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基本命题——人口受到限制的原因

上面已经说明我们使用财富这个词的意义，并且指出——说得恰当些是向读者提醒——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现在耍讨论的是政治经济学四个基本命题中的第二个，即，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阶级中各个人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现在一般都不否认——下达这一点还有指出的必要，这倒是要使人惊奇

的——任何种动物或植物，不论是通过生殖或结子，凡是能够增长的，必然能够不断地日益增长，数目上的每一次增加，都能成为更进一步增加的源泉；换句话说，只要有增长的能力，这种增长必然不是单纯的增加，而是越来越大的增加，或者用一般的简明的提法来说，必然不是按算术比本增加，而是按几何比率增加。任何种动物或植物，凡是能够增长的，其增长率必然取决于其平均繁殖力，或构成各该种的个体的平均生存期。我们晓得，小麦是一年生植物，其平均繁殖力大致为一对六；根据这个假设，单是一亩地的产物，经过十四年就可以铺满全球。至于人类能够增长的速度，业经通过观察确定，就一个相当长的观测期间说，在气候温和的广泛地区内，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

在同样气候下，人类的生殖力必然相同。这里所以提到气候，因为在热带气候下有时会看到，由于青春期的提早，如果不如节制——事实上大概是有所节制的——不及时停止生育，就会使生殖力提高。上述温带地区的增长率，在美国已经完全实现，这就其地居民的寿命说来并不足异。因此可以推定，就组成人类的各个人的平均生殖力和平均寿命说来，人数每二十五年可以增加一倍。按照这个速度，每个国家的人口，每经五个世纪，将比原数增

加一百万倍以上。按照这个速度，经过五百年，英国的人口将超过十五万亿；这样多的人，在这个国家将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增长力。问题是，靠了什么样的约束，才使人口的扩张受到抑制的？全世界的人口，现在的并不是五百年前的一百万倍，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人口增加大概还不到一倍，肯定不到三倍。这是怎么回事呢？

马尔萨斯先生把人口增长的制约分为防止性和积极性两类。前者的作用是限制生殖，后者的作用是缩短寿命。前者足以降低出生率，后者则足以提高死亡率。生殖和寿命是应加考虑的仅有的两个因素，因此很明显，他作出的分类是彻底的。防止性的制约因素是乱交和不结婚，积极性的制约因素是物质上的欠缺。前者是精神上的缺陷；后者除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既那样地少见，对结果实际上不会发生影响——是由于对我们列入财富项下的某些事物可能发生欠缺的顾虑。因此，防止性制约和积极性制约的内容，不外是慎重的态度、精神上的缺陷和物质上的缺陷。试先研究一下积极性制约。我们已经看到，这类制约所包括的是，不论在什么方式下，足以缩短人

类生存期间的一切成因——例如有碍健康的职业、艰苦的工作、常年受雨淋日炙、衣食不周或过于菲薄、儿童营养不足、种种方面的纵欲过度，以及出于自然原因的或是在大城市中的空气污浊、战争、杀婴、瘟疫、饥荒等等。共中有些是出于自然规律，有些是出于人们的罪行和愚昧，但都可以把它们直接看成物质上的缺陷，虽然有许多在不同程度的间接关系上是精神上的缺陷的结果。

物质上的缺陷发挥作用时，其决定性的和不可抗的形态是生活必需品不足——由于艰苦或饥饿而造成死亡。这几乎是无理性动物的增殖的唯一制约。至于人类，随着生活状况的降低，会越来越屈从于这一制约的势力。在最低级的野蛮状态下，这是主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制约力量。在高度文明社会中，这一力量几乎是难以觉察的；但这只是由于另一替代力量在发挥作用。前已指出，这是一个通则，在某一地区范围以内的土地上，耕种时尽管

增加劳动，所得的却是比例递减的报酬。另一方面，就人类的生殖力和寿命来说，在某一地区的人口，却至少每二十五年可以增加一倍。这就很明显，粮食生产可以增加的速度和人口不加制约时可以增加的速度全然不同。按期生产的粮食数量每作一次增加，一般就会使进一步的按期增加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现有人口的每一次增加，却扩大了进一步增加的手段。如果不论是缺陷或对缺陷的顾虑都不足以制约英国的人口，则其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将增加到二亿。假定我们生产或输入二亿人口的生活资料是做得到的，那么，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后养活四亿人口，或者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后养活八亿人口，这难道也是做得到的吗？但是很明显，如果不加制约，则远在一个世纪过去之前，远在二亿那个数目到达之前，无论我们的制度怎样优良，气候怎样适宜，无论我们怎样刻苦耐劳，也无法防止我们的生活资料越来越感到缺乏，从而使我们的进展受到阻碍。即使一切共他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约束力量都可以摆脱，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放荡的生活，即使我们在居住、工作和习惯各方面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并且也不会由于对贫困或失业的顾虑以致使婚姻推迟或受到阻碍——即使是这样，但是饥荒作为一个最后手段，不久必然会发挥其特有威力，使我们人口的增殖受到抑制。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肯定，不存在一切其他制约力量时，饥荒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必然会压倒一切，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事态从来没有

发生，将来也决不会发生。

第一点，足以减速人口增殖的一切其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缺陷的不存在这一事实表明，这时人类所享有的不仅是高度文化，而且是高于所已经享有的文化。不可能设想，象这样一个社会会缺乏充分的明智，从而预见到人口增长过速的弊病，会不具有充分的慎重态度，从而防止这种弊病。在这样情况下，防止性制约就会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甚至无须接近于任何积极性制约。

