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维持劳动者的基金限度的因素

上面已经说明跟我们的基本命题不相一致的一些主要错误。我们的基本命题是：各个劳动家庭在一年间所取得的商品数量和质量，必然取决于一年间直接或间接分派给劳动人民使用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对劳动家庭户数的比率，简要些说就是，必然取决于维持劳动者的基金限度对被维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率。

那么决定这一基金限度的是什么？首先是，劳动者使用商品的直接生产或间接生产中的劳动生产力；其次是，直接或间接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使用物品的人数对劳动家庭总数的比率。假定两个教区各有劳动人口二十四户，而要确定这两个教区的劳动人民的相对工资，这些就是需要加以探求的仅有的两点。假使各为一共二十四户生产商品的劳动人民，在这个教区是十八户，而在那个教区只有十二户，这就可以断言，假使两个教区的劳动具有同样的生产力，前者的工资必然高于后者四分之一。如果发现后一教区的劳动生产力比前一教区高出一半，这就可以断言，两方的工资相等。

**Ⅱ.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首先要考虑的是，决定劳动者使用商品的直接生产或间接生产中的劳动生产力的因素。这里所以加入间接这个词，因为有关的不是供应全世界一切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全部基金，而是供应某一国家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基金。如果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共同体，这就很明显，增加非劳动者使用的那类商品——例如花边或雕象——的生产，并不能使这个共同体中劳动者部分的生活资料的基金有所增加。

但是就任一国家说，维持劳动者的基金也许是——并且往往确实是—— 大部分取决于他们生产对他们自己除作为交换工具外别无用途的那类商品时的便利程度。我们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茶、糖和烟草，主要是用跟我们的气候和习惯不合适的出口品换得来的。但是，由于我们生产这类出口品时的高度便利，或者是由于立法机关没有进行阻挠，可以使我们的劳动人民用少于其本国生产时所花费的劳动取得其所需的茶、糖和烟草。对劳动者说来，他所消费的谷物是在英国还是在波兰的土地上生产的，是用犁头直接取得的还是用织机间接取得的，并没有什么出入。

那么，决定这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即劳动生产力的是什么？

**第一。**它部分取决于劳动者的肉体、智力和精神的属性，取决于他的勤劳、他的技能和他的身心力量。关于决定这类因素的原因，有许多是无法完全掌握的，有许多则过于复杂，无法作出简要说明，或者是，如果要深究下去，就不免要侵入实际上与政治经济学有关但不属于它的特有领域的调查研究。这些原因，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和气候，也许在更大程度上取

决于宗教、教育和政体。只有其中的一个原因，这里不妨提一提，因为这个问题既简单，而且除凯特勒（Quete-let）先生①和德·伊维诺（F.D’Ivernois）爵土②外，任何作家都没有加以充分考虑——这就是劳动人民的平均年龄问题。这一点部分取决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部分取决于其人口的增殖率。在英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大致为四十四年；有许多国家，其人民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十五年，有些还不到二十五年。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英国人口按照现在的增殖率，大致五十年增加一倍。就整个欧洲说，足以使人口增加一倍的平均时期大约为一百年。

这就很明显，就任何两个国家说，在既定的人数和增殖率之下，其人民平均寿命比较长的那个国家，必然拥有为数较多的成年人；在既定的平均寿命之下，其增殖率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其成年人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也必然较大。因此，较长的寿命，和稳定的或增势比较缓慢的人口，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在既定的劳动者的肉体、智力和精神的属性之下，任一国家的劳动生产力部分取决于对生产力起协助作用的自然要素，也就是说，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气候、土壤、位置和幅员对其人口的比例。

出于自然的主宰，有些地区缺乏维持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另有些地区则缺乏获致财富的手段。作为一个团体，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长期生存在麦尔维尔岛或非洲的沙漠，也无法在格陵兰或诺瓦·森伯拉（Nova Zembla）过舒适的生活。自然固然能够使人们得不到财富，并且也决不无代价地赠给财富。世界上最优良的地区往往是最贫困的地区。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尽管逼地都是无生的和有生的富源，可是其地的居民却缺乏开发富源时所必要的那种精神和智力的属性。即使是冰岛人，似乎也比高卓人（the Guachos）①富裕些。但是要晓得，虽然土地的有利条件庆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最有力因素，但其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由于这类因素，才会使文化高度发展的那些国家的殖民地富裕起来，其进展的迅速简直史无前例。

**第三。**劳动生产力部分取决于节制——或者用一个比较习见的措词，是资本的使用——所给与的协助程度。

前面已经说明资本所提供的利益，并且进一步探论到器械的使用和分工，这里只须向读者提醒一下，足以使劳动成为生产性的一切手段中，资本的使用是最有效的。人类如果不借助于工具，也没有业务上的分工，那么作为一种动物，在取得享乐，甚至在取得生活资料方面，其能力将不及禽兽。

**第四。**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有没有政府方面的干预。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防御力量，保护社会免受国外或国内的暴力和欺诈的伤害。不幸的是，政府大都认为它们的任务不仅在于提供安全，而且在于提供财富，不仅在于使其国民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和享乐，而且在于教导他们应当生产些什么，应当怎样享乐，对他们作出指示，应当怎样处理他们自己的事体，并强迫他们遵守这些指示。

还有使我们感到不幸的是，促使政府承担这类任务和促使政府执行这类任务的是同样的愚昧和无知。管理商业的政治家，部分由于受到所谓重商

① 《关于人类》，第 1 卷，第 324 页。

② 《论死亡率及其他》。

① “ Guachos”即“Gauchos”，南美洲的一个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

主义的影响（重商主义理论认为构成财富的是黄金和白银，如果输出商品而换回的只是货币，就可以使财富无限地增加），部分由于被周围的情况所迷惑（这个情况表明，如果某个人或某个阶级取得了与公众对立的某种专利权，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分散的，所以损失不管怎样巨大，仍然觉察不到，由此产生的利益是集中的，所以利益不管怎样微细，仍然极共明显），因此他们长期以来的主导原则是：牺牲间接生产以促进直接生产；拒绝分享外国所享有的出于自然所给与的利盆，即使由此放弃本国所享有的这类利益的一部分也在所不惜；迫使其国民舍弃对他们特别有利的那些行业，而从事于在气候、习惯和土壤方面对他们不合宜的那些行业。

