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工资率的近因

近因看来是很清楚的。各个劳动家庭在一年间所取得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必然取决于一年间直接或间接分派给劳动人民使用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对劳动家庭（在这一名词下包括所有依靠其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那些人）户数的比率；简短些说就是，必然取决于维持劳动者的基金限度对被维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率。

**与这一论点不相一致的七种不同见解的讨论。**这个论点似乎极其明

① 见西尼尔：《对外交通问题序言》（Prefaca，toForeignCommunica·tions ），第 238 页。

了，简直是不用解释的；如果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新科学，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以设定而不必再附说词。但是，必须向读者说明，这个论点与许多见解不相一致；这些见解，其中有的由于支持的人很多，有的由于是出于权威的主张，因此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第一种不同的见解。这个见解认为工资率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人数对资本量的比率。资本这个词曾在许多意义下被使用，因此难以用这个词来确切说明这个见解。但是就我们所知，关于这个词的种种定义，没有一个不包括许多不是劳动阶级所使用的事物；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些事物的增减就不会直接影响工资。如果这个国家所存的板玻璃明天有一半要毁坏，这个国家的资本将有所减少，但受到损失的只是拥有或希望拥有板玻璃的那些人，而劳动阶级并不包括在那些人之内。但是，如果次级板烟的现存量有一半被摧毁，则其直接后果是工资下降；用以估计这一下降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他所取得的货币工资虽然不变，但是所取得的板烟数量将减少；否则如果他不愿意减少板烟的消费，他对其他事物的消费势必比以前减少。还有，如果一个外国商人到这个国家来安家落户，带来了一船货物，内容是生丝、丝织品、花边和金钢钻，由此将使这个国家的资本有所增加，丝绸、花边和金钢钻的存量比前充裕，使用这些东西的人们的享受将比前有所增进，经假定为不是丝绸、花边或金钢钻的消费者的劳动者的享受，却不会由此直接有所增进，但也许会间接地或相应而生地有所增进。生丝经加工后可以再输出，换回供劳动者使用的商品，那个时候——也只是到了那个时候——工资将上升；但是促使工资上升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资本的以丝绸形式构成的最初增加，而是以劳动者使用商品的形式构成的经过替换的增加。

第二种不同见解。这个见解认为工资取决于劳动者人数对劳动者所属的那个社会的总收入的比率。就上节举示的例子说，当花边或金钢钻出现了新的供给时，使用花边或金钢钻的那些人的收入将增加，但工资并不是用来购买这类物品的，因此工资依然不变。实际上还有可能举出一些例子，表明即使社会中很大一个部分的成员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劳动者的工资仍然会在其人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有所下降。假定爱尔兰的主要贸易是为英格兰市场提供农产品，每两百亩由农民十户从事种植，所生产的，一半供作他们自己的生活资料，还有一半是谷物和其他可以出口的农作物，所需要的劳力彼此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格兰市场不是对谷物的需求有所增长，而是对家畜、家畜肉和羊毛的需求有所增长，这时对爱尔兰地主和农场主有利的是把耕地转变成牧场。这时每两百亩地不再需要十户的劳动，也许两户就够了，一户从事于种植两户所需的生活资料，还有一户则照管牛羊。于是地主和农场主的收入将增加，如果将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以购买爱尔兰的劳动，那就大家都可以沾到利益。但是，如果他们将所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以购买英格兰制造品，则很大一个部分的爱尔兰劳动者的服务将不再有需要；很大一个部分的土地，原来用以生产供他们使用的商品的，将用以生产供英格兰使用的商品，这时尽管地主和农场主的收入有所增加，用以维持爱尔兰劳动者的基金将下降。

不在当地（absenteeism）。第三种不同见解。这个流行颇广的见解认为，地主、公债持有人、受抵人和非生产性消费者的不在当地，不利于不输出农产品国家的劳动人民。

对输出农产品的国家说来，这样的“不在当地”也许会使工资降低。爱尔兰的一个地主，如果住在他自己的所有地，他必然需要某些人的服务，而这些人也必须往在那里，照顾他的日常需要。他必然要雇用仆役和园丁，也许还要雇用猎场的看守者。如果他要盖房子，就必然要雇用泥水工和木工；他的家具有些也许是进口的，但大部分必然是在他的附近地区制成；他的土地——或者说他的地租，实际也是一样——的一部分，其用途必然是为这些人供应在农、食、住各方面的所需，以及为从事于这类生产的人供应其所需。如果他迁居到英格兰，所有这类需要即将由英格兰人供给。原来用以供应爱尔兰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土地和资本，这时将用以生产出口到英格兰从供应英格兰劳动者所需的谷物和家畜。总之，供爱尔兰劳动者使用的商品总量将减少，供英格兰劳动者使用的将增加，结果是英格兰的工资将上升，爱尔兰的工资将下降。诚然，在地主的收入方面，不会发生同样广泛的影响。他如果住在爱尔兰，就必然要消费许多外来商品，必然要购买爱尔兰的气候和它的制造业所不能生产的茶、酒、糖以及其他东西，也必然要将谷物和家畜运到英格兰以抵偿他所购入的商品。还有，他如果住在爱尔兰，也许要把他的土地和地租的一部分用于别的、使劳动人民并不能由此获得利益的方面，如设置猎鹿园、游乐场、养马、养犬等等。他迁离之后，原来作为园囿的那些土地，就可以部分用以生产出口商品，部分用以生产种植者所需的生活资料；同样的场所，原来所饲养的马是供他自己使用的，现在则可以适应出口需要。前一类变更是有好处的，后一类变更也并没有害处。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由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路费低廉，他在爱尔兰雇用的那些人，一部分或者甚至全部，未尝不可以跟着他到英格兰：这样，两处的工资就都不会受到影响。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和受到维持的劳动者人数，在爱尔兰将同等地减少，在英格兰将同等地增加。