第二点，象饥荒这样激动人的、这样残酷的一种积极性制约，一旦发生风后而不带来共他种种的祸害是不可能的。疫病是它必然的伴随物，凶杀和战争是它的继起者。成群的人，眼看着自己朝不保暮，他们周围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在挨饿，决不会乖乖地躺倒等死。如果存在着贫富不均状态，饥荒一般就会引起剧烈的内战——穷人暴动起来反抗富人。在未开化民族中，这就会引起大规模的敌意的迁徒，整个民族会不顾一切地越过邻国边界，结果为了要夺取更广大和更肥沃的土地，或者是自趋灭亡，或者是消灭土地上原来的占有人，或者是把他们赶走，使他们也成为侵略者。

实际上，一切积极性制约，由于彼此之间的反应，都有互相启发、互相加剧的倾向；某一制约力量所直接引起的破坏，一般也许是一种或多种其他制约力量所间接促成。在半开化民族中，范围最广、消耗最大的积极性制约是掠夺性战争。容易招致这种攻击的地区，不免要遭受其他种种的灾害。单是对受到侵害的恐惧，一般就足以促使大量人口不得不侷促在拥挤的、因此也是不利于健康的城市，耕种也就不得不在和这些城市贴近的土地上进行，由此即使不完全破坏商业，也必然要损害商业到那样程度，使它不能成为获得生活资料的一个手段；一旦侵略当真来到，就往往会使受到侵略的社会全部被毁灭。非洲和亚洲中部人口比较稀少，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这种制约力量。

布鲁斯（Bruce）从阿比西尼亚到塞纳尔（SenTlaar）的旅途中，穿过曾经遭到达文纳阿拉伯人（theDaveina Aiabs）袭击的阿特巴拉（Atbara）地区。但见整个地区是一片荒凉。他在一个村庄加利加拉（Garigara）过了一夜，这里的庄稼在一年前被毁坏。居民全部都饿死了，他们的遗骸浚有掩埋，散布在这个村庄原来的所在地。旅客们就在白骨累累中架起帐篷；他们竟找不到一块没有尸体的干净土地。他的下一个落脚处是提蒂（Teawa）。他说， “这里只是在静静地候着，直到那些阿拉伯人决意向它进攻，到了那个时候，它的大片麦田就会被千军万马在一夜之间焚成焦土，遗留下来的只是狼藉遍地的当地居民的尸骸，跟悲惨的加利加拉村的情形一样。”

在未开化或半开化民族中，就对其人口的各种积极性制约而论，其中重要程度次于战争的是饥荒。如果一个民族在给养上所依靠的主要是最容易取得的那类生活资料——上述一些民族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单是季节的变化，就已经会不时地形成致命的打击。如果社会组织得比较健全，这类变化带来的灾害就可以减轻；所以会这样，部分是由于富裕阶级的积有余粮，部分是通过输入的调剂，主要则有赖于用代价较低的食品代替。但是就一个未开化的、因此也就是贫困的、对外没有商业关系的民族说来，这却是最可怕的全国性灾害。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类国家的史乘，总是把饥荒看作国内头等重大事件之一，记录得特别详细。这些国家似乎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往复摆动；一端是当人口增长到粮食供应的极限时不得不忍受的困乏，另一端是

通过战争、瘟疫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残存者得以享有的丰盈。此外的一些积极性制约，如杀婴和有害健康的气候、习惯或环境，与其说是会实际减少人口或实际防止人口增加，不如说是足以助长早婚。有人认为杀婴反而有利于人口的增加，因为由此对结婚就无须审慎考虑；另一方面，杀婴这一措施在想象中似乎轻而易举，然而出于作父母的天性，临时往往畏缩。有些地区绝对有窖健康，完全没有固定居民，只有一些异乡人暂时驻足，因此其人数须不断补充。例如，意大利的某些最不合卫生的地区，情况就是这样。一些大工业的城市，即使其地的气候极其适宜，情况也属于这一类；除非在清洁卫生和空气流通方面格外注意并给以高明的技术处理。在新拓殖地域，如美洲的边远地区，土地辽阔，生活资料在不断增加，这就使任何防止性制约都没有必要，这时任何足风缩短寿命的原因就必然要妨碍到人口的增长。但是除这类例外，有害健康这一现象，与其说是足以减少实际居民人数，不如说是足以加速先后各代的相继死亡。瑞士有几处最合卫生条件的地区，其一年的死亡率每四十八个内还不到一个。荷兰有许多低湿地区，其死亡率为二十三对一强。但不可由此就轻率地认为前者人口的密度高于后者，或认为前者人口增植的速度高于后者。实际上情形适得其反。在上述瑞士的那些地区，其出生也同死亡一样的稀少，因此其地的人口不多而稳定。在荷兰的那些地区则出生略多于死亡，因此其地的人口既稠密而且在增长中。很明显，在既定的一年出生对总人口的比例下，人口的增殖率必然取决于一年死亡对总人口的比例，在既定的一年死亡对总人口的比例下，人口的增殖率必然取决于一年出生对总人口的比例；简短些说，人口增长的速度，在既定的平均寿命下必然取决于生殖力，在既定的生殖力下必然取决于平均寿命。如果两者都是已知的，就可据以计算增长率；如果只知其一，就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如果一年的出生要占到现有人数一个很大的部分，就可以由此推断，不是人口增长得非常迅速，就是积极性制约在起着有力的作用。否则，如果死亡率很低，就可以由此推断，不是人口在迅速增长，就是防止性制约在起着有力的作用。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长，但是防止性制约的力量比在美国的要大得多，结果美国人口的增长率比英国大约要高出一倍。再说，上述瑞士乡村中的平均寿命与英国的相同；但是在英国的防止性制约，与美国对照时固然显得非常有力，与瑞士某些地区对照时却软弱得多，结果一年的死亡率彼此相同，而瑞士的人口是稳定的，英国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