只是由于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使近来的文明世界出现了和平与灾殃同时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在这次大战中，将南欧的大部分合并为一个大帝国，从汉堡到罗马，处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将原来横梗在通商道路上、比高山和大海还难以跨越的数不清的一道一道的海关和税所一扫而空。拿破仑是醉心于重商主义的，他的行动表明其见解完全建立在未经深切思考的偏见之上。在这种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他认为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就同个人之间的赌博一样，因此总是对这一方或那一方有害的，某害处在于最后结算时必须用货币来清偿余额。因此，当法国和意大利处在不同的领导者之下时，他必然认为如果让两方互相购买商品，则两者之一的居民会因此受到损害。但是，重商主义的倡议者虽然极端愚昧，却决不敢反对同一国内各邻近地区之间的居民自由通商。因此，当拿破仑迫使比利时和法国同时屈服在他的统治之下时，他允许两方自由通商，这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他仍然是禁止的；他完全没有看到，交换的利益并不是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属于同一国的国民这一偶发事件。他的理论是出于对不幸获得过于广泛流行的错误理论的原样照抄，他强有力的理智，一碰到表象稍有变化——虽然问题所依据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战争结束，拿破仑帝国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各自为自己重新设置了被拿破仑的铁腕所毁去的重重桎梏。结果表明，一些海关收税员和缉私员，在消耗其本国的资源方面，在阻碍其邻邦的进步方面，是和海陆军一样有效的工具。法国的产品在比利时和意大利成为违禁品；反过来也是这样。美国用以纪念和平的是关税；英国用以纪念和平的是谷物法。凡是人们所需要的一概禁止输入；这一点被再度奉为商业政策中的常规。俄国是农业国家，它却因此禁止输入外国制造品；英国制造品的供给充裕，它却因此禁止输入谷物。

我们认为俄国的行动实际上比英国的为害更大。它反对国外商品进口的态度比我们要顽强得多；它在对外贸易管制方面的每一次变动，实际上总是在于提高税率，扩大禁止范围。但是从原则上来看，反对排斥农产品的理由似乎比反对排斥制造品的理由更加有力。第一，劳动者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或粗糙的加工品。禁止输入较精致的制造品，对他们并没有影响。但是阻止输入农产品的法令所针对的却是劳动人民。其明显目的是缩减维持劳动的主要基金。第二，农业国禁止输入国外制造品时，劳动者会因继起的农产品跌价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另一方面，如果工业国禁止输入农产品，则除劳动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会有上涨倾向，会使劳动者感到，要取得他所消费的任何商品都比较困难。

这里需要作出些解释。我们已经证明，一般说来，农产品的每一增量，

须以较大比例的费用取得。当然，禁止输入制造品也就是禁止输出农产品；否则就可以用这项农产品来购买制造品。这时农产品的需要量较小，生产量也较小，因此这一数量系以较低比例的费用生产。结果，劳动以衣服和家具计的生产率虽然较低，但以农产品计的生产率则较高；因此，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劳动者对食物既可以负担较低的费用，对其他物品负担较高的费用时，这就可以取得若干补偿。这里受害较大的是土地所有人。反之，制造品的每一增量，就制造业本身来说，是以递减比例的费用取得的。伴随着供额的每一次增加的是较多和较好的机器的采用和进一步的分工。眼前一情况一样，限制农产品输入实际上就是限制制造品输出。制造品需要越少就生产得越少，生产时的费用就得在比例上大于不存在这一情况时所需要的费用。这时在国内就必须生产较多的农产品，还得以较高比例的劳动费来进行生产。一种商品由于有多生产些的必要而价格上升；另一种商品则由于不得不少生产些而价格上升。在两种情况下都足以使劳动生产力降低，而这时唯一不受害的是地主。

由政府干预带来的生产事业失调，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个难以避免的弊害。政府不借助于国家岁入就不能完成其任务，而不借助于赋税就不能筹集大宗岁入；这时人们为了竭力避免纳税，必然会使生产事业脱离其自然的途径。最容易避免受到各方攻击的是对地租的课税，然而由此必然会妨碍到将资本应用于土地；对利润课税会导成资本输出；对从财产得来的收入课税会阻碍积累；对工资课税会引起的后果是用实物而不用货币来支付工资，从而使劳动者避免设置耐久的和有形的设备，以便以贫困作为呼吁时的借口。对某一物品课税时，逃避的方法是改以另一较廉价的物品代替。啤酒和麦酒有税则改用烈酒；茶和咖啡有税则改用炒麦。但是要晓得，逃避任何赋税这一举动本身总是一种弊害。为了逃避窗户税而把窗户堵塞，就会减少合家空气和阳光的享受，但对公家收入则一无好处。对生产手段和生产程序课税，会造成另一类型的、更大的损害。盐税当其存在时，会大大地妨碍到农业中盐的使用。对广告课税，就使买方和卖方无法了解相互间的需求和供给。对皮革、酒精和玻璃课税，不但使英国在这类商品的制造上不能达到它应有的优势，而且同欧洲较先进的地区相比，使它显然处于落后状态。为了防止对消费税的偷漏，制造商在物资处理方面和分工方面，须受到和正常经济格格不入的无数规章和禁令的约束，从而在前进的道路上造成障碍。要改进就得有所变动，而在法律规定程序中的任何更改，也许会使制造商陷入法网而无法自脱。

大都认为人们对课税总是怨声不绝的；但是可以根据许多例子证明，由赋税所间接造成的弊害，其性质如何，共演进的深度如何，他们实际上知道得很少。这里只挑出一个例子。多数人晓得，供制麦芽用的上品大麦，其价远在仅供家畜饲料用的普通大麦之上；也没有人会怀疑，啤酒的价格就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大大提高。但是，一万个消费者之中也许没有一个会想到，这是和课税有关的。事实上有很大一个部分被剔除认为不宜于制麦芽的大麦，就其品质来说，可以制成很好的麦芽，只是由于制作时所需用的方法和消费税条例所规定的略有不同，因此，出于法令的关系，使这部分大麦在制造啤酒的用途上成为废料。我们不难想象，如果犁田、耙地和播种的时间和方式也用法律来规定，则现在作为耕地的一个很大部分将成为荒地。

任一国家，如果在共本国政府的或别个国家的愚昧或贪婪意向的驱使之

下，谋取大量岁人，则一般说来，为害更大的是课税的间接效应而不是它的直接效应，是在于妨碍生产，而不是在于被迫缴纳税款。

由此可见，决定劳动者使用商品的直接生产或间接生产中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有四个。第一，劳动者的个性，也就是他的肉体、智力和精神的属性；第二，自然要素所给与他的协助程度；第三，资本所给与他的协助程度；第四，他的生产事业进行时所获得的自由程度。

Ⅱ. 促使劳动不用于供应劳动家庭使用商品的生产的因素——1.地租；2.赋税；3.利润。

如果一切劳动者都直接或间接从事于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商品的生产，则工资率将完全取决于劳动的生产力。但是很明显，除非劳动者自己是国内一切资本和一切自然要素的所有人，否则情形决不会是这样——这是十足的野蛮状态，以致阶级的区别和分工都不存在，这只有在若干散漫的野蛮种族中可以看到，由此所显示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没有根究其原因的必要。文明社会中所使用的劳动，有很大一个部分是用于与劳动者无关的那些事物的生产的。因此，文明社会中维持劳动的基金限度，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力，还须取决于生产劳动者使用物品的人数对劳动家庭总数的比率。