但是，关于爱尔兰业主的不在当地对爱尔兰劳动阶级所发生的假设效应作了这一切折减——并且是很大的折减之后，我们却不能同意麦克库洛赫先生认为这类效应并无重大意义的说法。我们不得不同意一般的见解，认为业主的回到当地，虽然不至于对英帝国的繁荣发生影响，但是整个说来，将直接有利于爱尔兰，虽然一般谈到这类有利作用时，未免过于夸张。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爱尔兰情况调查委员会上的一次有名的作证中（1825 年会议，第四次报告，第 814 页），被邀请作答，“假使爱尔兰的主要出口品是家畜，相当大的一个部分的地租就是用这个方式汇出的，那么这样获得的付租手段的方式，对贫民生活的改善说来，是不是没有广泛使用他们的劳动时所获得的付租手段的方式那样地有利？”回答说，“除非地主回到家乡时变更付租手段，否则不会因他的居处问题发生任何影响。”

委员会又问，“如果地主把迁居到英格兰之后要汇到那里的地租的一部分留在他的故乡使用，这是否有利于他故乡的居民？”“不，我看不出这对他的故乡会有丝毫利益。如果您在爱尔兰拥有某一价值的财富，那么您就得把它花在爱尔兰的商品上，花费时不是用这个方式就是用那个方式。家畜不是输出到英格兰就是留在本土。如果是输出的，地主就会由此获得等值的英格兰商品，否则他就会由此获得等值的爱尔兰商品。因此，不论处于哪一情况，地主的生活所依靠的总是家畜或家畜的价值；不管他住在爱尔兰还是英格兰，维持爱尔兰居民的生活的，显然总是完全同样数量的商品。”

这一论证假定，地主住在爱尔兰时，他个人是吞吃了他土地上所饲养的

一切家畜的；因为，否则就不可能认为无论家畜是留在爱尔兰还是输出到英格兰，爱尔兰居民所赖以生存的总是完全同样数量的商品。

如果某一国家是不输出农产品的，则“不在当地”的后果将完全不同。那些其收入来源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们，除非将他的收入预先在本国花费，否则就不可能在国外花费。

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一个地主居住在他的本土时，用他的土地、也就是地租的一部分来维持为他提供必须在消费当地获得的那些商品和服务的人的生活。如果他迁居到伦敦，他所需要的将是伦敦人的服务，原来用以维持居住在莱斯特的劳动者生活的农产品和资本将被运出，以维持居住在伦敦的劳动者的生活。劳动者也许将跟着迁移，莱斯特郡和伦敦的工资这就不会有什么变动；但是在这一点没有实现之前，工资在一个地区将上升，在另一个地区将下降。同时，由于一升一降会互相抵偿，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和受到维持的劳动者人数将依然不变，同样的工资数额将分配给同样那么多的劳动者；不过分配比例跟以前不完全相同。

如果这个地主迁居到巴黎，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分配。由于法国农产品价格比英国的低，并且由于两国之间的语言习惯不同，无法使这一国的劳动者转移到那一国，因此，不论是劳动者或是他土地上的产物，都不能跟着他外移。他必须雇用法国劳动者，必须把他土地的产物，也就是他的地租，转变成可以出口的形式，以便在国外取得这一收入。这里不妨假定，他将从货币的形式取得其地租。即使他这样做，对英国劳动者也无所损害，因为对他们说来，货币本身既不可以为衣，也不可以为食，只要供他们使用的仍然是同样数量的商品，他们就不会受到货币输出的影响。但是他不可能以货币形式取得其地租，除非他愿意受到些无所取偿的损失。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外汇率一般比较有利于伦敦；但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外汇率——除非一个拥有贵金属矿藏而另一个则没有——几乎从来不会和平价离开得那样远，以致足以抵偿从贵金属从这一国运到那一国时所需的费用。因此，由英国汇款到法国，必须采取运送制造品的形式，或者直接运到法国，或者运到和法国有商业关系的某一国家。怎样取得这些制造品呢？当然是用地主的地租来交换。他的那一份土地的产物现在得运到伯明翰、沙菲尔德、曼彻斯特或伦敦，用以维持从事于生产为他的利益而运送到国外销售的那些制造品的劳动者。一个不在本国的英国地主使用他的收入时，就好象是他依然留在本国，不过他所消费的没有别的，只是五金和棉花。他所购买的，不是园丁、仆役、家具商和成衣工这类人的服务，而是纺织工人和刃具工人的服务。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他的收入总是用于维持劳动者，不过劳动者的类型不同；因此，不论处于哪一情况，维持劳动者的整个基金和受到维持的劳动者人数依然不变，劳动者的工资也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实际上这项基金在数量上将略有增加，在质量上将略有改进。数量所以会增加，是由于以前用来作为园囿或用以养犬养马、繁殖野兔、野鸡的那些土地，现在却可以用来生产人们在衣食方面的所需。质量所以会改进，是由于制造品的生产增加以后，分工可以得到进一步贯彻，可以使用更多更好的机器，并且可以获得必然会由此引起的其他改进。

在我们看来，结果只有一个不利因素，即在外地主逃避了大部分的国内赋税。我们说逃避了大部分，这是因为，他既然是房产或地产的所有人，就负有收租时纳税的义务；对于制造品的原料，他也负担一部分的税；如果我

们对收入或出口品实行征税，他对国库岁入所不得不提供的，也许比住在本国时还要多些。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制度，征税的对象主要是供国内消费所生产的商品，因此，他所取得的收入大部分是未经折减的，结果是他所缴纳的税的大部分，所支持的并不是英国政府，而是法国或意大利政府。这一不利因素与上述有利因素也许可以大致相抵，因此，对于单是出口制造品的国家说来，它的非生产的成员居住在国外时，它既无所得，也无所失。

