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邮驿制度化

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邮驿体制较为健全。秦汉时期邮驿的主要特点，是制度得以确立，效率有所提高。

驿传系统越来越完备，使臣出行、官员往来、政令颁布和文书传递，安全与效率都得到保证。这一时期有关驿传的法律，比如睡虎地秦简中的相关规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秦王朝完善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秦代的邮驿统一了称呼。秦代把以前的“遽”、“驲”、“置”等不同名目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

秦王朝将通信工作纳入法律范围加以规范。睡虎地秦简《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

秦代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

秦代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朝廷源源不断接到各地的情况通报，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竹简就重达60千克。靠此有效的通信系统，巩固中央集权制度。

汉代邮驿制度有了更大的发展。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高度重视邮传事业。建国伊始，便抓紧对战争时遭破坏的邮驿设施的进行恢复。

西汉王朝的巩固，也得力于邮传的便利。比如后来英布叛乱时，英布手下将领贲赫“乘传”至长安，及时向汉高祖报告情况，使汉高祖得以及时平定叛乱。

汉代时邮传还用于国防。边防上一些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达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

东汉时，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

两汉朝廷都高度重视邮传事业。官职职能设立，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专管朝廷公文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

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其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代的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加规范。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官员，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是驿和邮的分流。这时，前代盛行的车传已经逐渐被淘汰了，骑传成为长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汉文帝时期，朝廷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置”意思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

大约在汉武帝稍后，出现了“驿”，也就是轻便的单骑传递。而这种以马骑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

至于原来的“传”，这时大多表示国家招待所的意思。后来干脆称为“传舍”，变成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驿加上传，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

汉代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由驿置来传运。驿置备有轻车快马，传递快捷。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5千米，又称为“一置”。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

除以马传为主的“驿置”外，汉代时还有一种短途的步行传书方式，称为“邮”，这种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称为“邮亭”。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当时，邮亭的通信业务是大量的，这种步传通常是接力运递。

汉代的亭并不全是负责邮传任务的。兼管邮务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线，内有专门负责传书的“邮人”。而秦汉时期大部分的亭则是地方基层单位。汉高祖刘邦曾出任过泗上亭长，就属于这种普通的亭。

汉代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汉代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私人之间通信联系相当困难。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借助自己的权势，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

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朝廷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汉武帝的。

汉代只有一种人拥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

不过私邮的情况不是普遍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识别。

汉代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代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代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5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

汉代还有另一种以缯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

汉代的军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并举。两汉时期有着发达的烽火通信设施。这些设施分布长达两万多里，形成一道坚固的北境城防。

汉代烽火通信比较成熟，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则，当时称为“品约”。品约通常由郡一级的地方机关制订。

品约规定，按敌情不同，把情报分为五品，即5个等级：敌人在10人以下者称为“一品”，情况不十分紧急；敌人10人以上约500人以下者称为“二品”，情况稍急；敌人有千人以上而且入塞者称为“三品”，情况更为紧急；敌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称为“四品”、“五品”，情况至为紧急。敌情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

除上述规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规定。如规定，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进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

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敌已攻下烽火亭障，该亭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

军事机构之间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担任。他们有时作为烽火通信的补充：当天阴雨湿烽火一时不能燃起时，军方便立即派出飞骑或快跑步递向兄弟堡垒传递情报。

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可以看出，汉代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

汉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如果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各种通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证了公文发放的及时，从而维护了朝廷政策的有效施行。

[旁注]

睡虎地秦简　即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秦帝国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年）。汉代开国皇帝，谥号“高皇帝”。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对汉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以及汉文化的保护发扬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汉文帝（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汉代第五位皇帝，谥号“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开创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

公车上书　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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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在正常情况下，马传一天可行一两百千米，车传则可行35千米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二三十千米。

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确实发生了地震。

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