在我们看来，有三种目的足以促使劳动转用于提供劳动者使用的基金以外的用途；即，第一，生产供自然要素所有人使用的物品，第二，生产供政府使用的物品，第三，生产供资本家使用的物品；或者说得含混些，这就是不将劳动使用于工资品的生产而使用于地租、赋税或利润的生产。

**地租。**我们已经看到，地祖系部分取决于自然要素的生产力，人们就是为了取得这一生产力的协助而支付地祖的。总之，这一要素的生产力的任何提高，会有促使地祖提高的倾向，却不会有促使工资降低的倾向。

近一百年来农业技术上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苏格兰低地区的生产力，从而大大提高了地祖数额；但是随着这一提高而来的是工资数额的提高，虽然不是等比例的提高。根据亚当·斯密的陈述，在他写作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苏格兰低地区普通劳动的一般价格为一天八便士或一周四先令；而现在一周的所得则在八先余之上，此数比以前的工资可以多购农产品三分之一，多购制造品三倍或四倍。虽然其地的地租提高了不止三倍，而且劳动者为地主的利益而生产的那类物品在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比前要大得多，但是总产量的绝对增加足以抵消这一表面上的不利情况而有余。假定说，劳动者以前所生产的是二十蒲式耳，其中地主得共十，资本家得其二，他自己得其八；现在他所生产的大致要达到三十五蒲式耳，其中地主得其二十，资本家得其三，他自己得其十二。

由此可见，在任何国家，如果以劳动者相当大的一个部分的劳动从事于生产供自然要素的所有人使用的商品，维持劳动的全部基金并不一定会因此减少。实际上可以把这样的劳动者看成只是由于自然要素额外生产力的存在而生存的。他们的生活资料并不是——如处于其他状态时那样——取自共有基金，而是取自由这一额外生产力所提供的基金的增量。

必须表明，我们说地租数额多寡对劳动者说来无关紧耍时，我们的意思指的当然只是由自然要素的上述那种增益生产力所产生的地租，而不是仅仅由于人口增加而产生的地租。前已说明，如果不存在于扰因素，未尝不可以预期生活资料将按高于人口的比例增加。但是，前也曾指出，在迷信守旧和错误政策的影响之下，很有可能，当全国人口增加时，关于以直接或间接方

式取得农产品的方面，却没有相应增进。处于这种情况，地租将上升，原来于人口保持稳定时用以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商品的劳动，这时将用以生产供地主使用的商品。这样造成的地租上升当然不利于社会大众。还得想到，任何国家的政府，多少总有些权力足以确定其不同阶级的国民对公家支出的负担比例。有些政府竭力使劳动者得以免除这种负担，而把它加在地主的肩上。有些政府则向来源于土地的收益收费，或允许个人向这类收益收费；至于跟这类费用的用途有关的，并不单是或并不主要是地主——例如公路和桥梁的建设和保养，宗教、道德和智力方面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对病员的免费供给医药，对健全的贫民或其家属的接济，等等。还有些政府则力图偏袒地主，向社会中抵抗力比较薄弱的部分即劳动者收税。总之，许多政府，在不同场合，或者是关系到其支出的不同部分，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路线。任何这一类的制度，必然会发生使为地主的利益而生产的那部分劳动者跟为劳动者的利益而生产的那部分劳动者相比时有所增加或有所减少的倾向。

还有一个足以打乱这种劳动比例的原因是，由政府使用强迫限制自然的赐与的方式来产生地租——假使这也可以称为地租的话。如果我们继续禁止输入爱尔兰的谷物，就有可能使英格兰地主的收入增加。同样的道理，如果只允许行销一个煤矿的产品，别处产的煤一律禁用，那么这个煤矿的所有人将享有富埒王侯的收入。但是从这样的独占中获致的利得，严格说来并不是地祖；这是进行压迫和抢劫。

**赋税——把劳动导向对政府消费的供给。**使原来用以供给劳动者使用的商品的劳动转变方向的第二种目的是，用以供给政府的消费。很明显，凡是用以支援不必要的设施的劳动，凡是以不必要的规模从事于支援某些设施而以绝对必要的那些设施为牺牲的逾额劳动，都足以削减全体人民的收入。以劳动使用于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的目的，那就更加不利——例如，用以建造宝塔或抚养僧侣以保持或传播败坏道德的迷信观念；用以设置海陆军来蹂躏商业或劫掠地方（建军的目的原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愚蠢或邪恶，却会成为共同的祸害）；用以设置关卡或其他障碍以支持国家在实际作战的间歇期间所惯于进行的商业战争。不必要的赋税，实行时即使是出于无知，也是一种劫夺或欺诈行为。有些赋税实行时的目的比它的手段为害更大，有些赋税以抢劫和勒索为手段时会造成更大的祸害；我们很难为这类行为找到一个适当名称。

似乎一看就可以明白，只应当把这类无益的或有害的支出看成是工资的扣除额；因为用以实现政府的合法目的的劳动，跟直接用以生产劳动者使用的商品的劳动，同样有利于劳动阶级。政府的伟大目的是在于提供安全，安全是最大的幸福，这也是人们在不会群的努力中最不容易取得的。有些作家认为，凡是用赋税取得的，都是国民收入中的扣除额；他们所以作出这一论断似乎是由于这样一种看法——政府的目的只是在于产生消极而不是积极的效应，它不能做好事，只能防止做坏事。因此，他们以为这类花费是国民纯收入中的扣除额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必须看到，单是防止祸害这一点，即使对个人支出说来，也是主要目的之一。我们盖房子，并不是因为关在屋子里呼吸空气比较舒畅，而是因为居室是避免酷烈气候的袭击的唯一手段。我们购买药物不是为了寻乐，而是为了防病或除病。然而却没有人会认为，他在房租和药物上所花费的是他收入中的扣除额。互助会的会员共同筹集一笔基金以救济病人；他们并不认为这类捐款是他们工资的扣除额，而认为只是一

种支出方式。试问，当各尽其力，使社会可以获得保护，免受国内或国外的暴力和欺诈的伤害时，这种助力跟他对互助会的捐助在性质上究竟有什么两样？他所要防止的前一类祸害跟他所要防止的疾病相比，除了显得更为严重、更为迫切、更加不容易用个人力量防止之外，在性质上又有什么两样？诚然，如果这种保卫力量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取得，维持劳动的基金就可以有所增加。但这只是对我们前已提出的论点的说明——这一论点认为，维持劳动的基金限度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如果借助于较少的海陆军和长官就可以保持和平，就是说，如果劳动在提供安全方面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则其他情况不变时，劳动阶级的境况就可以有所改善；如果借助于为数较少的农人或工人，可以直接或间接生产同样数量的谷物，就是说，如果劳动在供给食物方面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则劳动阶级的境况就可以有所改善——前者和后者的情况正相同。