这里也许有必要向读者再提醒一下，我们从事于写作政治经济学时，所注意的只是财富和贫困。对于研究促进国家福利的原因的那些作家说来，决不容忽视“不在当地”的道义上的效应，但这却并不在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对此也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在这一问题上要获得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比经济效应的研究要困难得多。但是从某一方面看来，道义问题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里无须考虑到输出的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也无须考虑到不在当地的地主是居住在国外呢还是居住在本国的另一城市。如果认为有他在场是道义上有益的，那么所谓在场指的就必然是他居住在他的本上。他对本土的居民说来，当他不在场时，他居住在他本土以外的哪一处是无所谓的。亚当·斯密认为，他的在场是道义上有害的。他说，“当一位贵人居住在那里时，一般说来，会使那里的下级居民趋于放荡和贫困。一个大村庄里的居民在工业制造方面已经获得相当进步，可是有个大地主卜居在其地之后，人们就会变得懒散起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第三章。）象麦克库洛赫先生那样的忠实和明察，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是可以信得过的；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认为在苏格兰的情况是，凡是在外地主的田地，总是管理得最为妥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各个情况而定。依我们的看法，一般说来，大财主的在场，对其近邻会发生道义上的损害，而拥有中等财产的人们的在场则对其近邻在道义上有利。作为豪门望族的一切成员，总不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奢侈放纵的习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个坏榜样，更箱的是，这是引起种种愤懑不平的根源。客厅和马房会使邻近的士绅们妒羡，女管家的屋子和一般的仆役室会使下一级的人们感到不平。但是具有中人之产的人家，一年收入在五百镑到二千镑之间，其所处地位似乎最适宜于发扬道德上和智力上的优点，把这类优点传布给和他们相处的以及依赖他们的那些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遇到民间有争执时即从中排难解纷，见到游情不上进的即进行督促鼓励，对善行则加以表扬，对恶行则加以谴责——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改善当地风气的最有效方式。在我国差不多每一个教区，总存在着这一类代表人物，这些人既有相当财产，也有相当教育；他们感到不仅是出于礼俗上的要求，而且是无可推诿的责任，应当从事于上述的一些服务。我们应该把这一情况看成是我国的幸运。象这样成千上万的有教养的人家，散处在全国各地，各自成为其本地区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这是个极大的优点，只是由于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觉不到它的可贵。

可是，我们依然认为，即使是“不在当地”的道义上的效应也是被夸大了的。据说英国居住在国外的地主约计一万二千户；那些对这一现象不以为然的人们似乎浚有看到，他们即使返回本国，除开其中的不到一半、甚至还不到四分之一的部分以外，势必居住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而在这些地区，他们的感化力是白白浪费了的，也许连发挥作用的余地都没有。就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或得文郡的农民说来，他们的地主无论是住在伦敦或切尔

腾安（cheltenham）①或罗马，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即使是住在故乡的那些人，其中能够发挥有益的影响作用的究竟有多少？即使东家是有些美德的，但是在他手下的，你知道有多少为他猎取狐狸的、保育野禽野兽的、追随在左右靠他生活的那些人所作出的坏榜样，会抵消他们的主人所发挥的有益的影响作用而有余？再鲁莽没有的是，把那些能产生好结果也能产生坏结果的原因一概说成是好的。

关于经济上的后果，存在的误解更加普遍。不免要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如我们在上面向读者提出的那些论证，看来是极其明白的；然而，即使是觉得这些论证是无可皆议的那些人，也不大愿意接受，还有些人则认为其间所涉及的一些说词过于诡异而断然拒绝。

这也许主要是由于把问题中经济的部分和道义的部分混为一谈。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作家和读者没有能注意到，关于“不在当地”足以使社会中其余成员的道德水平降低、福利减少的那些最明确的证据，并不适用于其目的只是在于证明“不在当地”不会使这些成员的财富缩减的一些论证。

还有个说法，认为地主在场时则利益集中，损失分散，他不在场时则利益分散，损失集中；这也许是错误发生的主要根源。地主离开了他的本土时，我们可以明白指出，哪些商人和劳动者失去了主顾和职业；可是无法追究经常分布在无数行业中的主顾和职业的增加情况。他回到本土之后，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范围内一年花上这么两千镑或三千镑，这就会使那里的居民增加财富，从而使他们活跃起来。至于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或利兹（Leeds），尽管可以显然由此推断，会减少这么多的花费，但这却是我们所注意不到的。他村子里的居民会历历指出其利益或损失是由于什么缘由；由此而起的欣悦或怨恨，跟他们所感觉到的利害关系受到的影响程度对照，声响是高的。然而，当一年平均在四千万镑以上的出口数值增加或减少了二千镑或三千镑时，就没有一个制造商会有所感觉。即使他意识到这一增加或减少，他也不会把这一点归因于居住在约克郡或巴黎的某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些效应彰明较著，只有通过长期的、可是完全有根据的推理过程才能加以否定；这就没有人可以怀疑，这类效应，不论在有教育或没有教育的民众中，都会占压倒优势。

还有使许多人感到迷惑的一种想法是：因汇出在外地主的收入而将商品输出国外时，这类输出不会得到报偿；对国家说来，这就好象是对外国的献礼，甚至就同按期地把它扔在海里的情形一样。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必须想到，凡是被非生产地消费了的，根据这一措辞本身就可以看出，是被消灭了的，是不能获得任何报偿的。两个情况的相异之处只是这一点：驻在地主在国内完成这一消灭行动，在外地主则在国外完成这一消灭行动。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他总是向那些为了供应他的消费、为了他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进行生产的人购买服务。如果他住在本土，他会付出工资，叫人给他刷大衣、擦靴子或整理家具；所有这一切在一小时之后依然如旧。如果他住在国外，他对于运到国外的缝针或花布的生产就得付出同样的金额，而这些东西将同样被消费掉，同样不会对生产者有进一步的利益。事实是这样，这些东西售出之后所得的金额，将用来作为什给为他擦鞋子、拔酒瓶塞子的那些外国仆役的工资；如果他不住在国外，就由英国的仆役从事于