但是，一个国家内人民的平均寿命，尽管不足以作为其人口是稳定还是在增长中的一个确证，却是其人民生活是否繁荣的比较最可靠的证验，比立法者以前所依据的出生人数要可靠得多。不论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都不免具有足以直接或间接缩短寿命的倾向，但是其中有许多却具有足以提高生殖力的直接倾向。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特别长，超过任何其他人口同样稠密的地区的这一平均率，这是我们在气候、制度和习惯方面的一般优越的一个确证。

现在要进而讨论的是对人口增长的防止性制约。前已指出，这类制约因素是乱交和不结婚。

前一点似乎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无须详细讨论。据说这对某些南海岛的上层阶级的人口增长是发生了相当作用的，在西印度黑人的相当大的范围内，也同样发生着作用。但南海贵族的情况并不值得加以单独考虑。至于就西即度奴隶之间的情况说，其他形态的精神缺陷和物质缺陷还多得很，如果

单是将这一缺陷消除，也未必能促进其人口的增长。

但是，除去这类例外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妇女，其生殖力会因乱交而受到阻碍或降低，至于以卖淫为专业的那些不幸的人们，自当别论。这种人只是全世界人口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由于这部分人的无所生育而使人口受到的制约，尽可以置之度外。

现在剩下的唯一制约是不结婚。读者一定明白，这里使用“结婚”这个词时，指的并不是那种特有形式的永久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在基督教国家只是对这种关系才给以这个名义——而是多半会引起生育儿女那种情况下的男女同居。我们已经看到，所以不结婚，几乎完全是由于对缺乏我们总称之为财富中的某些事物的顾虑，换句话说，是由于抱着慎重态度。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尽管家道富足，教养儿女的费用不在话下，而依然抱独身主义。但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只能说是例外情况，即使这一类人彼此之间将这一行为着成常事，实际上是不常见的，并不值得注意。因此，于研究防止性制约时，尽可凰集中注意于慎重态度这一成因，从

而假定，足以直接缩短人类的寿命的不外是物质上的缺陷，足以抑制其生殖力的不外是对某类财富不足的顾虑，这决不会使我们陷入错误。

对某类财富不足的顾虑，固然基本上是人口增长的唯一防止性制约；但是很明显，对不同种类的某些物品缺乏的顾虑，对一切人们说来，所引起的作用会大有差别，即使所惟恐缺乏的是同样物品，对不同阶级的个人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惟恐缺乏的可能是谷物，也可能是丝绸，这两个方面的顾虑，对一切英国人说来，在心理上将引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惟恐缺乏的是肉类，对不同阶级的英国人，会在心理上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适应这里的目的，不妨将各项财富分为必需品、场面用品和奢侈品三大类，然后说明对分别属于各该类财富缺乏的顾虑所发生的不同影响。但是首先必须尽可能确切他说明我们所使用的必需品、场面用品和奢侈品这儿个词的意义；这些词自从精神科学最初受到注意以来就一直在使用，但很少注意到词义的正确与始终一贯。

读者一定明了，这些都是相关名词，将某一商品或服务说成是必需品、场面用品或奢侈品时，必然是联系到某个人而言的。

所谓必需品指的是，使某个人得以保持对于完成其日常工作说来所必不可少的健康和体力而必须使用的那些事物。

所谓场面用品指的是，某个人为了保持他在社会的现时地位而必须使用的那些事物。

某个人于此外所使用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所有他的那部分消费，对于他的健康和体力说来或是对于他在社会的现时地位的保持说来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都把它们叫作奢侈品。

很明显，同一事物，由不同国家的人民消费时，或者甚至由同一国家不同的个人消费时，可以是奢侈品或场面用品，也可以是必需品。

鞋子是英格兰一切居民的必需品。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没有人能离开这件东西，缺少了它健康就要受到损害。对苏格兰下层社会的人们说来它却是奢侈品；风俗使他们惯于赤着脚走路，并不威到不方便，也不咸到有损体面。一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苏格兰人如果上升到中层社会，对他说来，这件东西就成了场面用品。他穿上鞋子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一双脚，而是为了保持他在社会上的身分。那里上层社会的人们却从小就习惯于穿鞋；对这些人说来，跟

英格兰一切的人们一样，鞋子是必需品。在土耳其的上层社会，酒是奢侈品，烟草是场面用品。在欧洲则情形恰好相反。土耳其人的喝酒和欧洲人的抽烟，并不是符合而是违反卫生条件和社交礼貌的。但是酒在欧洲以及烟在土耳其是敬客的必备之物，如果掉个头，在这个国家用那一样、在那个国家用这一样来敬客，那就不成体统了。

据说运煤工人、驳船工人以及伦敦某些其他体力劳动者，不借助于黑啤酒的刺激，就无法忍受其劳苦。如果确是这样，对这些人说来黑啤酒是必需品；对一切其他的人说来却是奢侈品。马车对时髦的妇女说来是场面用品，对医师说来是必需品，对小商人说来是奢侈品。

某一商品，究竟应当把它看作场面用品还是奢侈品，如果不说明地点、时间和使用者的身分，这个问题显然就无法答复。在英国，同一套服装，百年以前只是还过得去而已，现在看来却显得过于华丽了；然而现在由一位绅士置备的很平常的住宅和家具，在百年以前即使供贵族使用，也要觉得过于奢华。至于一种商品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必需品，共原因却比较地带有永久性和普遍性。这类原因部分取决于有关的那个个人从小所养成的习惯，部分取决于他的职业的性质，是轻工作还是重劳动，需要艰苦耐劳到什么程度，并且部分还须取决于他生活地区的气候。

这些原因内的头两个，已经用大家所熟知的鞋子和黑啤洒的事例说明。但主要原因是气候。取暖的燃料、避寒的密室和衣服，对一个拉伯兰人的生存说来是必要的；但是在热带地区，这些事物非但无用，而且有害。习惯和工作是变化得很慢的，气候是简直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因此，尽管场面用品和奢侈品在不断变化，而某一地区备阶层居民所必需的那类商品，大都经过几个世纪而一无变化。