以上所说固然是事实，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同样确实的是：和劳动者有关系的不仅是国家岁入的数量和运用以及其支付影响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还有提供岁入时这一负担的分配方式。如果取消葡萄酒的关税，而提高次级烟草的税率，以后者代替前者，从而使岁入不受影响，则由于次级烟草仅有的消费者是劳动者，将以其工资的同样成数购得较少的烟草，而葡萄酒仅有的消费者是地主和资本家，将以其地租和利润的同样成数购得较多的葡萄酒。这时我们的劳动生产力和制造品输出将降低，即使出口品内容不一定有所改变，我们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我们输入的葡萄酒将增加，烟草将减少。因此，使用于为地主和资本家生产葡萄酒的劳动者为数将增加，使用于为劳动者生产烟草的劳动者为数将减少。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某一国家所取得的税收的一部分，往往是别一国家的人民所支付。我们现在每年向中国购入茶叶约三千万磅，每磅价约一先余。购入时我们用种种方式征收关税，总计约达价额的百分之二百。如果取消这项课税，而茶叶在中国的价格不变，则我们的消费量大致将增加三倍；但是，我们能够按每磅一先令的价格购入茶叶一亿二千万磅的可能性却极小。茶叶在中国的价格可能因此提高一倍；大致将提高一半。由此将使中国种茶地区的地祖和工资上升。这就可以看出，上述地祖和工资都是由于课税的关系而被压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茶叶所课的税的一部分，事实上系由中国种茶地区的人民所支付。同样的推论表明，英国对红葡萄酒课税的一部分，是法国所支付；各国对我们输出的某些商品所征关税的一部分是英国所支付。任一国家所征收的关税，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和它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所支付，而战争和政策失当是课税的重大原因；这就再一次表明，邻国的自由和安宁对每个国家说来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最后要加以考虑的是利润对工资的影响；也就是，当劳动所生产的不是工资品而是供资本家使用的物品时，工资因此受到的影响程度。在文明的治理得宜的国家，这是使原来可能为劳动者的利益而生产的劳动转变方向的主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一般说来，可以把为自然要素的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的劳动者看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是从全体中抽出，却是由于自然要素的存在而加入的。那些有必要从事于实现政府的正当目的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的，用以支持他们的生活的赋税不一定是工资的扣除额，而是一种支付方式。然而当真能风正当的职分为限、或者是于实现这一职分时当真能以必要的劳动量为限的政府却很少见；这是个不幸的

事实。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很有可能——其实就多数国家说，过去已经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维持劳动的基金，其数额所以会减少，其增势所以会受到阻碍，大部分是出于政策失当的原因，其影响比所有其他原因合并起来的影响还要大。我们说政策失当和统治力量对其不同阶级的国民的干预，会影响到地租、利润和工资彼此之间的比例；但这两者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实在是干扰因素而不是必要因素，这里说明共影响范围之后即不再远及。

**利润对工资的影响。**我们把地租看成是带些外在性的，把贼税看成是一种支出方式，这里唯一剩下的工资的扣除额是利润。在既定的劳动生产力之下，维持劳动的基金限度，将取决于从事生产供资本家使用的物品的劳动者人数对从事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物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率；说得通俗些也就是，将取决于劳动成果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

我们在本书的前一部分给“节制”下的定义是个人放弃对任一商品作非生产性消费的行为，也就是将劳动用于生产遥远的成果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推迟享乐。前已说明，劳动不借助于节制的成果——资本——即不能发挥效用，节制不借助于劳动，其自身也起不了作用。两者既不相一致，因此，必须在各自所特有的报酬的鼓励下才能各尽其力；节制所期求的是利润；劳动所期求的是工资。虽然节制和劳动事实上往往为同一个人所兼有；但前已提到，我们认为比较确当的还是把资本家和劳动者区分开来，把他们看作不同的个人。如果不计及地祖，也不计及不必要的或分配不公平的赋税，那么所生产的一切就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决定这两个份额的比例的是什么？

决定资本家和劳动者对共有基金的分配比例的看来有两点：第一，在某一国家某一期间所作出的资本预付的一般利润率；第二，就各个情况说来的从预忖资本到取得利润所经过的期间。

**一般利润率。**先谈所谓一般利润率。我们已经看到，利润是节制的报酬，而节制是推迟享乐。靠了节制才能存在或保持的那种商品是资本。资本的所有人叫作资本家，据说他是预付资本所赖以形成和保存的那些手段的。构成那些手段的，部分是原料和器械（后一名词所包括的不仅是供手工用的普通工具，还有机器、商店、甚至码头、公路和运河），部分是劳动。原料和器械是由资本家直接供给的；劳动是通过对劳动者工资的预付，由他间接供给的。劳动者借助于他们的器械，把原料转变为新的和可供出售的商品，我们把这个叫做资本家的报酬。资本家的利润取决于预付值和报酬值之间的差异。耍获得报酬，就得消耗工资和原料，而这两者是资本家提供的，因此叫作流动资本。器械在生产过程中是不一定被消耗的；那末被消耗的部分依然是资本家的财产，因此叫作固定资本。必须将依然未被消耗的那个部分的值加入其他报酬的值，才能估计利润。建筑业者的资本差不多完全是流动的，其内容主要是建造房屋用的材料（砖块、石灰、木材、石料、石板、等等）和支付工资所必需的现金。他的固定资本（他的知识除外）无非是些鹰架和梯子。所有上述的一些都由他作出预付，隔了某一个时期之后得到的成果是一所房屋，还有他原来所置备的相当经用的鹰架和梯子。棉纱厂主所预付的流动资本是原棉和工资，所预付的固定资本是厂厉和机器；他的报酬是某一定量的加工棉，以及留下的旧厂房和旧机器。船舶所有人所预付的固定资本是他的船，所预付的流动资本是航行用的一些补给品和付给海员的工资；他

的报酬是运费（也就是他的船供人们使用后他所取得的祖金），和处于航行以后状态下的这只船本身，以及可能剩下来没有被消耗的一些补给品。这就可以看出，在任何情况下，利润总是预付值和报酬值之间的差异。