① 英国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个市镇，1716 年发现矿泉后成为游人常集之地。——译者

这类服务，从而取得工资。非生产性消费者的收入不论是怎样付出的，其性质总是一种献礼；至于消费者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享受这类服务，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懂得，一块饼不能同时既把它吃掉又把它留着；同样的道理，一块饼不能同时既把它卖给别人又把它留给自己。

此外，有些尖锐的理论家对这个问题似乎也陷入了错误，他们认为，借助于一种行业，将在外地主的收入汇到国外时，这类行业的利得大都比较低，

①而花费他的收入时则有利于他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人们。②要晓得，假若由

此会使某等人受到损失，那就很明显，损失的只是在外地主。他收到地租后，会立即用以购买制造品，为了他的利益而输出，从此作为汇出款项的手段。这就表明，这样花费地祖是有助于英国工厂主的买卖的；这样的买卖获利迅速，足以提高工资，从它吸收资本越来越多这一点看，也足以证明其利润丰厚。在外地主这样花费他的收入，就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非生产性消费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他取得收入，随即由于他支出这一收入而使英国获得工资和利润。至于他在款项的汇寄中或随后支付中的得失盈亏，跟这里的讨论并无任何关系；受到影响的只是他自己。如果他居住的地点选择得不适当，则由于汇款拖延时日或汇兑不利，或者是由于物品不精、服务拙劣而代价高昂，会使他受到损失。如果他地点选择得适当，则由于他收入所经历的中间营运，结果使他也许会比在国内所获得的还要多些，花费其收入时也许比在国内还觉得惬意些。但是所有这一切跟英国都毫无关系。

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正确见解的形成所以进展得很慢的最后原因，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中有势力人物的憎恶。如果告诉那些地主、年金领受者、受抵人和公债持有人，他们的驻留对国家有极大的重要意义，那是再没有比这个更加使他们得意的。如果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居住在布莱屯（Brighton），伦敦还是巴黎，对社会中其余的人们毫无关系，那是再没有比这个更加使他们觉得丢脸的。即使关于科学的问题，我们作出的判断，有许多也不免要受到我们愿望上的影响；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不容许多数知识分子相信上述地主等类人单是居住本国即对国家有很大利益的这种学说所存在的反感，就不会感到愕然。

我们对这一问题也许谈得过于繁琐；但是不进行分析，对广泛存在的错误就无法作有效的揭露。我们到处可以听到这类错误的见解，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抱着一般正确见解的那些人，也往往不能免于这类错误的看法。这也许可以说是无害的错误，但实际上没有一种错误是无害的；如果我们在习惯上存有过多的真正需要改变之处，那么，当我们对“不在当地”这一问题存有误解时。也许会忽视弊害的真正的和可以补救的原因。

机器。第四种不同见解。我们认为工资率取决于维持劳动者的基金限度对被维持的劳动者人数的比率，而这个见解则认为一般工资率会在两种情况下因机器的采用而降低。

采用机器后会产生这样效应的两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是，将原来用以生产供劳动者使用的商品的那类劳动，用来从事于机器的制造；第二种是，原来

① 参阅朗菲尔德（Longfield）教授：《论商业和在外地主》（LecturesonCommerceandAbscnteeism），第 6

页。

② 参阅凯雷（Carcy）：《工资论》（OnWages），第 46 页。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直到本书已经付印，部分已经浇版，才看到这部著作。

由劳动者消费的那类商品，现在被机器本身所消耗，并且，就这类商品说，它所消耗的多于它所生产的。

上述第一种情况是李嘉图先生在他论机器的那一章里提出的；但叙述繁琐，这里不准备征引原文，只摘录共内容，在措辞上略加变换。他假定有一个资本家，经营的是供劳动者使用商品的制造业务，简括些说就是经营工资品的制造业务。这个资本家原来的经营方式是这样，在每年开始时所投的资本相当于供给某一人数的劳动者——这里假定为二十六人——的工资品；他利用这项资本用二十个人来生产一年全部二十六个人所需的工资品，用六个人来生产他自己所需的商品。现在则改换了经营方式，他在一年间用十个人来生产的不是工资品而是一架机器，这在进行维修和进行操作的七个人的助力之下，一年可以生产十三个人所需的工资品，就是说，所生产的工资品除供给操作机器的七个人之外，还可以供给六个人。年终时，资本家所处的地位并无变动；他所拥有的是供十三个人所需的工资品，这是那另外十个人在一年间的劳动的产物，还有一架机器，这也是十个人在一年间的劳动的产物，因此价值相等。他的处境将继续不变。每年他的机器所生产的将是十三个人所需的工资品，其中七个人必须从事于机器的维修和操作，六个人则跟以前一样，可以为他的利益而进行生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制造机器的那一年，用以生产工资品的只是十个人而不是二十个人，结果所生产的工资品只供给十三个人的所需，而不是二十六个人的所需。因此，在那一年年终，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将减少，工资必然下降。这里极其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年产量减少是这一下降的唯一原因。二十个人所生产的是二十六个人所需的工资品，而机器所生产的只是十三个人所需的工资品。一般人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在于，认为弊害不是起因于制造机器所需的费用这一真正原因，而是起因于这一机器的生产力。这个看法完全不对，而且事实正相反，这种生产力是机器的特有优点，足以抵消其制造费用这一弊害。如果机器所能生产的不是十三个人的工资品而是三十个人的工资品，则一经采用，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将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处于如下的情况，也将发生同样效应：机器可以免费取得；或者是，资本家制造机器所需要的费用不是出于他的资本，而是出于他的利润；或者是，制造机器时所需要的劳动，不是在一年间从工资品的生产中抽出十个人，而是在两年间从供他自己使用的商品的生产中抽出五个人。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从机器取得增益产物所体现的必然是维持劳动者的基金的增加；根据我们的基本命题，这时工资必然要上升。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上述可能存在的弊害列入机器理论，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决不应给以任何实际上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例子：由于无生机器的使用而使一年的总产量减少。部分由于制造机器的费用大都系由利润或地租项下支付，部分由于机器的生产力超过其制造费，因此使用机器的结果必然是生产的巨大增长。这个国家在采用多轴纺纱机之前，一年的原棉消耗量不过一百二十万磅，现在则达二亿四千万磅。在印刷机未经发明之前，任一时期所存在的书本，大概还及不到现在一天印出之数。因此，李嘉图先生关于使用机器的结果往往会减低一国总产品的数量的推断（《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 474 页），就这一推断取决于他所假设的事例——其内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而论，是错误的。

