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之所——邮传与驿站

我国古代通信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

早在尧帝时，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之后在各个时期，人们为了传递信息，发明了各式各样的通信方式。如击鼓传声、烽火报警、邮驿传书等，代代相传，至今已延续了数千年。

古代的邮驿传递是以官府的文书和军事情报为主，历代朝廷为了方便邮驿、提高邮驿速度，就在大道旁修建驿站，备良马和专职人员；并制订了相应的邮驿法规法令，以确保邮驿的顺利运行。

先秦邮驿的滥觞

在远古时代，先民在为文明奠基的同时，也创造了资讯传递的雏形。随着社会发展和军事、政治的需要，逐步产生和形成了专为官府传递公文的我国古代邮驿制度。

先秦时期的驿递方式已经比较完备，具备了一定的结构形式和迅捷的工作效率，是我国邮驿的滥觞。应当说，我国古代邮驿是中华文明创造的杰作之一。

邮驿，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通信和交通形式。古时人们传信的方式不如现代社会般容易，但别小看古代的邮驿系统，它是任何要求高度集权的政体，强化政治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条件之一。有人称邮驿系统为“国脉”。

在先秦时期，步递称作“邮”，以车传送称作“传”，马递则称作“驿”。为驿传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作“置”，为邮递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作“亭”。

这种由邮传与驿站设施和机构组成的邮驿系统，通常由朝廷管理，主要为政治、军事服务，承担传递文书、接待使客以及转运物资的任务。

我国古代通信，起源很早。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朝廷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在各条道路的路口都有设置。

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至舜的时候，设有专司通信的官。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传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

这时候，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走向正规，也就是确立了纳言制度。

至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朝廷对道路修整和交通管理比较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代命令才下达得迅速有效，夏王朝声威大震。

在夏代，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尚书》说，每年春天，朝廷派出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朝廷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

朝廷对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治理，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所以，夏代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

从夏代至商代，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大大扩展。商代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代朝廷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最初的驿站制度。

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

再后来，正式建立“羁”，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这些羁，不仅可以休息住宿，而且供应饮食。

据甲骨文记载，商代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信使，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地方头领也通过这些信使向商王汇报情况。

西周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是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为接待来往信使，当时5000米设庐，庐提供饮食；15千米有宿处，称为委；25千米设市，市有候馆。

西周朝廷中有一套相对完备的邮驿通信管理系统。天官冢宰是最高长官，下面依次是：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

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面，还设置了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应用比较普遍。烽火台正名叫“烽燧台”。燧是柴火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远远就能望见。

至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

从京城至边境，烽火台连缀成线，派专人守望。边境遇到敌国来犯，消息会很快传到都城；都城遇难，消息也会很快传到边关。

西周邮驿的通信效率是很高的。据史书记载，朝廷闻知地方诸侯有失政现象，会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他们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东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

齐国是春秋时期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至齐桓公时，“15千米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

楚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配置了驿站专用的车和马，称为“驲车”和“驲马”。这时，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开始出现，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飞跃。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耽误平乱最佳时机，他临时乘“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

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5000米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5000米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

从秦国的都城雍，即陕西凤翔到晋国的都城绛，即山西绛县，共计约500千米，其间共需换100次邮车。接力传送信件，自然要比原来的一车单传要快得多。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通信事业也有了巨大进步，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促使邮驿更加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

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战国时期，简书通信风行一时。这时的邮驿中流行符信。当时驿途上还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而言，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持有符节的使者，在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通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是被严格规定了的，必须按时到达规定的地点。

先秦时期，除官方通信外，我国尚没有正式的私人通信机构，一般百姓只能通过来往熟人捎带书信。当时握有大权的少数贵族才可以握有私邮的权力，比如孟尝君等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

[旁注]

华表　古代用于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既有装饰作用，也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

木铎　以木为舌的大铃，铜质。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据说在夏商周时期，就曾经有称为遒人的朝廷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

甲骨文　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西周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天官冢宰　西周官名。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以及少师、少傅、少保，合为“九卿”。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在位期间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是“春秋五霸”之首。

子产（？～公元前522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孔子同时，是孔子最尊敬的人之一。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战国四公子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因其4人都是王公贵族，时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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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了黄帝“合符釜山”的传说。

相传黄帝曾召集诸侯在釜山这个地方朝会，以相当于现代的护照和通行证件“符契”，验合各诸侯的身份。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瑞贽》中说，舜即位之初，“见四方诸侯，合符信。”“符”是古代的一种交通凭证，多以金、玉、竹、木等制成，上面刻写文字，分为两半，使用时以两半相合为验，这就是“合符”。

史籍的记载，反映了文明代初期期资讯传递方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