**怎样估计利润。**可是，用什么来估计这个值呢？当然是应该用其一般价值尽可能不容易变动的东西。如果用小麦或蛇麻来估计资本家的预付值或报酬值，那么遇到丰年的时侯会使两者的价值那样地下降，以致尽管他实际上亏本，而看来似乎获利。他的报酬以小麦或蛇麻计，其值也许高于其预付值百分之二十，可是以一般价值计，共值却低干预付值。就短时期说，共一般价值最不容易变动的商品是货币。部分由于这一情况，部分由于货币是被广泛使用的价值尺度，因此，通常总是用货币作为表达利润计算的工具。但是，如果就相当长的时期说，即使是货币也容易发生巨大变动。如果由于矿藏丰富或在这方面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以致取得货币金属的便利程度发生突然的变化，或者是由于银行通货或纸币的滥用，或者是由于同样原因而在相反方向下发挥的作用，那么就任一国家说，即使在短时期间，货币的一般价值也会大大提高或大大降低。

从理论的立场说，最好的价值标准似乎是劳动的运用。首先，劳动是次于货币的主要交换对象。其次，劳动是生产的主要手段，是唯一可以在任何最需要的事物的创造中任意使用的手段，其一般价值的稳定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交换物品。货币，以及最近似于货币的生活必需品，其价值所以稳定，部分是由于所拥有的劳动运用力，这种力量不属于任何共他商品。如果使用另一类对象——人们所最羡慕的权力和优势来估计，那就可风看出，劳动运用力的价值几乎是不变的。假定有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各自能运用一千个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他们在生活的舒适和便利方面的享受程度，彼此之间也许相差很远，但是，就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所享有的权力和优势来说，两方必然在大体上不相上下。每个人必然是一千个人中的一个。每个人跟他本国的广大群众比起来，必然要富裕一千倍。如果两个先令在印度所能运用的劳动者，跟二十个先令在英国所能运用的劳动者一样多，那么一般说来，一年在印度收入三千镑的一个印度人，就跟一年在英国收入三万镑的一个英国人一样地伟大。

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认为资本家的预付值和报酬值，应当用他们的劳动运用力来估计。但这类价值一般是用货币估计的。由于在作出预付和获得报酬的期间，货币和劳动的互反值很少会发生过大的变化，这一通常使用的估计方式难得会不正确，因此我们对这两种方式不妨随便使用。

这里存在的一个重大困难是这一点：利润牵不能事先约定，只能从实验中发现，即使就各个人说，共利润率也只能以其过去的业务情况为参考，无法事先确定。当业务在进行时，资本家尽可怀着报酬值将超过预付值的希望，甚至以为前者将大大超过后者；但希望是否会变为事实，他在这一点上却没有把握——也许不能获得任何超过额，甚至遭受损失。他只能说已有的利润是多少，却不能说现在的利润是多少。甚至已有的利润实际上也往往不能确定。整个一系列商业和制造业交易也许会密切地连结在一起，使多年来显然有利的事业终于倾覆。

但是，如果能够确知全国截至最近一日止一年来一切交易的报酬值，并且能够确知其预付值和获得报酬以前作出这类预付的平均日期，我们就可以知道最近一年这个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假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结果查明这

个国家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这就又引起了一个问题——决定这个利润率是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二十的究竟是哪些原因？

在我们看来，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必然是这一些：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已往的行为；资本家在先前的某一时期用以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商品的——或者简洁些说，用以生产工资品的——那一宗资本的价值；和基于劳动人民已往的行为而使之得以存在的劳动者的人数。

**支配利润率的原因。**应当承认，如果不存在干扰因素，一切业务中的资本利润率是相等的。因此，如果能够确定支配任一种主要业务的利润率的原因，就可以由此推断，在不存在特殊干扰的情况下，同样的原因，或属于同等力量的原因，会在一切其他业务中发生同样的作用。据此，我们将研究一下支配资本的主要用途之一的利润率的那些原因。这一主要用途指的是，对从事于生产工资品的那类劳动者的工资的预付——这里用工资品这个词所表示的是供劳动人民使用的商品。

为简化问题，假定有一个小小的殖民地，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由于其位置和性质的关系，不会受到外界和内部的破坏，因此既没有地租，也没有赋税。假定居住在这里的有十个资本家和一千二百个劳动户。他们从来不懂得使用货币。一切住的、穿的、用的和吃的，实际上即人们的全部消费，都是在一年间消耗掉，在下一年再生产的。各户都在一年的第一天取得其工资品，在一年的未了一天完成其生产，因此，一切预付都在一年的第一天作出，一切报酬都在一年的末了一天取得。当最初认识到这一殖民地的情况时，资本家各备有一年间一百二十户所需的工资品和供他自己使用的物品。前者是上一年一百户的劳动所生产的，是资本家的资本，这里为简化起见，将这项资本归纳为一类，假定为谷物一千夸特；后者是上一年二十户的劳动所生产的，是留下来给他自己消费的貯积，假定这项貯积为葡萄酒二十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个资本家各使一百户从事于生产工资品，使二十户从事于生产供他自己使用的物品，而劳动人口既不增也不减，则利润将始终为常年百分之二十。每年所预付的是谷物一千夸特，这是一百户的劳动所生产的工资品，可借以运用一百二十户的劳动；所取得的报酬是可以在下一年运用一百二十户的劳动的一批工资品（这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资本一千夸特的再生产），和供资本家自己使用的一批物品，后者是从事于资本再生产的劳动中的六分之一所生产的，因此相当于资本价值的六分之一。预付资本一年所得的报酬的价值，超过预付值计六分之一。因此，利润率如前所述的那样，将始终为常年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六分之五的劳动者将从事于生产供他们自己使用的物品，六分之一的劳动者将从事于生产供资本家使用的物品。

要进一步考虑的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发生了变动时的效应。假定由于移民出境或天时不利，以致劳动者减少了五十户；这时各个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不变，仍然是一年间一百户劳动所生产的工资品，即经我们所假定的谷物一千夸特，但是劳动者人数却减少了二十四分之一，所运用的已经不再是象以前那样的一百二十户的劳动，而只是一百十五户的劳动。这一千夸特的谷物将分派给一百十五户，而不是一百二十户；资本家在下一年所能取得的只有葡萄酒十五桶，而不是二十桶。假定情况相反，由于移民入境或人口增加，使劳动者增加了五十户，这时各个资本家所能运用的将不止是一百二十户的劳动，而是一百二十五户的劳动。一千夸特的谷物将分派给一百二十五户，