第二种情况是这样：原来由劳动者消费的那类商品，现在被机器本身所消耗，并且所消耗的多于它所生产的。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只适用于可以称之

为有生机器的负重用的牛马的情况。假定某一农场主雇用二十个人从事于生产这些人自己一年所需的生活资料，还有六个人则从事于生产该农场主所需的商品。如果假定五匹马所消耗的相等于八个人的消耗量，而能抵得上十个人的工作，农场主就值得用五匹马来代替八个人，这时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人数就可以从六个增加到八个。但是将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除去之后，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就从二十六个人的工资品减少到十八个人的工资品。无可否认，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由此也必然要引起苦痛。爱尔兰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在那里也由此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似乎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自然会发生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地主的身分，甚至其自身的安全，主要取决于其从属者人数的多寡。最能适应增加人数这一要求的方式是，将不用来作为他自己的庄园的那些土地划分成小块，备交由一个农户耕种，所生产的仅仅足够其所需。这样的佃户当然无力多缴地租；但是由于这些人多的是空闲时间，并且处于绝对从属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并且不得不在太平的时候充当地主的扈从，在对公和对私的战争中，投身在地主的旗帜之下。罗希尔（Lochiel）的凯麦隆（Cameron）一年所得地租不过五百镑，而他在 1745 年那一次反抗中所率领的八百个人，却都是从他自己的佃户中征集得来的。但是随着文化的进展，财富成为获得荣誉和权势的主要手段，地主就宁可多收地祖而不乐于拥有大量的随从者。要取得地租时所必须使用的那种方式，其所提供的不是产品的绝对最大产量，而是除去费用之后的最大产量。为了这个目的，面耕达五百亩的一片耕地，原来由五十户分种，所生产的仅足以供应这五十户自己的需要，绝少剩余；现在却必须把它转变成一个农场，使用十个农户和同样多的马匹的劳动，由此所生产的也许仅足以供应三十户的需要。幸好这种变更大都发生在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隔了不久之后，由于劳动者在勤奋和技术方面都有所增进，使除去费用之后的产量得以提高。这时维持劳动者的基金由于两个不同的来源而趋于增加——部分是由于在畜力的辅助下使人力的效率提高，部分是由于以畜力代替后解放了一部分人力的结果。这样变动的最后结果总是有利的；但一般说来，变动自身总不免耍引起一些弊害。

就这两种情况说来，一个所产生的只是暂时的效应，还有一个虽然表面上有发生效应的可能，但实际上决不会发生。很明显，除这两种情况之外，机器的使用只会造成两种后果，要末是提高一般工资率，耍未是工资率依然不变。

如果似机器所生产的商品并不是直接或间接供劳动者使用的，就不会由此使一般工资率发生变动。这里所以说一般工资率，因为由此也许会使某些行业的工资降低，但是另一些行业的工资率的对应提高必然足以相抵。我们在伯明翰看到，一个小小的螺旋，用以制造开塞钻，可以完成五十九个工人的工作；就是说，在这一工具的协助之下，一个人所制成的开塞钻，可以抵得上六十个人用旧有工具在同样时间所制成的。由于开塞钻的用途是有限的，因此需求未必会有那样显著的增长，足以使其生产力有了如上述的提高以后，原来从事于这一制造业的工人仍然可以全部继续就业。结果是，开塞钻制造业的某些工人必然耍失业，这个行业的工资率多份要下降。但是，维持劳动者的总基金和被维持的劳动者总人数将依然不变，这方面的下降必然有别方面的上升与之相抵，而所以会上升，从近因中就可以找到——我们只须想一想，开塞钻价格下跌，必然使开塞钻的每个购户留下可供购买劳动的

一项基金，其数还应当略大于他按原来的价格购入时所拥有的基金。

如果用机器所生产的是供劳动人民使用的任何商品，则一般工资率将上升。这时工资率不可能下降，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其理由上面已经说明。如果在操作上有了显著改进，而商品需求不能作对应增长，原来从事于这类商品的生产的劳动者，必然有一部分要失业，这个行业的工资将下降；这时维持劳动者的总基金既没有减少，这一行业中的下降，就必然有其他行业中的对应上升与之相抵。但是，在操作上获得改进的这一商品的产量增加以后，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将增加。因此，采用机器以后，以这一商品估计，一般工资率、也就是劳动人民所取得的商品量将增加，以其他商品估计则不增也不减。