不论哪一阶级，由于单是对奢侈品缺乏的顾虑而形成的制约力量，总是极其轻微。促使男女进行结合的动机——也许可以说是天性——是极其强烈的，单是由于对丧失与健康或社会地位无关的用品的顾虑，决不会发生多大的抑制作用。即使单是对于缺乏必需品的顾虑，也不足以使人口的增长显著地受到阻碍。我们已经看到，在比较未开化的国家，也只是在这些国家，缺乏必需品是常见的事，防止性制约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们未尝不觉察到这种危险，但是由于缺少远见和自制，使这类制约无法对他们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在文他高度发展的国家，任一个人或其尚待组织的家庭可能遭到实际贫困的那种危险，对男女结合的动机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是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国家里看来过于渺茫，不能由此构成普遍的行为准则。

较大的防止性制约是丧失场面用品的顾虑，也就是借助于在较长期的浊身生活中的积累、取得购买足以提高共社会地位的场面用品的手段的希望。一方面是恋爱与结婚，另方面是仔细打算，审慎从事；当一个英国人在这两者之间迟疑不决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全家的真正挨饿，他晓得，遇到了真正困难时，他有救贫法为保障。但是，无论他怎样地不存奢望，当他考虑到他的收入用以维持独身生活是足够的，结了婚之后，这一收入也许不足以保持他的社会地位这一层时，他总不能不感到忧虑；将来也许无法使他的子女受到他自己所享受的教育的利益；总之，他所担心的是他的身分会下降。进取心较强的人会延迟结婚；这不但是由于身分下降的顾虑，而且是出于一种希望，要想在无所牵累的情况下争取升腾。在这样的进程中，如愿以偿的希望往往会越来越渺茫，就这样一直蹉跎到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要实现大

概每个人会在他青年时代构成的那种幸福家庭计划的时间已经过去。

长期稳定的文明国家，所以不至于受到人口大大超过生活资料足量供应所引起的祸害，就是由于这种对不同于必需品的场面用品的欲求。古代朴素生活与近代奢侈生活的对比，是日常谈论中最常见的活题之一。安于贫困，不从此为耻，不爱虚荣，杜绝糜费，是一直为人们所赞扬的美德，别的美德，不管有多大价值，很少会比它受到更大的重视，一切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都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具有这种美德的。反过来说，铺张浪费是要受到谴责的，别的恶习，不管有多大毒害，很少会比它受到更普遍的指摘，每一代似乎都把这一恶习看成它自己的特征。

初看起来似乎可以肯定，不必要的消费既足以减少个人的财富，对国家的财富也必然具有同样的效应。分别地考虑时就会觉得很明显，非生产性的消费，不管它使消费者得到多大的满足，必然会使社会的富力受到在这一限度上的削弱。共同的赊积由此减少了这许多，消灭了这许多。一国的资本既然是由各个人的总储蓄组成，这就可以肯定，如果各人都罄其所有，尽力花费，则一国的全部资本将逐渐消耗，造成普遍穷困。但显得同样肯定的是，如果各个人的消费都仅仅以必需品为限，则造成的将是同样普遍、同样严重的穷困。

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的生殖力如果不受到抱慎重态度这一因素的抑制，那就必然会引起几乎是属于一切形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缺陷。在这样的假设情况下，社会的需要将以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衣食住三者为限，而且都将以最低劣的材料构成。现今在文明国家中从事于耕种的只是其人口的一部分。一般他说，国家的财富越是增加，这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在英国还不到三分之一，而且从事于这一劳动的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奢侈品生产者。实际上，以土豆供作粮食，要比谷物丰富五六倍，比肉类丰富二十倍以上；从爱尔兰下层民众的外貌和精力来判断，土豆也同样适宜于健康，肉类和谷物的代价既高于土豆，就不妨把前两者看作就这一限度说来的奢侈品。在与私有财产的存在相一致、与对财富的欲求相一致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也不能使耕种方式导向尽可能大的报酬的取得。目的是在于与农业的有利经营相一致的最大报酬的取得；但是于追求这一目的时，为了节约劳动或节约时间，产物的数量必然会经常受到牺牲。

如果除必需品之外别无所求，那末现在的土地分配和现在的分工就都将发生变化。各个家庭除各占一小块土地以便取得共所需的土豆和牛奶之外，就不会愿意占有更多的土地。即使这些家庭尽力从事于精耕细作，它们也应当还有余力从事于制造其自身所需要的简陋用具。这时全国人民都将成为农业人口。现在英国从事于农业的计 761，348 户，虽然他们的劳动距离从事于生产尽可能大的数量这一目标还远得很，但是在不依靠进口方面大量帮助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 2，745，336 户供应共所需的粮食。如果全国都从事于农业，并且于耕作中以追求产物的数量为唯一目标，则在通常气候下，英国的农产品所能供养的人数将不是一千五百万，大概至少是六千万；以欧洲而论，所能供养的人数将不是二亿，而是八亿。这时在欧洲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力量如果并不比在美国所见到的强大，则在五十年内，欧洲的人口就可以增加到八亿。在这里所假设的情况下，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那时防止性制约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理由预计会发生饥荒，结婚就不会由于抱慎重态度而受到阻碍，甚至也不会推迟，而早婚