而不是一百二十户，资本家可以使二十五户而不是二十户生产葡萄酒，供他自己使用。在后一情况下，利润率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约百分之二十五；在前一情况下则下降到约百分之十五。否则，如果假定劳动人口不变，仍然是一千二百户，而资本家，原来各用一百户从事于生产工资品、二十户从事于生产利润的，现在却改用一百零五户从事于生产工资品，则各个资本家于年终时所拥有的资本将是一百零五户的劳动所生产的一千零五十夸特谷物，以此来运用一百二十户的劳动；再不然，如果各自所用于生产工资品的只有九十五户，用于利润的达二十五户，则各自于年终时所拥有的资本将是九十五户的劳动所生产的九百五十夸特谷物，从此来运用一百二十户的劳动。在前一情况下利润将从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十五弱；在后一情况下将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强。但是，如果从事于生产工资品的劳动者人数增加，而同时全体劳动者人数也有对应增加，或者是，如果这类劳动者的人数减少，而全体劳动者人数也有对应减少，就是说，如果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变，则利润率也不变。如果两者各有所增减，而增减的比例不同，则利润率将依照工资品和劳动两者的供量的相对变化而上升或下降。

因此，在最简单的假设情况下，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利润率看来是取决于国内资本家和劳动者已往的动态的。

在这一假设情况下，经假定所有资本家是采取一致行动的。这里的假设情况表明，资本的每一次持久性增加，在劳动者人数不变的条件下，都会使利润率作相应的下降；但这决不是资本家——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增加其资本时的利益所在，除非其目的在于增加劳动者人数；甚至这也决不是他们保持其资本时的利益所在，除非他们认为有保持劳动者现有人数的必要。他们的利益在于：当人口不在增长时，他们在生产工资品方面所使用的劳动，仅仅足以为这一不变的人口生产生活必需品，当人口在增长时，则使之仅仅足以保持这一人口的增势；总之，他们对待劳动者，就象农夫对待其家畜或奴隶所有人对待其奴隶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支配着资本家的行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则利润率将部分取决于劳动生产力，部分取决于从作出预付到取得报酬所必须经过的期间。假定预付期间不变，利润率将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如果将一个劳动者一年所生产的报酬归纳为一类，并假定其总额为谷物十夸特，而五夸特即足以维持共生活所需，则利润率为常年百分之一百。资本家预付五夸特，就可以取得报酬十夸特。如果劳动者能够生产十五夸特，则利润为百分之二百；资本家预付五夸特，就可以取得报酬十五夸特。如果劳动者只能生产七个半夸特，则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否则，假定劳动生产力不变，利润率将取决于资本的预付期间。如果以五夸特作为共工资的一个劳动者，其一年的劳动可以生产十夸特，则拥有十夸特资本的资本家就可以雇用两个劳动者，每个劳动者可以使他一年取得报酬十夸特。但是，如果劳动者不是于一年的年终提供报酬十夸特，而是于两年的年终提供报酬二十夸特，则拥有十夸特资本的资本家就只能展用一个而不是两个劳动者；因为他如果雇用了两个，他的资本将在再生产未完成之前即被耗尽，将无以为继。结果是，等量的资本只能雇用劳动者人数的一半，原来可以一年取得纯报酬十夸特，现在只能两年取得纯报酬十夸特。

就全国的资本家来说，幸而他们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各自所追求的只是其自己的发展计划，对其同道者的成就如何则全然不计；主要正是由

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资本和人口才会同时增长。再回到我们原来的假设。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他不象其他资本家那样用二十个劳动者生产供他自己使用的物品，用一百个劳动者生产工资品，而是用一百十个劳动者生产工资品。他于年终时拥有的资本是一百十个劳动户所生产的谷物一千一百夸特，按照现行工资率，可以运用一百三十二个劳动户的劳动；而其余九个资本家各自所拥有的资本却是一百个劳动户所生产的谷物一千夸特，按照现行工资率，可以运用一百二十个劳动户的劳动。结果，这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已经不是原来的数量，即一千二百户的工资品一万夸特，而是一千二百十二户的工资品一万零一百夸特。但是由于取得这项工资品的只有一千二百户，利润将下降约百分之一，就是说，从一年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十九弱。由于上述该资本家的行动才会造成的利润的这一下降，将使他不能充分享有他所积累的资本的利益。这时他会看到，他所拥有的资本是一百十户的劳动所生产的工资品一千一百夸特，运用的是一百三十户有零的劳动，而其他资本家各自所拥有的是一百个劳动户所生产的一千夸特，运用的是一百十九户弱的劳动。他会看到，其资本价值和利润数额都有所增长，而利润率则下降了百分之一。但所有其他资本家看到的是，他们的资本价值和利润数额都有所减退。

要晓得，作为一个资本家，他所最不甘心的是眼看他的资本价值缩减。这一价值即使保持稳定，不增不减，他也是不满意的。资本一般总是通过累积行为，从微小的开端构成的，这样的情况已经渐渐成为惯例。资本家不久就把如何促使他资本增长当作他一生的大事业，把所获利润的大部分看作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徒供享受。因此，多半会发生的情况是，国内那些别的资本家将竭力使他们的资本价值不受损害，即使一般利润下降也在所不惜。他们会一个接着一个地以上面首先提到的那个资本家为榜样，将原来用以生产供他们自己使用的物品的劳动的一部分，用来增加他们的资本。不久之后，各个资本家将以一百十户用于资本的再生产，只以十户用于适应其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以一百户用于前者，以二十户用于后者。利润率将从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十，而就一千二百个劳动户说来，其中从事于生产工资品的达一千一百户，从事于生产利润的只一百户。全国的一年产量将是谷物一万零一百夸特和葡萄酒一百桶，而不是谷物一万夸特和葡萄酒二百桶。全国的劳动者从事于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物品的将是全体的十二分之十一，而不是全体的六分之五，其从事于生产供资本家使用的物品的，将只是全体的十二分之一，而不是全体的六分之一。

但是利润的这一下降，只能在劳动者户数不变的假设下发生；而劳动人口无所增加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工资增加之后，就会使劳动者提早结婚，多生子女。如果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其人数也许会逐渐增加，直到恢复以前劳动者对资本的比例。结果对各方面都有利。劳动者的境况并不比增加积累之前差，而资本家的境况则比前更好。他们的资本价值和利润数额都有所增加，利润率将再度达到百分之二十。

我们于开头时假定的那个国家拥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居民人数在增加，劳动生产率仍然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甚至继续橹长。但是，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当人口增长时，劳动生产率是很难保持不变的。劳动在制造业中的生产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在农业中，除非借助于劳动强度或技术的提高，或者是土壤的持久改进，否则其生产率就会越来越低。由于劳动者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或粗糙的制造品，因此取得制造品的比前方便，

并不足以弥补由于取得农产品时比前困难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古老的国家，当利润率因资本增加而降低时，很难依靠人口的相应增加而获得充分恢复——除非是劳动者所取得的农产品数量比前减少；再不然，除非是由于疏泄淤地或施肥之类的对土壤结构的持久性改进，或者是由于劳动强度或技术的提高，或者是由于输入农产品，因此可以没有必要从事于耕种生产力较差的土地。在这样的国家，自然的发展过程似乎是：资本增加之后使利润率下降；劳动人口增加使这一跌势被制止；取得农产品越来越困难，又使人口增势受到抑制；持久性的农业改进，或劳动强度或技术的提高，或国外农产品的输入，使这方面的困难得以减轻，但很少能达到完全消除的程度。在这样的交互影响下造成的一般结果是，不断地走向资本和人口增长及利润率下降。