上面所举关于开塞钻的制造，就机器发生的效应说来，是可以设想得到的最不利的一个例子，因为经假定，这种商品的消费是跟不上其生产力的增势的，结果从事于这一生产工作的工人总数将减少。但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商品生产力提高以后，通常的情况是其消费将增加，从而使就业工人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前面已经提到关于棉织业和印刷业使用机器的效应。纺纱机和印刷机发明以后，这两个行业所雇用的工人比前约增加十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晓得，这是通常情况——机器简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那些对这一问题没有因流俗的推断而抱有成见的人，也许可以从下面举示的一个证人本其自己的经验所作出的陈述而得到启发。因此，这里摘录了足以为我们的论据起支持作用的考威尔（Cowell）先生的一段证词以供参考；他为了完成作为工厂调查委员会的一个专员的任务，拟制了一个工资表，这里的引文录自他为该表所写的极有价值的序言。

“只要棉纺织业在继续发展，工人认为随着使用机器所获得的改进将使成年工人或童工的工资下降的那种忧惧心理，是没有根据的。我曾多次听到，他们认为此后工作势必加重，而工资将减少。工人的杂志《曼彻斯特和索尔福报》，简直没有一期不是翻来复去地这样说； 1834 年 1 月 11 日那一期

里有这样一句话：‘和 1804 年相比，现在纺纱工人的工作加重了一倍，而工资则降低了十分之一。’

“实际情况是这样： 1804 年，纺纱工人每纺成共细度为每磅二百束的棉纱一磅，得工资八先余六便士，所使用的为具有当时的一般生产力的纺棉机；所具有的究竟是怎样的生产力则未详。但是于 1829 年，工人使用具有三百十二磅纱的生产力的纺棉机纺成属于同样质量的棉纱时，所得的工资为每磅四先令一便土； 1832 年和现在，使用具有六百四十八磅纱的生产力的棉纺机纺成同样质量的棉纱时，其工资分别为二先会五便土和二先令八便士半。这里举示的是曼彻斯特的工资价格。

“据此，花费同样的时间，纺纱工人于 1829 年制成的纱是三百十二磅，

现在制成的是六百四十八磅。他于 1829 年所得的工资为每磅四先会一便士，现在所得的是每磅二先令五便士。三百十二磅按四先合一便士计，共为一千二百七十四先令；六百四十八磅按二先令五便士计，共为一千五百六十六先令。因此，以同样的工作时间，他现在的所得比 1829 年计增加二百九十二先

令。诚然，他现在的处境和 1829 年相比是‘做了较多的工作，取得较少的工资’；但是如果要证明的是‘工资比以前低’，这个说法就全然不对头。我要指出的是：现在的纺纱工人挣得一先令、一镑或一百镑所花的时间，比他

在十年前挣得一先令、一镑或一百镑所花的时间为少，在这一时间内所花的劳动则跟以前相等，或者还比前少些；他收入的这一增长是由于机器上的改进；这一改进越是向前发展，他的收入就越加提高，同时会使较多数的人不是得益于绝对数字上的提高，而是得益于比率上的提高（假定别无意外事故，因此棉纺织业在此后的三十年可以取得和过去三十年同样的进展）；在棉纺织业无数部门中任一部门的机器上的任何改进，因为会由此提高一切其他部门对劳动的实际需要，所以不但会提高发生改进的那个部门的工资率，而且会提高一切其他部门的工资率。我敢断言，迄今为止，棉纺织业任一部门中制棉机器的每一次改进所发生的效应，必然是使‘工人’（泛指每个部门中的每个人）就任何设定时间来说，能够取得多于没有发生这一改进时所能取得的货币净量。

“工人关于机器对劳动工资的真正效应存有误解，这是罢工的起因，由此使他们对共业主发生了深刻的不满情绪；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没有能找到机会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详细的揭发。

“工人应当明确认识到，机器方面的改进足以提高他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从个人说来以及从全体说来所获得的货币量；我们认为这一点极关重要。凡是对此表示怀疑的必须看到，这里是就我所选择的就纺纱工人说来的情况来证实这一点的；他们还得看到，这里所指出的改进既足以促进对新手的需求，而且会使这些新手的工资终于提高。此外他们还应当看到，由于改进的结果，会使市场中物品的价格降低，从而使消费量增加，因此，与棉纺织业有关的一切工作所需要的人手将增加，结果棉纺织业整个范围内的工资将比前有所增加。当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新机器的时候，当他们企图用缩短工作时间的方式来抵消因机器改进而引起的（想象中的）有害作用的时候，如果这里作出的一些分析足以使他们对这类行动观望不前，足以使他们对于‘为八小时工作和十二小时收入而罢工’的这类说词（这是他们最近得到的劝告）置之不理，那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棉纺织业中多数的工人是善意的、正派的、机敏的，并且是明白事理的；我相信，如果能将关于机器足以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率、足以使多数人得到这一收入率提高的好处的这类真正效应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胸中了了，那么，对于他们作为社会中的成员的行动说来，将起到莫大的有利作用。”《工厂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第 119 页。）

第五种不同见解。与上述误解密切相关，并且由于只看到暂时的和局部的方面而忽视永久的和普遍的方面，以及只注意到集中的弊病而觉察不到分散的利益这种同样的习性而造成的广泛存在的谬见是：认为外国货进口会降低一般工资率。事实上，开辟新市场和采用新机器的情况正相类似，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这是无须花建造费或维持费的一种机器。如果进口的外国货不是劳动人民所消费的，一般工资率就不受影响；如果是他们使用的，其工资以这类外国货估计就有所提高。如果将优惠好望角葡萄酒而排斥法国葡萄酒的法令废止，那就会有较多的劳动者从事于生产供应法国市场的商品，较少的劳动者从事于生产供应好望角市场的商品。因此，这一行业的工资也许会暂时下降，那一行业的工资也许会暂时提高。得盎的显然是喝酒的人，这些人以同样代价取得了数量较多或质量较好的酒。同样情况，如果将对法国丝绸所征收的所谓保护关税废除，从事于直接生产丝绸的劳动者将减少，从事于间接生产的劳动者将增多，所谓间接生产即从事于生产运销法国的棉布或金

