东坡路经此地，万人争看。

苏东坡自觉快风活水，心旷神怡。

南宋抗金名将文天祥在乘船过常州弋桥时，留下了“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的慨叹。

其实，志士文人在漕运河道上抒发情怀，这也是漕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