在我们举示的这个例子里经假定，一国的全部资本是逐年被消耗、逐年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是，如果劳动者人数不变，则资本的任何持久性增加，必然耍立即促使利润率作相应的下降，因而除非由原来产生这一增额资本的资本家再度作出牺牲，进行再生产，否则这一增额资本一年以后即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这一增额是在无须借助于进一步劳动以便使之再生产的那种方式下构成的，结果就不同了。假定资本家不是在一百户之外增加五户来生产工资品，而是用这五户来制造一架耐久的机器，借此可以使一个人做原来需要两个人做的工作。在第一年年终时，各个资本家所拥有的是由一百户的劳动所生产的供一百二十户使用的工资品，由十五户的劳动所生产的供他自己使用的物品，由五户的劳动所生产的那架机器。但是在以后的每年，他可以只用九十九户和那架机器来取得供一百二十户使用的工资品，用二十户来生产他自己需要的物品。这样，利润数额和利润率就都可以有所增进，而工资品并没有减少。这架机器是现有劳动者以外新增的一个劳动者，它不需要任何赡养费。这就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数额增加；由此既不会减少其他资本家的利润（如果所产生的增额资本必须由增额劳动来加以保持和推动，就必然要发生这种情况），也不会减少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如果增用的劳动者，其生活资料必须从共有基金中汲取，就必然要发生这种情况）。机器或器械实际上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手段。我国在公路、桥梁和港口方面花费了无数资金，但由此既没有降低利润率，也没有减少工资数额。事实上正相反，由于这类措施使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国内的流动资本和人口在相应的比例下提高，因此利润率和工资数额都有了提高倾向。

因此，就资本的主要用途之一——即用以使劳动者从事于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物品，即工资品——说来，其报酬值和预付值之间的差额取决于，前期用以生产工资品的劳动量和生产这些工资品时所能运用的劳动量的比率。由于资本在一切类型的运用中的利润率具有走向均等的倾向，因此可以推断，一切资本，不管作什么样的运用，所提供的利润率，跟用以生产工资品时所提供的利润率，总是大致相均等的。

**资本预付的平均期间。**决定产品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的有两个原则，其中的第一个，即，在一定期间的资本预付的利润率，已经在大体上确定，这里要接下去研究的是第二个，即，支配必须作出资本预什的平均期间的一些原因。应当看到，“资本家的份额”这个说法虽然为经济学家所习用，可是并不完全正确。产品完成以后，是专属于资本家的财产，是他用预付劳动者的工资的方式买得的。因此，所谓“资本家的份额”，指的是可

以由资本家保存、用以适应其自己的需要、并可以使其资本价值不减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或该项产品售出以后的那个部分的代价。所谓“劳动者的份额”，指的是如果资本家要使其资本价值不减就不能用以适应其自己的需要、而必须用以预付完成再生产工作时的劳动代价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或该项产品售出以后的那个部分的代价。前面已经说明，在一定的预付期间之下，这些比例部分取决于利润率。同样地明显，在一定的利润率之下，这些比例部分必然取决于预付期间。如果某一资本取得了比方说谷物十二夸特的报酬，而我们要知道其中他必须留下作为资本的是多少，他可以作为利润来享用的是多少，那么首先要追究的是，在他能再度取得同样的报酬之前，他预付资本须经过多长的期间。其次要追究的是现时利润率。如果调查的结果，前者是一年，后者是常年百分之二十，这就表明，如果经常用十夸特作为工资，他就可以取得利润两夸特。如果预付期间只是六个月，而利润率仍然是常年百分之二十，就必须用十一夸特强作为资本，取得的是一夸特弱的利润。如果预付期间是两年，而利润率仍为常年百分之二十，则用八夸特弱作为资本就够了，取得的利润是四夸特强。如果利润率继续不变，则预付期间越长，资本家的份额必然越大。这个期间越短，份额就越小。同样明显，在一定的预付期间之下，利润率越高，资本家的份额必然越大，反过来也是这样。

那么，决定资本预付期间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无法作出概括性答复。期间的长短会随着土壤和气候的不同而有参差；在每一不同的行业中，甚至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一些行业中，它也会发生说不尽的变化。

收获在欧洲是一年一次，在即度却是六个月一次；预付农业工资的平均期间，在欧洲的比在即度的必然要至少延长一倍。又如，养马时所使用的资本，其中大部分的预付期间须四五年；而经营造林事业时，这一预付期间更须长达四五十年。经营肉类或面包的那些人的资本预付期间很少超过一星期。鱼贩手里的存货隔了一天就要变质；而来因白葡萄酒藏了一百年之后却更加醇美。一般说来，以这一国和那一国相比，其资本预付期间的长短大都与其一般利润率成反比。在世界一般市场中，利润率低的国家和利润率高的国家相比，居于有利地位，由于预付期间的延长，这一优势会越来越显著。据说利润率在俄国约高于英国一倍。假定在英国的是常年百分之五，在俄国的是常年百分之十。在俄国以资本十镑经过二十年预付期间生产的一件商品，其售价相近于七十镑；在英国以资本二十镑经过同样期间生产的一件商品，其售价不足六十镑。利润率的差额会远远超过加一倍的最初支出。据说在荷兰和英国的利润低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因此，关于报酬的取得比较遥远的那些行业，英国人和荷兰人几乎是享有独占权的。对他们说来，节制是一种便宜的生产手段，他们会尽量使用这个手段。他们和别的国家进行交易时，大都付出现款，予以时期很长的信贷。他们购入的是农产品，售出的是制造品。在许多场合，他们甚至把生产费用预付给别的国家。孟加拉的靛蓝，好望角的葡萄酒，澳洲的羊毛以及墨西哥的白银，大部分是用预付的英国资本来生产的。如果利润率是高的，则报酬值再加上这类预付资金的累计利息，将令人难以忍受。这就促成了各国之间资本家和劳动者关于产品的分配比例的趋于一致。如果利润率高，资本家所得的份额就会由于资本预付期间的短促而被压低；如果利润率低，其份额就会由于这一期间的延长而被抬高。