属制品等等。这时最终得益的是穿绸的人。劳动人民既不需要丝绸也不需要葡萄酒；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一般工资率都将无所变动。但是，如果禁止我们以最有利条件取得糖和谷物的那些法令有了改变，那么以谷物和糖构成的那部分维持劳动者的基金将增加，以食品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这两者来估计的一般工资率将提高。

第六种不同见解。这一广泛流行的见解认为，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有利于劳动阶级，因为由此为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佩利（Paley）说

（这是同一谬见的另一表达方式）：“耕种优于畜牧，这不但是由于通过耕种所提供的粮食在维持生活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由于它提供了更多农民的就业机会。”生产较多的粮食肯定是个优点，但是需要较多的劳动有什么好处呢？假使这算是个优点，那么土地的肥沃就是个缺点。倘使需要的是就业，我们就应当把犁头扔掉，甚至把铁锹也扔掉。用指头来挖一鲁德的地比用工具来掘一亩地，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些认为由于非生产性消费提供了就业机会因而有其可取之处的人们必然浚有注意到，劳动阶级所需要的并不是就业，而是食料、燃料、衣服和住所，总之，是生活和享受上需用的物资。“就业”这个饲所概括的实际上只是辛苦、疲劳和冲风冒雨；有时用这个词所体现的意义是，忍受生活的艰苦来挣得生活。穷人怨天怨地，说他缺少工作。他尽可不必得到任何人的许可而称心如意地工作——倘使他喜欢将石块从山脚搬到山顶。但是，他所需要的是借此可以获得报酬的工作。假使能够不借助于工作而获得报酬，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辛苦、疲劳和冲风冒雨，其自身就是痛苦。为了取得某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和享受，难免要受到的这类痛苦越少越好；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和享受取得时越是轻松便利，劳动阶级——实际上是社会中一切阶级—— 的处境就越好。殖民地的繁荣是怎样促成的？不是由于生活资料昂贵，而是由于取得衣、食、住各方面的所需时的方便。我们要问，非生产性消费怎样会促进这种方便呢？维持大众生活的基金，怎么会由于被毁灭了共中的一部分而反而获得增加呢？如果上层阶级要恢复百年前的古风，在外套上绣满金线，他们尽可借此互相欣赏，自得其乐；但是，这对其下层阶级又有什么好处？这里讨论的这一理论会这样解答：下层阶级将由于被雇用来制造这些金线而获得利益。诚然，一件外套原来值五镑的，现在要值五十五镑。但是，这外加的五十镑这时的下落如何？我们总不能因为没有把这五十镑花费在金线外套上就说它是不存在的。如果每年收入一万镑的一个地主，将其收入作非生产性使用，他钱财的去路就不外是付给为他修饰住宅和庭园的那些人，以及为他提供家具、衣服、车马等等方面的需要的那些人。假定他现在放弃一切非生产性支出，所消费的只是以必需品为限，并且用他自己的劳动来取得这些必需品，那么首先发生的后果是，原来取得他一万镑支出的那些人将失去他这样一个雇主；这里的理论此外就看不出什么。可是，他对于常年继续收入的那一万镑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假定他将把这一万镑藏在箱子里，或埋在园子里。不管他作生产性或非生产性使用，他总得把这笔款子用出去。如果由他自己来使用——根据假定，这是要作生产性使用的——这就必然要扩大（而且还会逐年地继续扩大）供社会中共他人们使用的总基金。如果不是由他自己使用，那么，如同一个守财奴所做的那样，就必然要把它出借给别一个人，而那个人却必然要使用这笔借人款——不管是作生产性使用或非生产性使用。他也许会用来购买英国公债；那么，这笔钱在卖出公债的那个

人的手里怎么办呢？他也许会用来购买法国公债；那么这项价款将以什么方式流入巴黎呢？这我们已经看到，其方式是输出制造品。总之，在既定的方式下，无论何人，有了收入就必然要使用；使用在他自己身上的越少，留给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就越多。

**服务优于商品。**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最后第七种不同见解是李嘉图先生提出的，其内容如次：

“一个国家纯收入的支出方式对于劳动阶级也有极大利害关系，虽然在所有情形下纯收入都应该用来使那些有权享用它的人得到满足和享受。

“如果地主和资本家象古代贵族那样，把收入用来供养很多的侍从和仆役，而不以之购买华丽的衣服、昂贵的家具、车马或其他奢侈品，那么他所雇用的劳动就会多得多。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纯收入是相同的，总收入也是相同的，但纯收入将用在不同的商品上。如果我的收入是一万镑，那么无论这一万镑是用在华丽的衣服。昂贵的家具等等之上，还是用在同一价值的一定量衣着食物之上，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是差不多相等的。但如果收入用在第一类商品上，以后就不会再有劳动被雇用，因为我将享用我的家具和衣服，事情就到这里为止。但如果我把收入用在衣着食物之上，而我的希望是雇用仆役，那么我用这一万镑收入或用它购买的衣着食物所能雇用的所有人手都会增加原先的对于劳动者的需求，而这种增加只是因为我选择了这种花费我的收入的方式才产生的。劳动者都关心劳动的需求，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尽可能把奢侈品方面所用的收入转用于维持仆役。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从事战争时必须维持大量海陆军，这时所雇的人将比战争结束和常年战费支出停止时多得多。