的习惯将使放荡生活告一结束；那时一切习惯既然都是高度合乎卫生的，积极性制约将缩减到最低度。

到此为止，这一图景看起来似乎相当美满；它所显示的社会状态当然不是富裕的，不是优越的，但是足以养活为数极其众多的健康、甚至强壮的民众，他们享受着由早婚而来的种种幸福。但这一状态显然不能持久存在；实际上大概决不能延续到二百五十年。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的人口将达到三万亿以上；整个地球上可以容许这么许多的人口生存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人口的增长迟早必须加以制约。我们已经看到，慎重态度是唯一与缺陷或穷困无关的制约。但是，促使男女实行婚嫁的情欲是非常炽烈的，各个人对于他自己优良的操行和远大的前途又是信心极强的，这就往往会遭遇到种种缺陷——不管是什么样的缺陷；慎重态度这一制约力量，就是由于对可能发生这类缺陷的顾虑而来的。如果缺陷是在于丧失奢侈品，那是可以不介意的；即使是丧失场面用品，也还是受得了的。但是在这里的假设情况下，慎重态度这一制约力量的形成，只是由于对必需品缺乏的顾虑；而必需品的缺乏，在许多实际发生的事例中，将造成在形态上最可怕的积极性制约。所以会发生必需品缺乏这一缺陷，不但可能是由于一切人们——那些急于结婚的人当然不在例外——都容易犯的对前途估计的错误，而且可能是由于不是凭个人的慎重态度所能提防的意外事故。一次的歉收是可以预防的，一连几次的凶年（这样的情况的确会发生），就会使这里的假设情况下的民众陷于绝对的饥荒。如果连续的歉收发生于平时很着重于奢侈品消费的国家，那末暂时牺牲这类消费，情势就可以得到缓和。平时供酿酒厂作原料的谷物就是一项貯积，随时可用以接济急需；平时用以饲养家畜但也可以供作人类食用的粮食，情形也是这样。此外，原来是要向国外购人奢侈品和奢隆品的原料的，现在可以改购必需品；例如，原来是要输入葡萄酒的，现在可以输入谷物。

有些人也许会说，实际上也的确说过，现在地球上人口盼分布既不平衡，各地的施耕情况也参差不一，因此，一切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尽可以实行移民，这件事既轻而易举，而且可以开辟广大资源，这就可以使一切对人口增长的由慎重态度形成的制约没有存在的必要。

很明显，使用于法兰德斯（Flanders）和苏格兰低地区的最优等土地的资本和技术，如果能应用到可以供人类居住的全世界各地，那么能够供养的人口也许比现在要大十倍、百倍、甚至五百倍，这些人所享有的给养也许跟现在为数据说约计十亿的全世界人口所享有的不相上下，也许还要好得多。在几个世纪、或者不如说是好几百个世纪以后，这种美妙的幻想可能——我们且不说未必可能——会成为事实。但是一切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被其他文明国家包围着的文明国家或大国，会敢于依靠移民这一手段作为对人口的永久制约或适当制约。为什么说“没有一个被其他文明国家包围着的文明国家或大国”呢？这是因为我们晓得，在中亚细亚和欧洲北部的游牧部落以及某些小国如古希腊和腓尼基的一些城邦的过剩人口，前者经常以殖民为出路，后者经常以武装移民为出路；还有，出于欧洲血统的美国人有广阔的大陆为后盾，他们尽有漫无限制地加速其繁殖力的余地，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享受了几个世纪，看来还可以享受几个世纪。但是，在现在组织下的欧洲是不能学样的。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切陆地上的边疆都已经有了主人，为殖民地而进行侵占是不可能的，孤独的旅客要受到语言不同、法律不同、技术不同、

甚至宗教不同的种种障碍；如果舍此另谋，那就得航行到海外，费用既大而且距离遥远，到了目的地，或者是那里的一切还没有安定下来，因此一般说来不利于健康，或者是仍然同上述安定地区的情形一样，要碰到法律上、语言上、宗教上和技术上彼此扞格的种种障碍。这就使大规模和有计划的移民出境无法坚决进行。即使在同一统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如果语言不同或习惯不同或相隔很远，彼此之间也不能有多大帮助。奥地利的领土，含有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也同样含有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是伦巴迪

（Lombardy）平原的居民并没有移入匈牙利。如果有什么欧洲国家可以希望用移民出境来完全代替抱慎重态度这一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力量，那么可以抱有这种希望的，也许是英伦诸岛的人民。我们在每个半球上都拥有不见人烟的大陆，我们掌握着世界上空前巨大的海军，可以把我们运送到那些地区，我们也累积了空前巨大的资本，足以负担这方面的费用，我们的人民不但具有高度的进取心，而且特别富有在这方面的进取心。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就享有这些优点；差不多从都锋王朝的时代以来，我们就占有了在本土以外的广大区域，其范围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欧洲的领地。然而，在这一长时期间，就移民出境对我们人口所发生的影响来说，是多么轻微？我们过去送出的和现在送出的一批又一批的人，似乎立即被另一批人所替代。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此后也许还要建立许多；但是，设置了一个殖民地之后，其人口的增加，主要并不是由于来自其母国的为数比较少的移尺，而是由于人们的漫无约束的生殖力。

在本书的后一部分，我们对于妨碍移民的种种原因还要作出较详细的解释。国前要反复说明的只是，一切经验证明，就任何人口众多而文化相当高的广大地域如欧洲、中国或印度说来，移民并不足以抑制人口。因此，看来只有对结婚抱慎重态度和在消费方面要保持相当水平的习惯，才能持久防止生活资料受到人口增长的过大压力，以致不断招致积极性制约的痛苦。由于只有文明社会才存在着上述前一习惯，只有富裕社会才存在着上述后一习