劳动者所关怀的主要是相对利润率，而不是资本预付的相对期间。我们

已经看到，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预付期间之下，劳动者在产品中所得的份额取决于利润率。因此，对劳动者说来有利的，首先是以资本用于他所消费的物品的生产时，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利润率应力求其低。资本除了运用于唯一同劳动者直接有关的生产——供劳动者自己使用的物品的生产—— 之外，如果在其他用途中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则将转用于其他用途，这时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将缩减。因此，如果一切其他情况都不变，则劳动者的利益在于利润率应当普遍地低。但是首先应当想到，资本预付的平均期间，尤其是在劳动者使用物品的生产中的资本预付期间，是很短促的，因此，即使利润率高，资本家所得的份额也还是小的。如果预付期是六个月，那么即使利润率高到常年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的份额仍然不足十分之一。其次，高度利润率和高度劳动生产率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般说来，以利润率高、即劳动者在他所生产的价值中享有较小份额的情况，和利润率低、即劳动者享有较大份额的情况相比，在前一情况下他的处境较好，可以取得较多数量的物品。情况固然是这样，但是，假使利润降低一半，从而使劳动者的份额由十一分之十增加到二十二分之二十一，他的工资数额也所增无几。

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利益在于，当以资本用于他自己所消费的物品的生产时，资本的预付期间应力求其短。假定某个劳动者从事于耕种生产率最低的土地时，以一年的劳动生产了谷物二十二夸特，其一年工资是二十镑，利润率是常年百分之十，从预付工资起直到谷物可以应用，所经过的期间是一年，则谷物的代价应当是二十二镑，劳动者所得的是二十夸特，也就等于是二十镑——因为他可以用二十镑买到谷物二十夸特。但是，假使谷物须经保存十年之后才能应用，基于这个理由，其售价将不是二十二镑，而是在五十镑以上：这时劳动者所得的将在十夸特之下而不是二十夸特，也就是说，他的工资所能购得的并不是二十夸特，而是在十夸特之下。和原来的情况相比，生产谷物时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所需要的节制却增加了十倍。

预付期间延长以后的另一后果是，资本家以同样数量的资本，所能维持的劳动者人数却比前要少得多。如果一个劳动户一年的生活需要谷物十夸特，而在一年年终时可以生产处于适合消费状态的谷物十一夸特，则一百夸特的资本就足以使一个资本家在第一年常年雇用十个劳动户，从第二年起年年雇用十一个劳动户。但是，假使谷物须待十年之后才能适于消费，则拥有一百夸特资本的资本家所能维持的劳动户数不能超过一户；因为，如果他维持了较多的户数，资本在未经再生产之前即将耗尽。总之，预付期间延长会发生跟劳动生产率降低完全相同的效应。但是，如果用于不是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生产中的资本预付期间有了延长，与劳动者却全然无关。如果一个劳动者一年的劳动可以生产花边二十二盎斯，他的工资是一年二十镑，预付期一年，利润率是百分之十，那么他所取得的是花边的价值的十一分之十，也就是说，他可以用工资购得花边二十盎斯。假使花边须经保存十年后方能应用，他的工资所能购得的处于完全会用状态下的花边，将不足十盎斯。但是，由于他绝对无意于购买花边，由于在花边生产中资本预付期间的延长，并不会影响任何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或利润率或预付期间，这就和他全然无关；因此受到影响的只是花边的消费者。

我们已经看到，一般说来，虽然高工资和高利润实际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一切共他情况不变，劳动者的利益总是在于利润率的普通地低。同样明显，资本家的利益却在于利润率的普逼地高。任一个行业的利润

率下降，就会迫使资本流向别的行业。由此使前一个行业中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减缓，却使其他行业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前一类资本家获得了挽救，但这是用将损失扩散到全体的方式取得的。

但是，预付期间延长，只会在资本家使用与预付期间延长有关的那种商品的范围内影响到资本家。在一定的资本的某一预付期的利润率之下，红葡萄酒从装桶到适合于饮用这一期间的长短，只是在酒商自己也要喝红葡萄酒这一范围内影响到酒商。作为一个消费者，这一期间越短对他越有利；作为一个资本家，这一期间的长短对他说来并无甚出入。

一股工资率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影响一般工资率的一些原因，这里已略举共概要。在我们看来，第一点，决定一般工资率的是维持劳动者的基金数额对被维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例。

第二点，决定这一基金数额的，部分是劳动者使用物品的生产中——简明些说，也就是工资品的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部分是从事于工资品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对全体劳动者人数的比例。

第三点，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部分是劳动者的性格，或者是他从自然耍素和资本中得到的协助，部分是劳动者的免受干预。

第四点，在不存在地租、不存在不合理或分配不公平的赋税的情况下，决定从事于生产工资品的劳动者人数对全体劳动者人数的比例的，部分是利润率，部分是用于生产工资品的资本的必要的预付期间。

第五点，决定任何某一期间的利润率的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已往的动态。第六点，并没有一个通则足以支配资本的必要的预付期间，但其间存在

的一个趋势是，当利润率高时这一期间会延长，当利润率低时这一期间会缩短。

对支配工资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就大体上确定了影响利润的那些原因。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是，利涧可以从三种观点来考虑：第一，利润率；第二，利润的数额；第三，某一利润数额可以取得的合乎需要的物品的数量。关于决定利润率的一些原因，上面已经作了研究。我们已经说明，决定利润率的是用于工资的资本供给对劳动供给的比例。当然，在一定的利润率之下，任一资本家所取得的利润数额必然取决于他的资本数额。由此可见，如果由于资本增加以致利润率下降，而劳动者没有作相应增加，则资本家（作为一个集体来说）的处境是不会恶化的；除非利润率下降得那样显著，竟然超过了资本的增量。二百万的百分之五和一百万的百分之十，所产生的是同样大的利润数额。如果利润率是百分之七点五，取得的利润为数就更大。正是由于这样的趋势，使资本增加时所引起的不仅是人口的相应增加，而且是人口的绝对增加。我们相信，纪录上还未曾见到过这样的例子：当资本的总量增加时，利润的总量却有所减少。

跟利润数额全然不同的是，某一利润数额可以购得所需要的物品的数量。假定一个中国资本家和一个英国资本家各自所得的一年利润，都足以在为期一年间运用十个劳动户，他们在生活的舒适和便利方面的享受程度必然不同。英国人可以获得较多的呢绒和金属器具，中国人可以获得较多的茶叶和丝绸。决定这一差异的是，中国和英国在各该国资本家所使用的那些物品的生产中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就劳动运用力和这一运用力所形成的社会地位来说，两方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我们已经看到，当人口增长时，劳动在农产品生产中的生产率会降低，在制造业中的生产率会提高。因此，同样的利

润数颔，使处于人口稀少的国家的资本家可以获得的是比较粗糙的事物的享受，使处于人口稠密的国家的资本家可以获得的是比较精致的事物的享受。在南美洲，其一年收入足以运用一百个劳动户的资本家往往住在山脚下木造的屋子里，却可能养着一百匹马。而具有同样劳动运用力的英国资本家则往往往在漂亮的别墅里，也许还备有双马马车。各自拥有全然不是对方力所能及的享乐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