“在战时，如果没有要我纳税五百镑来供养海陆军士兵，我可能用这部分收入未购买家具、衣服、书籍等等。但不论它被用在哪一方面，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量总是相同的。因为生产士兵的衣着食物和生产更富于奢侈性的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但在战时还需要更多人去当海陆军士兵。所以用收入而不用国家资本来维持的战争是有利于人口增殖的。

“战争终了后，当我的放入一部分又归于我，并将象以前一样被用来购买葡萄酒、家具或其他奢侈品时，以前由战争而产生并依靠这部分收入来维持的人口将成为过剩的人口。他们会影响其余的人口，并和人们竞争就业机会，因之就会使工资价值跌落，并使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①

李嘉图先生的理论认为对劳动阶级比较有利的是，让他们从事服务上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让他们侍立在椅子背后而不是制造椅子，让他们当海陆军士兵而不是当生产者。实际上很明显，如果把一个技工转变为一个侍应员或士兵，供劳动者使用的商品总量并不会由此有所增加。这里不是李嘉图先生的理论有误，就是我们的基本命题完全虚妄，两者必居其一。

李嘉图先生所以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似乎是由于他的一种看法：认为仆役和海军士兵的工资主要系用实物支付，而技工的工资则是用货币支付。他说得很对，如果一年收入一万镑的人用他的放入来购买供他自己使用的商品，则于购买之后，就不再留存维持劳动的基金，但是，如果用他的收入未购买供给仆役的商品，那么他于购买这类商品时，就有了可以维持某一人数的仆

① 《政治经济学及赋说原理》，第 475 页，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336—337 页。

役的新基金。因此，在他看来，在上述后一情况下，地主能够将他的收入使用两次，能够养活比以前多一倍的人。他没有想到，由地主自己来购买他的仆役的生活资料只是为他们代劳，而这件事由他们自己进行却会做得更好一些。他没有看到，地主为他的仆役在衣着食物上的花费，是从如果改以货币付给——由他们自己用以购买衣着食物——的那个货币数额内扣除的；如果地主将仆役生活费的全部价值用货币付给，这跟由地主代他们购买生活资料后交给他们用以交换其服务的假设情况相比，就他们的生活整个说来，会过得一样好。没有人会认为：假使这个国家的习俗同印度的一样，付给仆役的是由主人代办膳宿的工资，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就会减少；假使其习俗同半开化国家的一样，如李嘉图先生所暗示的，由主人豢养着一群仆役，在他家里为他制造我们惯于在商店里购买的那些商品，如华丽的衣服、家具等等，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就会增加。更加难以成立的是这样的见解：假使这类仆役所从事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当亲随或是在他们主人的门前站岗，在职务上经过这样一个变换，就可以促进对劳动者的需求，就可以有利于人口的增加。李嘉图先生认为，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应该将收入用于服务而不是用于

商品；我们非俱不能赞同这个说法，而且相信劳动者的利益所在，恰恰与此相反。首先，劳动者的收入如果由他们自己处理，一般总比由他们的主人代办时要处理得好些。作为一个仆役，如果所取自于他的主人的，能够全部以工资的形式取得，那么，即使他于取得之后全部花费了，他于花费时大概也可以获得较多的享受。其次，如果以收入用于服务，这类服务大都是一经被购买以后就被消耗了；如果以收入用于物品，则经第一个买主用过之后，往往还可以由别人加以利用。在这个国家，穷人们所穿的衣服，很多是他们的上级所穿旧的。在比较上等的村舍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家具，当初决不是为现在的所有人制造的。如果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近五十年来的风气所趋，偏重的是门客和侍从而不是耐用品，则现在有助于劳动阶级享受的物品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就决不会存在。第三，以收入用于物品，既有利于有形资本的形成，也有利于无形资本的形成，而用于服务时，情形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仆役的一些职务是很容易学会的，因此决不能把他叫做有技能的劳动者，他的积蓄也不会多，难以作有效的利用。技工所学习的却是一种行业，他的技术会与年俱进，他所熟悉的是机械操作和化学处理，在这些方面往往有无限的改进余地，从中有了一项发明就可以使创制者发财致富，由此产生的利益可以普及到全市甚至全国。勤恳的技工往往能够节省他收入中的一个很大部分，别作利用，从而获得巨大的、即时的利盆。他利用自己的储蓄，自备一些工具和原料，凭这点资本刻苦研究，小心翼翼地行动，就可以使其资本的每个部分充分发挥作用。我们这里有些最富裕、最光荣的家族的祖先（不是共远祖），以及一些最有价值的新事物的发现者，当初只是平常的机械工人。可是在这个国家，在现代，我们可曾见到过一个出身于仆役的人能够使自己成为富翁或对社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不论根据历史或根据观察都表明，凡是其支出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国家都不免陷于贫困，凡是共支出以购买物品为主的国家就会富裕起来。

李嘉图先生关于战争效应的理论错误得更加显著。上面所举关于他对仆役的见解的一些反对意见，这里也都可以适用。用以维持海陆军士兵的国民收入，即使是非生产性地消耗了的，至少也足以维持人数相同的仆役和技工；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用以维持技工的那个部分，却可以获得有利得多

的效果。对海陆军士兵的需求并不是如他所说的额外增出的需求；这只是一种替代性需求。而且国民收入如果不用于海陆军士兵，则共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要用于生产性消费的。为了战争，使有些劳动者所努力的只是在于将郊区变为要塞，将山区变为海军驻所；有些人则株守在军港，长年生活在海上，一直到衰老；有些人的职务却是在甲板上排排队，在堡垒上摆摆威风。如果没有这类使命，就可以使用这些人来逐年增加作为他们生活资料的来源的基金。战争对社会的每个阶级说来总是个祸根；但是，再没有比劳动者受害更大的。