惯；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一个国家在文化程度和富裕程度上日益进展时，积极性制约就势必为防止性制约所取代。如果这个说法是可靠的，那么，随着社会的逐步进展，人口过剩——说得明确些，也就是人口过多，以致不能获得必需品充分的、有规则的供应——的弊害势心逐渐缩减。财富增加以后，上一代的奢侈品就会成为下一代的场面用品。这时日益成为风气的，不仅是更求舒适、更求便利的爱好，还有得不到这类事物时的耻辱感觉。劳动生产力在多方面的增长，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有更多的舒适和便利。这既是越来越有利的演进，也显得是越来越自然的演进：更多的舒适和便利不仅应当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同时出现，还应当领先一步，在人口增加之前出现。

但是，我们虽然认为当文化逐步提高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是一个在减退中的弊害，却决不是否认在一切长期安定的国家中这一压力的普遍存在。实际上，除开其本身即殖民地所在、正在将古老国家的知识应用到空闲地区的那些国家之外，这一压力在其他一切国家都是不能免的。我们认为欧洲绝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如果人口比现有的少些，其地的人民就可以比现在富裕些；如果其人口的增长率能够降低，今后的生活就可以有所改善。不论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果不兼顾到提高财富生产和防止人口作相应增加的两个方面，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前者的实现有赖于立法机关，后者的实现则有赖于个人的审慎和远见。前者的实现必须依靠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而后者的实现则差不多须完全取决于下层民众。作为改进的一个手段，总的说来，后者比较有效。时后者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出把力，但也可以掉头不顾。但是就目前欧洲的舆论和商业及财政政策来说，坚持前者，也许可以取得较大的进展。忽视了任一个方面的政治家，只是考虑了问题的一个部分。但是无可否认，我们的看法并不是披接受了的意见；或者应当这样说，

我们的见解几乎同直接讨论人口问题的每一个作家——不管是属于这一派还是那一派——的说法都是对立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经济学家，在他著作中以讨论人口原理为专题的那个部分，总是站在两个对立派别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两派不但互相对立，而且跟这里所力图说明的论点也是对立的。一派认为，当人口增加时，必然会同时出现的不仅是生产力的绝对增长，还有生产力的相对增长；认为人口的密度是繁荣的起因，也是判断繁荣的标准；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如果都能摆脱一切对人口增长的自然制约和人为制约，以尽可能大的速度进行繁殖，即使一连经过许多世代，也庆不会威到任何威胁。”①

另一流派则认为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这里用倾向这个词来表示可能性或盖然性）；也就是说，无论生活资料的现在情况怎样，人口完全有可能赶上它，甚至还竭力要超过它，这种趋势所以会受到阻挡，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必然要引起的那些弊害和苦难。

我们在前面作出的分析对上述第一类作家已经提供了一个答复，这里不再重复。对于还有一类作家的意见，有必要加以比较详尽的讨论；这里准备先引录几段麦克库洛赫先生、穆勒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的话。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他所编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的一些富有意义的评注中，有一段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很值得注意。这一段的目的之一是要表明，美国的人口今后在一个很长期间，决不能按照如过去百年以来那样的速度继续增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预期的正确。我们所以选录下面这一段，并不是反对他关于美国的见解，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是他所提出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一般原则。

麦克库洛赫先生写道，“也许可以说，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农业科学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改进的效应，或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可能出现的进一步高产的谷物品种。但是很容易看出，这样的改革和变化即使完全实现，其效应也只是一时的，决不能影响到如下的一个原则的真实：归根到底，人类的增殖力必然要压倒生活资料的增长。假定由于某种出乎寻常的改进，在英国每年生产的粮食和生活必需的其他物品的数量，突然提高了一倍，结果一切阶级的人们的生活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精神上的制约就不必如以前那样地严格，结婚年龄也就可以提早；人口增长的原则受到了这样有力的刺激之后，在一个很短的期间，人口将再度增长到与生活资料处于同样的水平。这时由于在结婚方面人们的习惯上必然要引起的改变，由于人口正在增长到增加了的粮食供应的水平，就会引起人口过剩、死亡率提高的极大危险。因此，虽然不可能为技术进步设下任何一定的限制，可是很明显，即使粮食供应原来是丰富的，它也不能在任一个相当的长时期，不断地与人口作等比例的增长。劣等地需要资本和劳动的较大支出才能获得与优等地同样的供应，而在社会的进展中，必然要考虑到对劣等地的耕种——否则将发

① 斯克罗普（Scrope）：《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 年版，第 276 页。

生何种后果，这一点对每个人说来都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表明，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增加粮食供应的困难会越来越严重。”

穆勒先生的见解，见于他讨论工资的那个部分。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章第二节里说，“如果出于自然的趋势，资本（他用这个词来表示的是，劳动的工具、劳动借助于工具从事生产时所使用的原料和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高于人口，要保持人民的繁荣的生活状况，那就没有困难。否则，如果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本，那就会引起很大的困难。工资会不断地倾向于下降，使人民越来越贫穷，由此必然要发生的后果是困苦和堕落。贫穷和跟着发生的困苦扩大以后，死亡率就必然要提高。由于生活资料的缺乏，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儿女，其中只有一个部分可以抚养成人。人口增长不管是在什么比例下高于资本的增长，出生的人们将按照这个高出的比例死亡；结果，资本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将依然相等，工资将不再下降。在多数地区，人口增长确有超过资本实际增长的速度的倾向；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就是一个铁证。差不多在一切国家，其广大人民的生活总是贫穷和困苦的。假使资本增长的速度高于人口，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那时工资必然会提高；在高工资下，工人就可以摆脱供应不足的困苦。人类所以会普逼陷于这样的困苦状态，其原因只能是出于如下两个假设之一：或者是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本；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资本没有能按照其应有的增势增长得那样快。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穆勒先生研究的结果是否定了第二个假设，肯定了第一个假设，就是说，他认为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高于资本增长的速度。

马尔萨斯先生在他长期的和辉煌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在见解上似乎经过了很大的转变。在他那部杰作的第一版里，他把人口增长说成是广大人民长远幸福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即使在他著作的最后一版里，下面所引录的仍然不外于这个思想范畴。

