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邮驿

明清时期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体更为成熟的时代。

朱元璋立国之初，很快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清代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同时，进一步开辟边疆驿道，增设邮驿机构。

明清时期驿传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及边地邮驿的开通，是明清驿政进步的标志，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深远。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建国称帝的第二十二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

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代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把全国230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

与此同时，明太祖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除西南云贵地区外，明朝朝廷在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都开辟了驿道，设置了驿站，使中央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

明代初期，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4000多千米地方，都设置了驿所，互通信息。明成祖朱棣时，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建立了45处驿站，有效地管理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

明代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广设驿站。以辽阳为中心，辐射有4条驿道干线：一条南行至旅顺口，途设12个站；一条西南行至山海关，途有17个驿站；一条北往开原，计5个驿站；另一条东南行抵九连城，共7个驿站。

在各驿站俱设驿兵、轿夫、船车、马驴等。

明朝朝廷还在西藏地区加强了驿道建设。西藏在元代时仍称吐蕃，元代时藏区共设大驿站28处，小站也约七八处。为加强汉藏地区的联系，明朝朝廷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西藏通内地的驿路和驿站。

1407年，明朝朝廷曾命令藏区的阐化王、护教王、赞普王和国师率川藏诸族合力恢复驿站，开辟了雅州乌斯藏的驿路。这是一条继甘藏驿路后又一条从内地到乌斯藏的新驿路。

这条驿路交通方便，沿途衣食供给十分丰厚，既保证了明朝朝廷对乌斯藏地区诏书、旨令、文书的畅达，也便利了西藏对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在东南海疆也设立了对外经济往来的驿所。明成祖时，在广东设怀远驿，福建设来远驿，浙江设安远驿，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商人。

明代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

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

这条记载说明，明代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朝廷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明代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当地驿站暂住后，才转乘官舟北上。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

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宰相，他曾经对邮驿进行改革。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提出了6条对官员的限制。

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朝廷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

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1/3左右。

在明代的邮驿事务中，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民信局的兴起。所谓“民信”，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

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代永乐年间兴起的。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和资金的汇兑，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这便是民信局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信组织以后在各地扩展开来，清代中期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至最盛期。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

清朝建立后，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在清代以前，虽说在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和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清朝朝廷将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

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实质上通信系统比先前简化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据记载，清代通信的时限达至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以前，一昼夜最多跑200千米、250千米，清代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达一昼夜三四百千米。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2500千米，快马通信只需9天即可到。

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程2400多千米，也是9天内消息便可递到。

清朝朝廷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

这些机构，随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

清代东北地区的邮驿发展最快。

清代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康熙帝曾说：“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重要。”他在位时，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20个，雍正时又增设10站。

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5条，各从齐齐哈尔、瑷珲、珠克特依草地为起点，都长达1500千米左右。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俗称“大站路”，又称“御道”，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的道路。

青海地区的邮驿在清代也有很大发展。至乾隆时，已建成5条主要驿道，全青海共有驿站24个，递运所3个，驿夫所夫共480余名，驿马592匹。

清朝初期，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在那里先后建置了47个驿站，分布在喜峰口、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外。

康熙、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开始，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运输，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12个驿台，以后陆续向西不断推进。

至乾隆时，共有驿台125处。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营塘”。从巴里坤至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至阿克苏，阿克苏至乌什，从叶尔羌至和田，从精河至哈密，总计驿台和营塘达至285个，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

清代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作“塘”，全藏共有近70个。塘马共为300多匹。

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发展邮驿事业。至乾隆时，贵州境内驿站达至23个，主要为递送朝廷公文及运输军粮。此后驿道不断改进，客观上也便利了商旅的交往。

历史的发展是任何力量无法逆转的。伴随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驿，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古老的中国，旧式邮驿最终被新式邮政所取代。

[旁注]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明朝开国皇帝，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他推结束了前朝等级制度，努力恢复生产，整治贪官，其治理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朱元璋第四子。明代第三位皇帝，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庙号太宗，后由明世宗改为成祖。一生文治武功赫赫。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

阐化王　明王朝对西藏帕木竹巴政权首领的封爵。当时封的藏族五王之一。1388年，明朝朝廷封扎巴坚参为“灌顶国师”，后加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曾受命与阐教王等共同修复元代藏族地区驿站，对西藏和内地交通、联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又称张江陵，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曾在明神宗朝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施琅（1621年～1696年）。明末清初军事家，封靖海侯，谥号“襄壮”，后追赠太子少傅。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1683年率军渡海统一台湾。

伊犁将军　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伊犁惠远城，位于现在的霍城东南。为清朝朝廷新疆地区最高官职，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南北两路，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南北两路，直至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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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规定：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

但仍有人明知故犯，不把朝廷的法规放在眼里。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从陕西返京，就不顾王法，擅乘驿传。

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斥责陆仲亨说：“中原历经战患，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生活还十分艰苦。都像你这样所作所为，百姓即使卖儿卖女，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

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