“很少国家不是在不断地努力，使其人口增长超过其生活资料的增长，这种不断的努力会不断地使下层社会陷于贫困，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无法得到显著的长远的改进。在现在的社会状态下，造成这一现象的似乎是由于这样一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任一国家的生活资料可以与其人民的安乐生活之所需恰恰相等。由于对人口增长的不断努力——即使在最恶劣的社会中情形也是这样——使人数的增加走在生活资料增加的前面。因此，原来供应一千一百万人的粮食，现在必须分摊给一千一百五十万人。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更加恶化，其中许多人将陷于严重的贫困。劳动者人数由此也会超过市场中工作的需要，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而粮食的价格这时将趋于上升。因此，劳动者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赚得与以前相等的收入。在这样艰苦的期间，要养家活口困难极大，成家的念头受到了严重抑制，于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将降低。这个时候工价低贱，劳动者人数众多，并且有进一步勤奋工作的必要，这就鼓励了耕农，在他们的耕地上添雇人手，从事于开辟新地，在已有的耕地上进一步完善地改良土壤，改进施肥，直到生活资料对人口的比例，也许会终于达到与这里的设定期间开始时的这一比例相等的程度。这时劳动者的处境就又觉得比较从容，对人口的抑制就多少有所放松。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这种在人类幸福方面的起伏过程会反复重演。”以上一段见《人口原理》第一篇第二章。“根据人口原理，人口具有比粮食增加得快的倾向。

因此，使一国的国民增加到生活资料的十足限度是一个不变的倾向；所谓限度，这里指的是足以供养稳定的全国人口的粮食的最低数量。”以上见同上书第三篇第一章注释。

但是，当西尼尔先生向他提出在不存在干扰因素下、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多半会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一相反的论点时，他似乎推翻了——我们不说是他上面的说词，而是——从上面的说词所得出的推断。

马尔萨斯先生这样说：“关于您所反对的那个说法（人口增长有高于粮食增长的速度的趋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抑制人口的阻力不复存在，人口增势就随时会有超过粮食增势的倾向；并且，即使这类阻力足以防止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发生成胁，甚至足以使前者对后者保持较大的落后距离；然而，不管实际上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粮食，还是粮食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情形总是这样：除开处于有利环境的新殖民地外，人口总是在威胁着粮食，总是会随时发动攻势，使其增长速度超过粮食的实际增长速度。”

“我们完全同意，人类凭其理性与远见，天然赋有设法减轻因人口对粮食施加的压力而引起的祸害的能力。我们还进一步同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教育的推广和知识的普及，极有可能的是，这类祸害会大大减轻，劳动阶级的生活会有所改善。”①

经过这样解释之后的马尔萨斯先生的见解，是和穆勒先生及麦克库洛赫先生的见解对立的。他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人口对粮食施加的压力而引起的祸害会有所减轻”的说法是认可的；而麦克库洛赫先生的说法是，“归根到底，人类的增殖力必然要压倒生活资料的增长”，穆勒先生的说法是， “人口增长确有超过资本实际增长的速度的倾向，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就是一个铁证。”教长惠特力以其惯有的敏锐识力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说明其症结是在于用词上的含糊。

他写道：“有些人的看法是这样，认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有高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倾向，因此可以预计，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一代比一代加重（除非有新的特出的补救办法可以借助），从而使人类福利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尽管一切文明国家在财富的量上有了相应增长，而这个论调依然不变。所以会这样，也许主要是由于没有能看出‘倾向’这个词作为论证中媒辞的一个部分时意义的含糊。所谓会引起某一结果的‘倾向’，有时其含义是一种原因的存在，这种原因如果听任它发挥作用，不受阻挠，就会产生这一结果。按照这个意义，我们就的确可以说，地球，或者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运动的任何别的物体，会有突然逸出常轨的倾向；就是说，某一物体虽然为向心力所控制，但离心力仍然朝着离心的方向活动。我们还可以说，对人类说来所具有的较大倾向是跌倒在地上，而不是直立在地上；就是说，地心吸力和重心的位置是这样，人类假使不是靠了肌力的自发努力，则一阵微风就可从把他吹倒。因此还可以说，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这就是说，人类是具有这样一种倾向的，如果不加抑制，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但是，有时也可以把‘会引起某一结果的倾向’的含义看成是‘这样

一种事态的存在，由此可以预料会发生某一结果’。在上述论证的两个前提中，‘倾向’这个词就是在这两种意义下使用的。但是，按照后一意义，地球所具有的较大倾向是保持它的常轨，而不是逸出常轨，人类所具有的较大

① 西尼尔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的《附录》，第 61—82 页。

倾向是直立在地上，而不是跌倒在地上，并且（这是可以根据任一国家的比较开化和比较未开化时期的历史对照来证明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具有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倾向。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最近五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然而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却比五百年前要低得多——虽然还远远高于所可能想望的比率。”①

很明显，如果世界的现状跟有纪录以来最初的状况相比是相对地贫困，那就无可否认，人口的增长具有高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如果生活资料与人口持续地处于完全不变的比例，那就很明显，前者的增势与后者的增势相等。如果生活资料比人口增加得快得多，那就很明显，不但上述论点是错误的，而且跟它相反的论点是正确的，就是说，生活资料具有比人口增加得快的自然（用这个词来表示的意义是“多半会发生的”）倾向。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现在已经开化的国家的最初纪录中所显示的图景是怎样的；或者—

—实际上是一样的——可以看一看，一些野蛮国家的现在处境是怎样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习以为常的贫困和不时发生的饥荒；人口稀少。可是生活资料更加稀少。我们承认——事实上也无可否认——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其广大人民的生活是贫穷的、困苦的；然而，贫穷和困苦既然是从最初就已经存在的现象，那么关系到其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其财富增长的速度这一倾向时，从上述贫困的持续存在，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推论呢？如果能发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贫困程度低于在野蛮国家中普通有在的贫困程度，这就足以证明，在这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下，生活资料的增长具有超过人口增长的倾向。要晓得，每个文明国家所处的就是这种情况。即使是爱尔兰，那是极有可能要被用来作为说明这类事物的倾向的一个例子的，那里的人口稠密而生活贫困，但是那里的八百万人口在今天的困乏情况，跟它当初只含有若干家族的猎人和渔夫时代的生活状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在我们自己的早期历史中经常要遇到的是饥荒和由饥荒而来的疫病。现在，虽然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三四倍，这类灾害却不再听到。

美国是人口显著增加和不断增加的最明确的例子。那里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活动场所，人口尽可以无所顾忌地增长，可是，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赶不上生活资料的增势。最初的移民在整个殖民区域内陷于绝对的困乏，他们的后代跟穷困和苦难展开了长期的奋斗；但是人口每有一次增加，生活资料似乎就同时、甚至还领先一步有了更大的增加。如果我们承认在人类中存在着从未开化进展到开他的自然倾向，并且承认生活资料在开化状态下比在未开化状态下相对地更加充裕——事实上这两点都是无可否认的—— 那就必然可以断定，生活资料的增加，具有在比例上大于人口增加的自然倾向。

马尔萨斯先生在共早期发表的著作中，对于他自己的论点有时也许过于夸张，这在一种学理的发现者说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即使他犯了这个错误，也并不影响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就造幅人群这一点说来，使他可以和亚当·斯密并列而无愧。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苦乐主要取决于生活资料与人口两者的相对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些原因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以内，因此是可以加以调节的；那么，在不存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具有较高速度的倾向的不管是生活资料还是人口，就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

① 教长惠特力：《政治经济学演讲》，第 9 讲。

题。这就是马尔萨斯先生根据事实和推理得出的主要论点，这类论点与根深抵固的偏见相对立，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叫嚣和抗议，有多种多样的诡辩对它进行攻击：但是现在终于获得了多数的明白事理者的赞可，甚至那些对事理不加深究即信以为真的人，大多数也接受了这类论点。

至于足以促使生活资料与人口作相对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关于在这方面的作出解释，实在是政治学作家的职责，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作家的职责。这里只须提一提，知识、财产的安全、国内交换和国外交换的自由和获致权力与地位的机会均等是一些主要原因；这些原因既足以促进生活资料增长，并且由于提高了人民的品性，使他们得以在较低的速度下进行繁殖。反之，对交换和商业的限制使多数人不能享有上进机会的人为障碍，尤其是愚昧无知和人身与财产的不安全，是一些一般的原因，由此既足以降低劳动的生产力，而且会造成一种但顾眼前不计将来的野蛮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慎重态度这一制约力量就不复存在，生殖力总是在尽力争取超过生活资料的供应限度，这时抑制着人口增势的就只是贫困和堕落。这里所以使用一般原因这个词，是由于要将某些国家所特有的、需要加以单独考虑的那些原因除外——例如，在中国关于生育儿女的迷信愿望，在爱尔兰的以前足以造成大量自由世袭地领有农的政治动机，以及在英格兰某些地区的救贫法的施行，等等。但是，如果将这类个别事例除外，则一般说来，凡是足以败坏人民的品性或是降低人民的生产力的，都具有降低生活资料对人口的比例的倾向，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当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时，一般说来是治理失当的征兆，表明其间还有更加深固的弊病，而上述现象只是其后果之一。

关于穆勒先生和麦克库洛赫先生，我们尽管在前面引录了他们著作中的那几节，可是我们认为这里所谈的一些见解也就是他们两位的见解。我们认为两位杰出作家对于近五百年来欧洲居民的情况已逐渐有所改善这一点，都不会有所怀疑；并且也不会以为改善已经达到了顶点，或是以为其演进会有任何明确的限度。当他们谈到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时，所教导的学说跟我们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当他们专门讨论人口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些言词，我们却不敢贸然附和。当这样使用这些言词时，我们相信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致没有能看到，由此却会使别人发生误解。有些人对政治经济学只有肤浅的认识（这类人构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在我们看来无可否认，这类人就的确在这样表达方式的人口理论下发生了误解。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人口增长是具有比粮食增长得快的倾向的”，“是会使一国的人口完全赶上其生活资料供额的最高限度的”，他们就会由此得出结论：既然具有发生的倾向，这就势必要发生。由于人口增加也许要引起贫困，他们就以为必然会这样；由于生活资料的增加也许要被跟着发生的待供应的人数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他们就以为演进的结果必然会是这样。不幸的是，有许多人，由于疏懒，或利己观念，或一时的沮丧，会欣然接受这样的论点。一切改革方案所不免要引起的麻烦或花费，借此就可以安然避免。他们会这样说，“发动大规模的移民出境又何济于事，反正整个真空会立即被必然要增加的人口所填满。我们又何必要变更谷物法？即使粮食暂时比较充裕，不要多久，人口依然会与生活资料处于同一水平，我们依然会跟以前一样地困苦。”

还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头脑、遇事不求甚解的人，他们并没有对这类学说表示赞同的智力，然而却相信这是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获得公认的成

果之一。这类人将在荒谬观点下得来的论证应用到整个科学；他们并不深究推论的是否正确，也不愿意去检查一下使这类要不得的结论得以产生的那些前提。

我们认为这类误解流行得非常广泛，因此敢于耗费读者一些时间，作了这一冗长的讨论；这一讨论，也许有人要认为只是在用词上如何求其更加切当这一点上的争执，也许还有人要认为所力图证明的只是些不言而喻的事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